达芬奇的三大预言（明朝领先世界的科技）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陶康远

一：露马脚的励志故事

身为一位强大到充满传说的美术巨匠，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一桩最令中国孩子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正是他“画鸡蛋”的故事。

在各类中国少儿读物里，“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才华横溢的少年达芬奇，却被老师监督着画鸡蛋，日复一日枯燥的画鸡蛋过程，一度叫小达芬奇难以忍受，却被他的老师当头棒喝：“画鸡蛋貌似是小事，但能磨练你的耐心，只有把每件小事做好，以后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恍然大悟的达芬奇，这才耐住了心性刻苦磨炼，终于取得了艺术创作的重大突破。

这则简单且充满寓意的“达芬奇传说”，不知影响和激励了多少中国孩子的童年，甚至在花样翻新的少儿图书里，更给加工出不同的版本。比如有一个版本里，就绘声绘色还原了“达芬奇画鸡蛋”的刻苦现场：“他（达芬奇）每天对着鸡蛋，一丝不苟地照着画。一年，两年，三年……达·芬奇画鸡蛋的草纸，已经堆得很高了。”

当然，这个刻苦励志的“达芬奇画鸡蛋”故事是否真的存在，争议也非常多。不过这“加工版”里“达芬奇画鸡蛋画的草纸堆老高”的桥段，却恰巧暴露了这则励志故事里，最大的一个马脚。

因为，倘若穿越到达芬奇生活的年代里，把“达芬奇画鸡蛋画到草纸堆老高”的事，随便告诉一位美术界人士，对方恐怕会当场气出一口老血：草纸堆老高？这败家啊！哪有这么多纸供他糟？

“达芬奇画鸡蛋”故事里，一桩当时很难解决的困难，就是此时欧洲落后的造纸业。

二：产量质量严重有限的欧洲造纸

少年达芬奇学画画的年代，对应的恰是中国明朝天顺至成化年间，这个时代，以西方学者的记录，正是欧洲造纸红红火火的年代。但细考究一下，这“红火”的欧洲造纸，其实还是刚上路阶段。

虽说在达芬奇出生二百年前，意大利人已经学会了来自中国的造纸术，结束了只能用昂贵羊皮纸的历史。但其中的工艺，依然相当原始：比起中国明代的造纸术来，欧洲造纸术流程一模一样，只是原材料从竹子变成了树皮，取浆用的竹篓也变成了铜丝网。但由于技术不精，他们造出的纸张往往面积小，不够光滑，达芬奇时代用的纸停留在“草纸”水平。

这样的“草纸”，当时非常厚，外观常是肤色，质地粗糙不说，而且就这种纸，当时还是稀罕物：只能造出31乘53英寸的草纸，要是造的再大点？基本就是一扯就破，根本没法用。

所以说，虽然比羊皮纸要便宜，但“草纸”在当时的欧洲，价格也同样不菲。以学者尼克尔《达芬奇传》里的记载，当时包括达芬奇在内的学画者，都要先在上漆的木制画板上用铁笔进行联系。反复打磨之后，才敢在草纸上画一张。要是“画鸡蛋画到草纸堆老高”？哪个老师瞧见，都要心疼的肉哆嗦。

何止是达芬奇生活的年代如此，一直到17世纪时，欧洲的造纸技术，都没解决这“造草纸”的难题。以至于18世纪时，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还猴急着给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写信，强烈要求他们留心学习中国的造纸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直到那时，还只有中国人。

而放在达芬奇生活年代里，达芬奇也只有生活在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才能完美解决这用纸难题：大明朝的造纸术，才可供得起达芬奇“画鸡蛋”的用纸。

三：领先世界的明朝造纸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中国造纸技术到清朝为止一直领先世界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是明朝，科举和艺术的繁荣不但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造纸行业大步前进。

其实，一直到明初的时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纸张在明代，其实也非常金贵：明太祖年间，京城国子监学生每年用过的课本纸张，都要回收上交到礼部。“远迈汉唐”的永乐年间，京城过年的鞭炮，也都要用旧纸制作，明朝天顺年间（达芬奇正童年），一个老太监从江西老家返回宫城，看到宫城里用纸糊墙，竟当场心疼的掉眼泪。

不过，就是在达芬奇涉足美术的青少年时代，即中国成化年间时，明朝的造纸业，终于开始了技术井喷：明朝的纸张，原料已经多样化，不像欧洲只能用麻布，而是有竹子树皮渔网各种廉价植物纤维材料。可以把把坚硬的竹子等植物纤维材料捣烂成浆糊；再用特制的竹篓将纸浆“一张张”取出，定型成大小不一的纸；最后通过自然晾干或火烤的方式去湿，成为一张张洁白的竹纸。

除了质地优良外，明朝的纸张种类也众多，既有精美的宣纸，还有各种高质量的加工纸，甚至纸还被大量应用于军事，制成有强大防护效果的“纸甲”。而且由于有了“纸药”技术，中国的工匠，更能轻松造出巨幅大纸，明清书画里那种65乘135的大纸，放在当时欧洲，根本不敢想。

当然最重要的进步，还是明朝的造纸规模生产，明朝中期时的造纸工厂，大多选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水力水锥等器具进行打浆，劳动效率突飞猛进。纸张产业也成了火热行业，不少农户在农闲时节会参与造纸。仅在江西铅山一地，就有3000多槽户造纸，每户帮工部不下二十人，至少有6万人从事此业。

如此一来，自成化年间（达芬奇青年时）起，明朝的纸张成本就不停降低。成化年间时的明朝年节鞭炮，就一律用新纸制作。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过年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民间纸张价格也更低，以《宛署杂记》统计：万历年间九两白银，就可以购买一万一千张连七纸，至于科举考试用的“抬连纸”，更是一匹麻布换两千张的价格。用纸，已是实实在在的民间消费。

所以说，倘若伟大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是个生在明朝中期的中国孩子，“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显然更靠谱。

也正是明朝这突飞猛进的造纸术，催生了明王朝越发红火的文化。对照一下明代文化史就可发现，明朝造纸产量激增的成化年间，也恰是明代民间美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而纸张更廉价的嘉靖万历年间，更是明王朝民间畅销小说大兴的年代，仅嘉靖年间四十年里，明朝的出版图书数量，就是之前明朝上百年的总和。

而到了接下来的万历年间时，明朝的民间畅销书产业，乃至书画艺术，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越发廉价的纸张成本，就像一支催化剂，催生了明代中后期丰富多彩的文化。

甚至，也就是在18世纪时，法国大臣杜尔果写信求助后，供职于清朝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将中国造纸术画成图画邮给法国政府，中国的造纸技术，这才在西方火热传播，催生了近代欧洲造纸工业的产生。这个时代，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红红火火，科技文明大踏步前进的年代，中国的造纸术，也同样起到了强大“助攻”效果。

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强大，首先来自文化传播技术的进步，中国造纸术的贡献，就是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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