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正义的三个标准 古代司法官的正义守则

奉职循理：古代司法官的正义守则

韩伟

韩伟

治法与治人孰先孰后，是几千年来聚讼不已的一个话题。有观点认为人更重要，“有治法无治人”，没有贤良的官吏，善法也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也有观点认为法更重要，只要有顾及天下人利益的“公法”，善治就能够实现。事实上，制度与人是优良法治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没有良善之法，法治就缺失了根基；没有坚守法治精神的人，法治同样没有保障。

何为“循吏”

早在春秋战国时，管仲就提出了“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之后，历经商鞅、申韩等法家人物不断承继、拓展，形成了“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壹刑壹赏”等法制思想，坚持法律应该得到严格划一的实施。基于从严执法、公正司法的趋向，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循吏”，他们是古代法制的遵奉者，更是中国优秀司法传统的践行人。

“循”一般被释为顺着、沿着，与国家法治结合，便是遵循法度，或者遵守教化。“循吏”一词最早出现在太史公《史记》中，他在《循吏列传》开宗明义，“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作为官吏，“奉职循理”，也就是奉公尽职依法办事，就能够治理好一方，可称为“循吏”。太史公举了“李离伏剑”的例子，他因为错判案件冤杀了人，就要依法抵命，尽管晋文公努力为他开脱，他仍然坚持“理有法：失刑而刑，失死则死”。也就是说，依照法律，冤杀了人就要受死刑，最终伏剑而死。李离的做法，看起来有些迂腐，但恰恰体现了“循吏”的精神，严格地遵循法度，不因私废法。

汉代以后，官方独尊儒术，儒家伦理价值观成为社会思想文化主流，记载历史的历代史书也不例外，其所谓“循吏”与酷吏之分，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提倡礼仪教化的、执法融入情理的，就被看作是“循吏”；强调国家法制的，特别是用法苛酷的，就被归入“酷吏”。客观而论，这种分类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但也不乏缺陷，也充满了对法家的偏见。情理法的结合，看起来温情脉脉，但过度的人情介入，特别是等级格局下的差序化考虑，反而成为要求规范、统一的法治的消极因素。尽量降低人情、身份的考量，回归法律规范本身，恰恰符合法治的要求。由此看，只要不是极端地推崇苛刑酷法，能够做到奉公守法，严格地执法或司法，都可以归入“循吏”。而正是这种“循吏”的传统，构建了古代中国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础，成为司法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的“循吏”名臣

后汉时的王焕，年少时“好侠”，尚气力，后来专心向学，习《尚书》，读律令，成了太守陈宠的“功曹”，辅助郡县政务。他遇到案件能依法而断，“不避豪右”。后来升任大司农、洛阳令，行宽猛相济之法，清理冤案积案，遇到疑难案件，仅依靠法令难以称平时，才辅之以情理，以平息众人的疑问，实现司法持平公正。

另外一位名吏董宣，担任洛阳令时，发生了湖阳公主的奴仆白日杀人的案件，该奴仆杀人之后，隐匿在公主家，负责缉捕的官吏虽然知道实情，但苦于没办法逮捕他。有一次，董宣获知该奴仆跟随公主出行，就藏匿在马车中，于是就在公主必经的夏门亭等候，当场拦截了公主的车驾，用钢刀画地，大声指斥公主教奴无方，纵奴犯罪，逼迫杀了人的奴仆下车，并就地格杀。湖阳公主盛怒，跑到宫里向皇帝陈诉告状，皇帝也认为董宣太过分，召董宣入宫，想要箠杀他。董宣叩头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受死。”皇帝问他有何话讲，董宣回答：“陛下现在是圣德中兴，却纵容奴仆杀害良民，这样怎么治理天下呢？臣不用您箠杀，请求自杀吧。”随即以头撞击门楹，鲜血顺着脸流下来。皇帝赶紧命左右阻止，并令他向公主磕头谢罪，董宣不从，被左右按着头，董宣两手撑着地，一直不肯低头。公主在一旁说：“文叔为平民时，藏匿死囚，捕吏不敢上门。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就不能行一令以显威严吗？”皇帝笑着说：“天子与平民不同啊！”最终还是赦免了董宣，并且赐钱三十万，以奖励他严于执法。

隋文帝时，刑部侍郎辛亶，有一次穿大红裤子上朝，自以为能使自己官运亨通。隋文帝看到后，认为这是“厌蛊”之术，下令要处斩刑。负责执法的赵绰说：“依照法律规定，这种行为不应当判处死刑，我不能执行您的诏令。”隋文帝听了非常生气，怒斥：“你怜惜辛亶，难道你就不怜惜自己么？”随即命令左仆射将赵绰拉出去斩杀。赵绰高声回答：“陛下宁可杀我，决不能杀辛亶。”赵绰被押到朝堂前面，剥去官服，准备执行死刑时，隋文帝又打发人问他：“辛亶这件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时，赵绰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也就是说我是一心一意严格执法，绝不吝惜个人的生命。隋文帝听了一甩袖子走进宫里，过了好一阵子，终于想通了，赵绰这是秉公执法，维护的是国家的法制，于是叫人释放了赵绰。第二天，隋文帝因赵绰严于执法专致嘉许，并且赏赐绢缎三百段作为勉励。

唐太宗时，很多人伪造资历，冒充名门来骗取官职。太宗下令让这些人自首，否则被查出后就要处以死刑。后来，真的查出一个伪造资历者，太宗要依令处死他。大理寺少卿戴胄不赞同，他说：“依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应该判处流刑。”太宗很生气，“你这是想遵守法律，而让我的命令失信于天下么？”戴胄回答说：“圣人的命令有时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颁布用于取信天下的，对伪造资历者的处罚，还是依照法律更好，这才是抛弃小忿，保存大信的做法。”太宗听完连连称是，肯定了戴胄执法严明。

明清以来，司法腐坏虽然不少，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循吏”仍然层出不穷。清代乾隆年间，山东按察使温承惠，上任之初就接审疑点重重的“徐文浩案”，该案系地方官“讳盗诬良”，造成失窃的事主四年牢狱，百万家资几乎耗尽，甚至连盗贼都鸣不平，尽数认罪。但由于牵涉地方一众官员，前按察使、现巡抚程国仁坚持己见，无视盗案事实，仍然要定徐文浩罪。温承惠据理力争，程国仁不为所动，一会儿要将温调离，一会儿又密谋陷害，最终以其不服差遣革职。温承惠临行时，仍不忘嘱咐意气相投的布政使岳龄安：“此案能办到今日，都是陵县知县赵毓驹的主意，我走之后，恐怕有人拿他泄愤。毓驹有八十老母在堂，须加意保全。”最终，此冤案在岳龄安、温承惠、文孚等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平反昭雪。温承惠等不计个人得失，坚持事实与法律，一心寻求公正，无疑是“循吏”的突出代表。

“循吏”精神内核是“依法而断”

古往今来的这些“循吏”，为何能舍生忘死一心执法，他们真的是因循守旧，迂腐不知变通吗？恐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法律非一家之法，而是天下之“公法”，天下应共守之，从君主、宰相，到公卿、官吏、庶民百姓，都要严格地奉行遵守法律。反过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以权压法，用权屈法，都不应该被容许，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的权威，实现天下大治。

法不仅是律令典籍或制度条文，它还与天理、公义的价值相连通，可以称之为是中国式的“法律自然主义”，《汉书》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天道成为立法，以及执行刑罚的依据，不仅是“则天立法”，更需要“顺天行罚”。法律执行不当，司法出现了冤抑，自然是与天道相违背，所以董宣、赵绰、温承惠们不计得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维护法律，不仅是固守了法律规范的本意，更是在天道的意义上，保障着公平和正义，践行了自己的价值理想，他们的事迹足以彪炳史册。由此，优秀的“循吏”精神，不是刻板地运用法律，也不是不当地以道德人情替代法律，而是坚守依法而断，努力回归法治公义的本意。

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制定的，反映了平等、自由和公正等社会的主流价值。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社会生活各方面步入了法制轨道。在此背景下，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更需要发扬“循吏”的优秀传统，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严格地依照既有法律，坚定地捍卫法治的原则。传承优秀的“循吏”传统，不是刻板教条地解释和运用法律，针对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司法者当然需要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一系列方法，但无论如何解释和适用，都必须以国家现行立法为依据，更好地寻求法体系内解释资源，而不是动辄诉诸人情、道德等法外因素，更不能因权力、利益而违背法治的根本原则。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内在价值，也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追求，而只有千千万万秉持法治原则、坚持依法而断的“循吏”，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公正，回应人民的期待。

（作者为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