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国历史冷知识(说郡望家族兴旺发达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

郡国历史冷知识(说郡望家族兴旺发达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1)

避开郡县制度不谈,“郡望”一词应出自唐代,但初见于《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卷十》中所录《贵溪丘氏族谱序》。很明显,其语言是南方汉语方言。所作《贵溪丘氏族谱序》的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琼山(现隶属海南省海口市,位于海南省北部、海口市中南部)人,被公认为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属于当今所谓的通才,在思想上被明孝宗御赐封为“理学名臣”, 在史学界则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虽然丘濬曾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做官经历主要在北方,但其成长的少年天才期却是在南方,他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初十,出生地即是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城湖路金花村),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赴京参加会试但不第,景泰五年(1454年)举进士及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参编《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其间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所作《贵溪丘氏族谱序》之贵溪属江西,是当时北方人南迁的主要聚居地,其中所用的“郡望”一词正是迁移到南方定居发展后的家族对北方故土、对自己家族的北方兴盛光大之地的崇尚之情。其序中特别就此兴旺显著作了说明:“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显融故也。然丘姓显者,多著于南朝齐梁之世,率出于两浙之间,则江南之丘有自来矣。宋人显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载其子寿迈,而不及寿隽。寿隽仕理宗朝,官至尚书。其知婺州时,尝援朱文公、张宣公例,请吕成公谥,盖亦崇尚道学者也。”不难看出,说郡望,重点在强调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而不只是强调所谓的名望。此后,“郡望”一词则成了泛指各家族的兴盛光大之地,因而扩展至南方。

郡国历史冷知识(说郡望家族兴旺发达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2)

我们何以说“郡望”出自南方?一是有前人论说为证:明人姚琛《丹铅总录·郡姓》中有一段话说:“虚高族望,起于江南。言今之百氏郡望,起于元魏胡虏之事,何足为据也。”其中肯定了“起于江南”而否定了“起于元魏胡虏之事”。二是有语言学上的证据。“郡望”一词体现在是南方汉语方言习惯,这就是组词规则与壮、黎等少数民族有相通的地方而区别于北方汉语方言,例如: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的后面、谓语也通常放在宾语的前面,公牛叫牛公、公鸡叫鸡公,“郡望”一词正符合此例。作为“郡”与“望”的合称,“郡”是名词,指行政区划;“望”是形容词,指名门望族;“望”亦可作动词,属南方语言中的谓语后置、宾语前置,如问是否进餐,通常用“饭吃了吗”,即是典型的谓语后置、宾语前置。在这个意义上的“望”,有如北方汉语方言中有“望月”之“望”,即发展至圆满。所以,“郡望”连用,根据南方汉语方言的后置式组词规则,可以置换为北方语言系统中的“望郡”,“望郡”的基本涵义是“地理位置重要的郡邑,有声望的郡邑”,说到萧氏,兰陵自然属于此例。“望”作为形容词时是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也就是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望”作为动词时表示在那个地方达到了兴盛,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在这两种意义中,动词意义的“望”是基础,形容词意义的“望”是结果。然而,这动词意义的“望”却一直被谱界忽视。仅在语言层面,这一点,从南方人保留北方中原古语如人称代词你是汝、他是伊、筷子是箸、蛋是卵、锅是鼎等即可看出,其实这些词都是隋唐遗音,都是隋唐语言的“活化石”,也都是迁移到南方之后的拳南方人的北方之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郡望”一词的本意绝不只是对门阀地位的肯定,而更关键的是对使自己家族得到兴盛之地的历史记忆,其背后正是为了激励后人的奋斗、上进。所以,从价值取向上看,崇尚门阀地位是守成思维,崇尚兴盛之郡是光大思维,正好是“光大门楣”、“光宗耀祖”之义。也就是说,动词意义的“望”优于、先于形容词意义的“望”。我们看到,一些郡望被认可,就在于其兴旺光大之意,像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这样的成就不仅使各该族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而且也使各该族以这种发展作为历史记忆,表现一种崇尚祖宗奋斗前进的光荣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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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郡望”一词正名,势在必然。然而,谱界不少人并不清楚此义,如有的直接说“堂号与郡望是不等同的,郡望是与他姓区分的,堂号则是支系间的区别”,如果是这样,如何理解不同姓氏有同一郡望,同一姓氏有不同郡望呢?或说“郡望”就是姓氏的起源之地,这已经有学者辩之,如襄汾贾振中先生即在《家谱知识讲座之七:郡望不是姓氏发源地》中特别强调。还有一种解释强调郡望即地望、郡姓,认为“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或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地望也就是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通常引用唐代柳芳《氏族论》中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如果我们以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所合称的“四姓”为据,对照现今各姓氏所强调的郡望,你就会发现其不一致的地方:王氏太原、谢氏陈留、袁氏汝南、萧氏兰陵、朱氏沛郡、张氏清河、顾氏武陵、陆氏吴郡、崔氏博陵、卢氏范阳、李氏陇西、郑氏荥阳、韦氏京兆、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河东、杨氏弘农、杜氏京兆、元氏河南、长孙氏济阳、宇文氏赵郡、于氏河内、陆氏吴郡、源氏西河、窦氏扶风,以此观之,“郡望”与某个地方的所谓著姓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要说有的姓氏有多个郡望甚至多至数十个郡望的情况(李、王、张等姓即有很多郡望)。但是,如果我们以“兴起之地”或“兴盛之地”考之,则各自所称的“郡望”则都有相应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门阀士族或地区望族承认的是结果、是现状;“郡望”强调的是过程及其成就,因而二者的定位是不同的。下面我们特别对有关门阀士族的说法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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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郡望”的基础仍然与门阀士族有关,但主要不是强调的门阀士族(以此为据强调的是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并以此自显高贵,虽然强调郡望时仍然有此意义在其中),对此,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一个时代界限的划分:“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隋唐而上”。“上”到何时呢?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郡望》中说是:“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合此则强调了“魏晋以来”“隋唐而上”。那唐以后呢?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则肯定说:“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由此可以看出,“郡望”一词恰好有与门阀士族相区别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强调家族旧有的门阀士族特性。按照现在的表述,即唐以前强调门阀士族等门第,而唐以后则强调“郡望”。这一点,恰好证明的是发展本位观: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说,唐代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族”,在一定程度上都强调的是发展中的过程性。这一点,宋朝编撰的《百家姓》,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都表明的是重当下发展状况。要之,“郡望”的在唐氏兴起的基础是强调现实发展而不是历史状况,后人强调的“郡望”也正在于强调这种发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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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洪恩|编辑:萧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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