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哪个国家足球最牛（到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

文丨地产三哥世上没有后悔药，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二战后哪个国家足球最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二战后哪个国家足球最牛

文丨地产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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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后悔药。

昨天中国男足鏖战90分钟，终于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和澳大利亚打成1:1，甚至还有机会取胜。很不容易。

但是从小组出线，几乎已经没有希望了。

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多少有点后悔。

“早点这么打，也不至于如此。”

1

小时候，看过很多次李默然主演的《甲午风云》，当邓世昌的致远舰撞向吉野号的时候，尽管知道结果怎样，总还是希望致远号能够撞到吉野。

长大了，稍微学了点历史，心想着：如果西太后没有挪用银子去修颐和园，那北洋舰队就有钱买炮弹了，有可能打赢。

再后来，又学了一点历史，知道了，无论如何，也打不赢。

中国足球，看起来就像一锅夹生饭。

外面看着熟了，里面是生的。

闻起来熟了，吃起来是生的。

夹生饭，从生活常识来说，是一开始水放少了，或者关键时刻缺了几把火。

从科学上讲，在淀粉糊化的过程中缺了火候，或者缺了水分。大米表层的淀粉已经糊化，但水分和温度未能充分进入大米内部，因此，才会夹生。

夹生饭口感不好。

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只是一个小帮厨，把饭煮成这样不是他的原因，但他是负责端饭上桌的，因此必然是替罪羊。

从足球职业化、市场化改革时间点来看，中国（1994年）和日本（1993年）基本上同时起步，现在的日本足球要甩中国足球很远。

最新男足国家队排名，日本第24，中国第75，亚洲第九。

根据国际足联最新数据，日本注册球员数量104万，中国注册球员71万。差别似乎不大。

但是，国家队成绩不行，足球基础更加孱弱。

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似乎也黯淡：

2019年，日本的高中联赛决赛有超过五万人到现场观看，同期中国U15决赛看台空无一人。

现在的十六家中超俱乐部中多数有房地产企业背景，在房地产业萧条的今天，有些球队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现在和未来几年中国足球的吸引力无疑大打折扣。

同步开始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日本两国足球怎么差距这么大？

是身体条件赶不上？

不是，日本和韩国都证明了东亚人可以和身体条件更好的欧美抗衡。

是金元足球惹的祸？

以恒大为代表，重金之下，中超曾经也球星、名教云集，恒大更是两夺取亚洲冠军。

日本J联赛也经历过这个阶段，90年代引入了一批世界级球星：

一开始没有大牌球星愿意来，只能花大价钱请来退役多年的济科，将要退役的莱因克尔，最当打的就是斯托伊科维奇。

1994年开始，日本J联赛引入了世界杯冠军巴西队的莱昂纳多、尤尔津霍和马津霍。莱昂纳多在日本一踢三年，最后还去了巴黎圣日耳曼、AC米兰这些世界强队。还有后来的邓加、贝贝托等著名球星。

后来执教阿森纳的温格，是带领法甲的摩纳哥夺冠之后，先去日本的名古屋当了一年教练。

归化球员与否？

现在中国国家队归化了球员。

日本足球归化过球员。20年多前，巴西籍的拉莫斯、吕比须、三都主都是日本国家队的主力。

今日的日本足球，已经把中国足球搞不好的以上三条理由全部否决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足球从国家队成绩到足球基础全面落后于日本呢？

我们今天总结，日本青训好，校园足球搞得好，足球基础好，所以职业联赛好、国家队成绩好。

笔者以为，这些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2

回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也是同时起步。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起点类似。

都是在西洋诸国的西学东渐、坚船利炮中被迫打开国门，“师夷长技以制夷”。

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曾经批评晚清的洋务运动：

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

（日圆上的福泽谕吉）

30年后，甲午一战，明治维新完胜洋务运动。

这中间又是什么原因呢？

选取一个和注册球员数量相似的维度，从开办企业数量的角度来看：

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后，原本幕府、各藩经营的船厂、铁厂、矿山等企业移交政府直接经营，这些新兴事业都以官营为基本原则，这是后来明治政府设立工部省的主要目的。

除官营企业外，政府还从民间筹集资金，设立了许多半官半民的企业。最典型的是1870年由三井组、小野组参加的航运公司，后来成为“邮政轮船公司”。

清朝的洋务运动中，江南造船局成立于1865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12月，洋务运动也经历了从官办官营、到民间资本入股、官督商办的过程。

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清廷洋务派总共兴办了大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大概5300万两银子。其中军事工业21个，投资3700多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每个投资170余万两。

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下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

中国平均每年4个，每个投资不及200万两。

在1868到1892年的明治维新中，日本总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资本达到2.89亿日元。

日本平均每年225个，每个投资1100万日元，折合白银700多万两。

开办企业数量、投资强度比较，明治维新完胜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期间，开办企业数量剧增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是1880年，明治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就开始转变政策。

在此之前，福泽谕吉在1877年撰写的《分权论》中说：

“你想要从事商业吗？如果不依靠政府，就难以获得生财的本钱。偶有要依靠政府者，但政府已独自先行一步。你想要开垦土地、开凿矿山吗？其结果都会如此。”

1880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公布官办官营的工厂转让概则，这标志着殖产政策民进国退的重大变化。

明治政府的理由是：“为奖励工业而创办的各厂，规模现已具备，业务已臻发达，是以政府拟将所管各厂，渐次改归民营。”

虽然政府称这些官办企业可以获利，然而后来的大藏卿（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在其他场合却承认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许多事业完全无利可图，非但不能成为国库财源，还导致其亏空。

第一批国退民进的工厂是非军事工业方面的。

1881年政府将在广岛和爱知设立的模范棉纺织厂分别售给了广岛县和筱田公司。品川玻璃厂在1885年出让给石村公司，新町纺织厂在1887年出让给三井，福冈丝厂在1883年出让给同一个公司，深川水泥厂在1883年租给了浅野公司，次年又直接卖给该公司。

随后，除继续控制兵工业外，政府还把一部分矿业和造船企业让给民营，有时政府出售这些模范工厂的价格低廉到了“荒谬”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也开始出现。

1885年前后，日本出现了一个创办企业的热潮。

在1884年到1890年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元，增长了14.1倍。

到1889年日本首部宪法颁布之前，政府已全部出售了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给民间。

日本由此在经济上脱离官督商办阶段，开始认可资本活动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

到此，表面的结论是：相比于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中，开办企业数量多，投资大，所以国力强。

但这就像现在的注册球员数量一样， 日本明治期间开办企业多、投资多也只是结果，不是原因。

3

1996年，日本足球制定百年计划，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50年再举办一次世界杯并获得冠军。

当时看起来像是笑话，现在看并不遥远。

2001年3月，日本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一项数量目标：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

20年过去了，日本已经拿下20个诺奖，原本被视作“吹牛”的计划，很快就能完成。

2021年4月28日，湖南城市学院李剑老师因为在课堂上评论了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有学生怒骂抵触、拍桌子骂娘，并在课后义正辞严地举报了该老师。

一百年前，这种学生，已经多次出现在去过日本留学的鲁迅先生的笔下。犹记得，先生的狂人日记最后一句：救救孩子。

一百年后，笔者站在甲午海战战败吞鸦片自杀的丁汝昌的墓前，秋末冬初在小镇野外，荒僻中有些悲凉。

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写过《劝学篇》，这句话是被总结出来的、清廷洋务派奉为圭臬的行事准则。他主张以“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西学为外学，西学应世事”的观点。

受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影响的福泽谕吉，也写过《劝学篇》，但中心思想截然不同，甚至相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还只是强分内外、标准混乱的名教说法而已。

世道如何维系？人心怎样凭借？

依靠“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吗？

第一，你有吗？第二，这是最高标准，不是最低要求。

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言必称集体，人性更真实。

因此，才会患得患失，想赢怕输。

因此，才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因此，才会盛产伪君子和真奴才。

因此，混好了你就是赵举人，混不好你就是孔乙己。至于阿Q们，从来都是“谁赢，他们帮谁”。

如此，火势旺了，有人就害怕了，害怕连同灶台和房子都被烧掉了，于是，釜底抽薪的同时，再扬汤止沸。

于是，一锅崭新的夹生饭诞生了。然后甩锅：“是他们把柴火烧得太猛了！”

夹生饭，又岂止中国足球？

夹生饭，口感差，但也能填肚子，总好过没得吃。

当作如是观。

这是笔者作为孔乙己以及阿Q传人的精神胜利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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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2、高桥龟吉：《明治大正产业发达史》

3、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