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家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艺术家花费巨大财力创作）
想象中公共艺术是个多方共赢的项目——艺术家获得名望，公众获得艺术，出资企业、机构或者政府获得地区的精神核心。实际上，可以达到这样效果的作品极少。艺术家们对公共这个词既渴望又恐惧——被更多人看到、买单的同时，也被更多人谩骂与诋毁，甚至消灭。
艺术和公众为什么不能达成共识？答案或许就在下面这四个故事里。
《巴尔扎克纪念碑》
1850-1939
罗丹博物馆的巴尔扎克雕像
1850年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去世，总部位于巴黎的文艺复兴社（你可以想象成巴黎作协）发出邀请，想为大文豪塑像。作协这个甲方有多难搞呢？巴尔扎克肖像需求发出去40年后，已经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罗丹才拿下此单。巴黎政府以及作协对这个雕像的期望值非常高：要有自豪感、要雄伟。罗丹花了6年多调研，在1897年才完成作品小样，展现了穿着睡衣的巴尔扎克在深夜沉思的一瞬间，是创造的一瞬间。
罗丹认为这个雕像是他一生的艺术巅峰，满足了他的美学理想。他将作品放到1898年的沙龙展出，等待来自巴黎文艺圈的赞美，结果真的引发了轰动。有批评家说这件雕塑是麻袋里裹了个癞蛤蟆，雕像没有纸、没有笔，连手都没有，怎么体现出来是大作家？作协拒绝接受这个订单，当时的作协主席还因此辞了职。他们让艺术家改稿。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巴尔扎克纪念碑
罗丹拒绝修改，退还了订金，写信给作协：“假如真理应该灭绝，那么后代就会把我的《巴尔扎克像》毁成碎块；若是真理不该死亡，那么我向你们预言，我的雕像终将立于不败之地。”可惜，当时没人懂他。
直到他去世20年后，罗丹博物馆再次争取到这个作品的执行，由阿列克西·鲁迪埃铸铁厂于1935年完成青铜雕像，之后进行政府审批。终于在1939年，罗丹创作的巴尔扎克像才被放置在巴黎市中心，此时巴尔扎克已经去世89年。罗丹的预言实现了。
如果罗丹当时不沉默，在雕塑公示之前有一定的预见性，先营造一波舆论，是不是作协的接受度会高一些呢？
《倾斜的弧》
1979-1981,1989拆除
理查德·塞拉《倾斜的弧》未被拆除前
罗丹的《巴尔扎克纪念碑》成功矗立在巴黎市中心这一年，美国的极简主义雕塑艺术家理查德·塞拉在旧金山出生了。他作品的艺术性与震撼程度，在艺术领域里，没有遭受过质疑，然而却败给了广场上的路人。
事情要从1979年他接到美国Art-in-Architecture项目委托说起。联邦政府希望在联邦广场放置一件公共雕塑，于是项目组邀请国家艺术基金会协助组建了“艺术家提名委员会”，专门为此广场推举艺术家。当时的塞拉已经在美术馆的展览中获得巨大成功，提名委员会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
联邦广场《倾斜的弧》秉承了他一贯的极简风格——长120米、高12米、重73吨的钢板横在联邦广场中，花费了17.5万美金，1981年7月完成安装。艺术家很满意，认为自己重塑了这个空间，来往的行人一定很感动。艺术家又想错了，来往的行人不仅没被它感动，还想动了它。
理查德·塞拉《倾斜的弧》未被拆除前
广场周边写字楼林立，大家经常要穿梭广场去办公、吃饭，120米的生锈钢墙突然立在那里，他们要绕路，还不好看。1984年，广场旁法院的首席法官写信给项目方，希望立即移出这件作品。然而定制的作品，还那么巨大，不会有第二个空间可以容纳它了。
关于移除作品的听证会上，形成了观点鲜明、极端的两派：联邦雇员和广场周边的居民，都认为这件作品难看且阻碍了他们对广场的使用，而艺术界的人士一致认为这是20世纪的重要作品。艺术界人士果然有前瞻性，只是《倾斜的弧》的重要性来自它的争议。多年之后，这件作品已经成为废铁，成为了公共艺术领域的重大事件。艺术家一直在谋求精神赔偿，毕竟事情闹成这样，并不是他的错，而是项目机制出了问题。
1989年《倾斜的弧》被拆除后
直到《倾斜的弧》被拆除，项目方都没搞清公众到底要什么。从艺术家到执行方显然都考虑了公众利益，但公众是谁？利益又是什么？显然，他们想的与实际不一样。
公共艺术毁掉政府财产、艺术家声誉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本来是助力双方的事情，不欢而散却成了常态。
公共性与艺术性真有那么大矛盾吗？有时候就像夫妻吵架，导火索被当成争吵的本质。
《凤凰》
2008-2010
徐冰《凤凰》在威尼斯展出时的夜景
公共艺术的矛盾在西方社会体现在了听证会中，但是在中国，这个矛盾往往会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为人津津乐道，比如徐冰的《凤凰》。
《凤凰》风光过一阵，代表中国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里被人仰望过，在美国马萨诸塞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时，被策展人命名《九死两生》，这个名字完美定义了这件国产公共艺术作品。
香港富豪李兆基的财团2008年要完工北京CBD的财富大厦，委托台湾睿芙奥艺术品公司为地产项目定制公共艺术作品，刚刚回国的徐冰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此时的徐冰刚刚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受到委托方热情相待。觉得公共艺术不好做的徐冰本来想拒绝，但在看过财富大厦的工地之后，想到在国外没有机会做这么大型的作品，于是认为可以做。他先提交了一组《鹤冲天》的方案，主题仙鹤“优雅长生”，代表中国楼市的上扬趋势，资方看过草图后，认为是“驾鹤西归”，仙鹤最终改为凤凰。
《凤凰》在室内展出
原计划是：用施工现场的建筑废料组合出的凤凰形象，飞翔在完工后金碧辉煌的现代都市中，这其中有对劳动价值的探讨，也有对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显现。计划施工两个月后挂到写字楼的大堂里。结果作品刚开始实施就陆续经历奥运停工、资金链断裂、经济危机，直至两年后才完成。
甲方退订作品时，徐冰心情很复杂，或许还有点放松，因为他实在接受不了甲方提出给《凤凰》身上贴水晶的需求。在项目方睿芙奥的努力下，台湾藏家林百里继续支持，“凤凰”才得以涅槃。但此时，《凤凰》这个艺术，已经不够公共了。
《凤凰》有了藏家，回到美术馆，众多艺术评论家为它写评论，媒体们纷纷报道。因为评论家写作过多，有的媒体还为这件作品做了专辑，评论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而公共已然缺失。
《郁金香花束》
2016-2019
杰夫·昆斯《郁金香花束》在巴黎东京宫的展出效果图，遭质疑后，转移到小皇宫附近展出
2015年11月13日，巴黎笼罩在恐怖袭击的阴影当中。美国驻法国大使打电话给杰夫·昆斯——美国当代最有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商业资源也不错。大使问他能不能捐一件作品给法国，拉拢下美法友谊。杰夫·昆斯爽快答应下来，毕竟法国几家奢侈品牌的老板都是他的客户。
当年11月，他便宣布向法国赠送一座公共雕塑，并希望这件雕塑可以放置在东京宫门前的广场上。宣布之后，几个奢侈品牌的赞助随之而来。杰夫·昆斯首先研究了红于巴黎的艺术家毕加索1958年所绘的《和平的花束》，截取这个画面的花束；又去研究了自由女神，截取了其中举着火炬的手，最后做成彩色的雕塑《郁金香花束》，特别正面地展现出美国和法国的精神，寓意是乐观与团结。
毕加索《和平的花束》， 平版画，1958
让杰夫·昆斯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么大腕、这么迎合和用心的作品，竟然遭到了法国文艺界的联合抵制。东京宫广场位于市政博物馆对面，在那可以清晰看到埃菲尔铁塔，法国文艺界众多知名人士认为这么重要的位置放一件艺术作品，难道不应该先进行招标吗？为什么不让放法国艺术家的作品？这个位置当然要体现法国精神，美国精神来掺和什么？口口声声为了安抚恐怖袭击带来的阴影，那问问受害者家属喜欢郁金香吗？这个东西高11.6米重35吨，挡住了大家看埃菲尔铁塔的视野，不闹心吗？为纪念恐怖袭击悲剧做的雕塑，不放在事发地点，放这么远的中心位置，杰夫·昆斯你不是别有用心吗？
《郁金香花束》最终在小皇宫附近落地展出
更让他们气愤的是，杰夫·昆斯自己只垫付了100多万美元，而法国政府和法国的几个品牌则承担了350万欧元的执行和安装费用。这还不算为了安装而加固东京宫地基的费用，以及因为安装工作造成关门产生的损失。
《郁金香花束》的落地终于被精于计算的法国艺术家们搞黄了。直到2018年秋天政府换届，新的市政厅最高文化官员克里斯托弗 · 吉拉德邀请杰夫·昆斯一起逛了巴黎小皇宫，问他郁金香礼物还送不送了，跟他讲人生：人悲伤的时候，需要简洁的音符，而不是大捧鲜花。好脾气的杰夫·昆斯立即答应下来，就像3年前答应美国大使一样。
当作品进入公共环境，那作品背后的利益隐喻也变得复杂起来。
当艺术离开了美术馆空间，来到公共领域，就不仅仅是艺术家展示思想、才华的媒介，作品与所在地的关联布成一张大网，政策、法律、城市规划、环境生态等等都在这个网中。消极的一面，他们都可以决定艺术的生死；积极的一面是，复杂生态加速了艺术的传播，也延长着它的生命。
艺术商业编辑部
文：岳岩
图片来源：罗丹博物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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