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帝国不按牌理出的报业大亨（报业出路:从转型到）

地点：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会议室（文科楼H6—201）

沙龙嘉宾：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吕尚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南都系总裁曹轲，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唐润华

沙龙主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辜晓进

记录整理：深大传播学院研二学生李婷菊 叶愉

沙龙现场

黄春平（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三位大腕，一位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都报系总裁曹轲，一位是中国著名媒体管理专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吕尚彬教授，一位是国家著名对外传播战略研究专家、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唐润华研究员。他们名气很大，也很忙，是辜老师的面子才请来的，机会难得。我们首先掌声感谢三位嘉宾。下面的沙龙由辜老师来主持。

黄春平在发言

辜晓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来自深圳报业集团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就中国报业转型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有幸请到三位专家：一个是纯学界的，吕老师在这个领域享有很高声誉；一个来自央媒研究机构，唐老师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问题的；另一个是纯业界的，曹总是南方系报业转型的操盘手，对此问题感同身受。当然还有我，我是脚跨业界和学界两头。我相信我们之间，能够在此话题上碰出些火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对三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辜晓进在主持

1、报业现状：已被逼上绝路

辜晓进：中国报业转型不仅仅是去年书记提出的一个要求，而是业界十多年的迫切呼唤。美国最先遭受报业衰退的打击，从2003到2013短短十年里，报业广告已经下降了接近2/3，但美国报纸的发行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当然这与报纸普遍提价，以及统计发行量的规则变化有关。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情况更糟，不仅广告大幅下降，发行量跌幅也大于美国，包括每千人拥有报纸数量长期领先的北欧五国。再看亚洲，虽然日本报纸的发行量仍然坚挺，但这10多年来报业广告也已腰斩。2013年世界报业协会的主席用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来比喻全球报业格局，认为东方国家的日子相对好过。现在东方也不好了，中国的情况就很令人担忧，报业广告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球目前大概只有印度仍保持较大幅度的正增长。

大家很清楚，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根本地改变了，传统报业的垄断地位彻底地坍塌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报纸别无选择，必须转型，以顺应民众获取信息的新方式、新渠道，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但对中国报业如何转型，目前有很多议论，分歧也很大。几位嘉宾觉得，现在中国报业的转型究竟处于什么状况？

曹轲：对于南方都市报来说，2015年广告情况不好。以前我们从业的人可能会侥幸地觉得，我们这家比较强，别人家不行。我们活下来了，别人死掉了。但这个行业的大势下，没有这样侥幸的可能性了。机关报是例外，它的影响力、发行和广告都保持比较稳定的趋势。至于都市类报纸，走在市场里，就应该生在市场，或者死在市场。都市类报纸得靠自己的努力拼搏，赢得一个未来，这是前提。但从现在南都的状况来看，靠现在这样的模式简单维持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它需要更多的内部改造。从外部来看，广告发行肯定是受到了影响。南都从今年十月十二日起，改版提价，零售提到了两元钱；改版之后，更加精致更加精准更加适合精英阅读。零碎的、在网上都看得见的动态消息确实越来越少，长文章越来越多。若每天都有十篇八篇能让大家愿意看慢慢看的东西，就算对得起这两块钱了。按前面讲的，就算不提价，报纸的发行量也难以增长。

曹轲在发言

所以目前的报业同行之间，个人觉得也不再存在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说得好听点的，就是一帮难兄难弟；说得不好呢，它的竞争市场应该是面对互联网整个生存环境，重新去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价值。而像腾讯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就在（深大）旁边，更加应该得到一个启示，新的信息获取或者生产力是一个价值链，或者按照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就是，价值链上，生态系统里，你要找到一环是你自己的。你要搭上这个车，把你自己嵌进这个生态链的某一环里面去，就可以生存下来，或者说生存得更好。你也不需要很痛苦地把自己一个中餐厨师非要转成一个西餐厨师，不用那么痛苦地转型。只要把专业的价值发挥好，在这样一个生态圈里，或者这个生态系统的价值链上，就一定具有它自己的价值。那时候，原来强调的专业生产也好，专业主义也好，价值就会凸显出来。现在确实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价值链没有成功搭建。原来是报纸自己的一个封闭系统，采编、广告、发行这样小的闭环不行，必须加入大的一环。

个人比较同意现在的新长板理论，我们把自己那一块板做到最长就行了，跟别的桶去拼接。没有必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桶一样，总是找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还是要把自己的一块长板做到极致。现在南都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强调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是分发渠道跟其他用户市场的对接。

不管有没有互联网，报业自己内部的品种确实是太多了，生下来容易，死掉很难。正常的商业企业包括网站，死掉的很多。但报纸为什么就这么难死掉呢？一个城市真的需要五张六张日报吗？即便没有互联网，报纸都嫌多。也许是地域管理的原因，都不愿意把自己裁掉。好多真正想活能活的报纸也活不好，想转型的报纸也没办法从容地转身，转得手忙脚乱。

唐润华：目前报业确实进入了一个衰退期，或者说报业的影响力和规模都在萎缩。报纸衰退期有其必然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容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和发行，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十来源于广告。广告的投放总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保持不变的量。在发展中国家像中国，每年的广告投放量大概占GDP的1%。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1%，大概在0.8%-1%之间。在发达国家像日本，会占到1.5%，美国则不到2%。原来在传统媒体兴盛的时候，报纸和广播电视就分这个固定的量。后来新媒体出现，移动互联网开始兴起，他们的主要收入也靠广告，包括最早的门户网站，以及后来出现的百度、谷歌这类大型互联网公司，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是靠广告。比如说原来的广告市场只有一百家在那里争，现在新媒体来了，两三百家公司都在争这占GDP1%或2%的广告额，那大家所占的市场份额肯定下降。谷歌现在一家公司的收入超过了美国所有纸媒的广告收入的总和。中国百度现在的广告收入也超过了央视。新媒体的很多优势是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所以新媒体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强，对广告的吸引力也自然会更强。现在看报纸的人少了，发行量下降，报纸广告自然跟着萎缩。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唐润华在发言

我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说过，没有退出机制，媒体融合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在传媒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必须要有一大批传统媒体死去，才能让活着的报纸活得更好。如果没有一批报纸死去的话，活着的报纸都会很艰难，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而为了谋生，什么办法都有。有的走“红道”——即政府“包养”；有的走“白道”——就是非常激烈的恶性竞争；还有的走“黑道”——如新闻欺诈、新闻敲诈。所以现在，就整个国家层面而言，要让那些值得生存的报纸生存得好一点，就必须让那些没太多意义的报纸死去。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中国，很多传统媒体都是事业单位，特别是党报。尽管后来出现了市场化运作的都市报，但现在反而是走市场化道路的都市报生存比较艰难，而那些不走市场化道路的党报日子过得比较好。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应该从党和政府的层面，鼓励报纸真正地参与市场竞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新闻的品质和影响力。

当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报肯定有它生成的必要。但目前的问题是，现在的党报系统过于强大，应该在规模上进行一定的压缩。而且党报系统不应该参与市场竞争，不能搞什么创收、经营，应直接由党的经费或者是财政给它补贴起来，然后把市场空间让给市场化的媒体去竞争。这样的话，就真的能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样，也许能让真正有价值的媒体能活得更好一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吕尚彬：作为一个高校的学者，并非对业界一点也不了解。除了做项目研究，与业界有非常亲密的接触之外，实际上有不同程度地介入业界，包括开展战略规划、包括对报业机构整体转型相关联的一些东西的操作。在最近若干年里，我将自己对报业的研究和探索概括为“贴地飞行”。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与报业操盘手的视角有一定的距离。基于“贴地飞行”、“贴地观察”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自己的观念里，对报业出路的认知，在2012年前后有一个变化：2012年之前，比较强调报业“转型”；2012之后，强调的更多是报业的“转世”，而不是转型。

吕尚彬在发言

为什么讲“转世”？在“转世”的视角下，传统报业在今天还有没有优势？如果有优势，它的优势有多少？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考虑到在这样一个传媒边界日益模糊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生态环境，再来反观和考虑传统报业的优势，如果有的话，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如有不少报业集团的人才去经营政务自媒体，去经营和企业机关相关联的自媒体，这是一个创业点。而有的人虽然编制还在报社，但是他在外边运营别的很不错的媒介平台。

第二，传统报业拥有本地化的资源优势。传统报业生根于一个区域的市场，比如说深圳报业集团下属的《深圳特区报》、《晶报》，这些报纸的员工都深耕细作了若干年。尽管这些人才资源在流失，但是所属报纸的本地化资源、政府资源还是存在的，或者说部分地存在。

第三，在内容生产方面，传统报业集团采编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也是存在的。其它的还有没有？难说。讨论到“传统报业的优势”这个话题，按照传统的思路，脑袋里蹦的第一个词就是“公信力”。但后来发现，这不见得。尽管现在经常谈论网络里面谣言很多，但是仔细查一下，传统媒体的虚假新闻难道少吗？这话是不好讲的。所以在传统报业“公信力”的优势这一点上，需要打一个问号。

仅仅依靠这一些可能存在的相对优势，报业在与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模式的产业博弈过程中，不可能渐进式“转型”，只能是激进式的“转世”。

2、调整的困惑：转型还是转世？

吕尚彬：今年四月份，我提出了一个“数字报纸2.0”的观点。仅仅从报业转型的角度来看，在2014年之前，包括业界所做的数字化转型，是在做以报纸为中心的内容、影响力的延伸，我概括为典型的数字报纸1.0，也就是以报纸为中心，“报纸 互联网”。一直到2014年初，大家的思维还是以传统的报纸为中心。大体从2014年开始，报业出路的探索，开始由以“报纸 互联网”的思路变更为“互联网 报纸”的思维。其中，有一些机构的探索较早一些。比如说，从2013年底开始，浙江日报开始“转世”，它将自己定位为“枢纽型互联网传媒集团”。这个变化非常大，是革命性的。而从2013、2014乃至到2015年，上海报业的整体思路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上海报业集团开始离开所谓“报纸中心”，现在强调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逻辑重组集团传媒资源。这里有一个趋势。尤其是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 ”变成了一个热词之后，以“互联网 报纸”的战略思维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我将其概括为“数字报纸2.0”，一种迥然不同与过去的数字报纸的新型业态正在形成。在“数字报纸2.0”这个框架里，强调报纸的转世再生，而不再是一般的转型。

在这个背景下，刚才唐老师说“包养”是红道，那走“红道”的报纸真不少。但是走“红道”的报纸和我们理解的真正的传媒是不是同一种类呢？这有待思考。那么转世之道是不是可以概括成为一种“蓝道”？转世的“蓝道”怎么走？实话说，会很困难。就如曹总刚说的非常悲壮的一句话，就是“生在市场，或者死在市场”。走这个“蓝道”再难走，也要走出去，但是怎么个走法呢？那必须是从转世的角度，整体迁移到互联网。不只是从内容、渠道、经营、管理、平台融入互联网，而是思维、操作系统全面融入互联网。

现在所谈的媒介融合的话题，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对媒介融合真正感兴趣的是BAT机构吗？不是！而是传统的报纸或者是传统的广播电视。那么媒介融合到底是用怎样的一种主轴进行融合？（辜晓进：其实我们是被融合。）

对，其实我们是被包围、被融合。陷入到了被动之后，再来寻找出路，仅此而已。被融合的话，也只能按照互联网逻辑、互联网思维的一些要求去做。实际上，浙报集团是这么干的。上海报业从今年五月份之后，他们的思路也有了重大调整。所谓的颠覆性破局，实际上肯定是整体迁移进入互联网。但是怎么整体迁移进入互联网呢？其实刚刚曹总也提到了，在互联网系统整个生态圈里找到可能保留原有报业基因、保留原有报业优势的一些东西，这样才叫整体迁移。

整体迁移到互联网，参与构建新型平台媒介，重新定义企业合作伙伴，构建新的经营模式，但首先是能够达到用户驱动发展。用户驱动，需要重新创建用户核岛。不管走的是哪一道，基本得先把互联网用户核岛建立起来。然而，互联网核岛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能不能建立起来呢？其实，有很多媒体有互联网恐惧症。在某种程度上，一提起互联网，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BAT。强大的BAT还会给传统报纸留下空间吗？今天传统媒体去和互联网机构合作的时候，至多是让BAT机构导流。比如说澎湃，一开始就让百度导流。其实所谓“导流”，它是想借用别人的互联网核岛。然而导流后，你做的产品是否能够把用户留下来？这是是否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东西。但非常遗憾，迄今很多的客户端，很难达到留住巨量用户这样一种状态。

倘若依靠自己重构互联网核岛，可行吗？自己建构互联网核岛，只要战略思路变过来，当然也是可行的，如《今日头条》。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一个新闻APP，一个客户端，但它并没那么简单。它对自身互联网用户核岛的重构是非常厉害的，它的生态圈中，至少它的核心价值支点是有了，现在正在做它的生态圈的扩展。尽管有不少机构去模仿今日头条，但忽略了《今日头条》最关键的东西。《今日头条》背后有不可学的一面，也有可学的一面。可学的一面在于它的市场创新，不可学的一面在于它已经占据了较大的市场，如再去克隆它，则会失败。今天的市场已经不再是按照行政的差序格局而去配置的资源和用户。《今日头条》的用户是全国的，再扩展可能是全球的。

所以说，转世之路的“蓝道”之一就是构建你的核岛，用户驱动。没有核岛的话，用户驱动是空的。另外我们今天谈论的更多的大数据新闻、大数据传播，数据之源会不会有呢？数据之源就是规模用户，就是互联网核岛。所以反过来说，你会发现浙报集团是很聪明的。它聪明在于2013年，把自己的核心定位调整之后，紧跟着它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线，并做大规模用户。通过收购好几个游戏公司和一些其他公司，把用户规模做大。

所以转世的“蓝道”之一肯定是通过互联网核岛做规模用户。今天的传统报业的出路，有人把它概括为“崩溃式调整”。我觉得“调整”是不够的。其实是崩溃式的重组，崩溃式的再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规模用户的问题。原来报纸的读者能转化更好，但转化不了，要通过其它方式，把用户的末梢转化。除此之外，传统媒体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产品层面的“人无我有”的突破点。找这个突破点肯定非常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今天做的很多新闻客户端APP，如界面、澎湃，并读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创新，但是同质化程度还是很高。同质化会导致日子很难过。

昨天Facebook说是主要以做即时新闻服务的方式准备进入中国，进入亚洲市场。但中国的防火墙做得很大很厚，这也给国内尤其是给一些内容生产能力很强的企业，带来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Facebook以“做即时新闻服务”为战略，它对我国的产品市场分析得很透，将中国人的传媒生活方式分析很到位。要讨论今天传媒规制的不足，那我个人觉得，把机构规制得很死，但并没有规制公民个体交互报道的东西。迄今为止，并没有规制UGC，或者是说对UGC不那么严苛。而互联网作为一个高维媒介，实际上既释放了机构的能量，也释放了个体的创造力。在整个互联网里面，机构和个人的节点地位是一样的。怎么样发挥个体节点的新闻服务能力，Facebook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为它的亚洲战略的基础。它有让我们可学的东西，但恰恰是体制不让它们进来。内容生产能力较强的媒体，为啥不可以“弯道超车”，在“即时新闻服务”等方面，寻求产品创新突破口呢？当然，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一种建议。

深大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尹连根等老师参与讨论

辜晓进：互联网最可怕的就是，它只要一开始竞争，范围就是全国性的。你的地方优势立即失去，不再有割据的前提。因此，当时腾讯建大粤网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报纸在本地这一块还是有点优势，但是互联网门户网站一旦嵌入本地市场，又跟本地合作，就很可怕了。这样一来，传统报纸就彻底没有活路。所以与其给别人吃，倒不如和吃人者合在一起，去吃其他人。这就是南都的思路，南都负责大粤网的朋友前年就告诉我，他们当年在这一块获得了四千万。

互联网的优势之一是用户生成模式（UGC）。不过UGC在中国传统媒体确实比较可怜，哪怕已经办了各种新媒体。深圳报业集团旗下几家报纸的网站，没有一个敢开BBS。因为一旦开BBS以后，它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24小时值班，一旦出了麻烦，它就要负责。刚才吕老师讲到facebook 想进来。去年一月，赫芬顿在达沃斯论坛上宣布说，《赫芬顿邮报》要设中文版，而且期望2014年底就能成型，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随后她又表示，只做lifestyle（生活方式）内容，不做新闻。现在看来，即便不做新闻，希望也是渺茫的。连《赫芬顿邮报》的生活版都难以进入中国，Facebook是更加进不来的，它必然会被严防死守。

吕老师讲的“转世”是个很重大的命题。2008年的时候，网景公司的老板安德鲁向《纽约时报》提出一个建议：要他们趁现金流还很多的时候，立刻停止生产纸媒，转为网络版报纸。他说当年英特尔公司就是下狠心舍去原来业务量很大的强势产品而研发生产CPU才转型壮大的。当时安德鲁这篇博客，遭到很多人跟帖批评，说让《纽约时报》放弃每年几亿美元的收入而转网，等同于将它置于死地。当今西方报业的转型，大致可以分成了三种路径：第一种是数字收费的形式，这是最传统的，就是把内容的价值在网络上变现；第二种像英国《每日邮报》、《卫报》那样，网络上完全免费，像门户网站那样等做大空间和流量之后寻找广告机会；第三种，就是数字优先。其实真正的数字优先，现在谁都不敢做。现在是《金融时报》在试行，把夜晚的编辑部都取消了，放弃动态新闻，所有内容都优先发布在网络。南都在数字优先这一块，也是比较大胆的。今年6月引起轰动的记者卧底替考深度报道，就优先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刊出了（曹轲：后来纸媒干脆就没登，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但如果是更彻底的数字优先，就像当年安德鲁建议的那样，就放弃纸媒直接转网，有点像吕老师说的转世。目前有些地方在尝试，如美国中部地区的个别日报就把大队人马转向网络，报纸成为网络的附属，改为每周只出版三期，这引起了很大争议。这里面确实要有一个过渡，不然你可能马上就活不成，马上就没饭吃，马上人就要解散。

3、内容生产:"中央厨房"与新闻再造

曹轲：现在谈报业转型，离不开互联网。就像吕老师刚刚讲的，互联网最开始被看做是工具，后来被当成是手段，现在又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绕过互联网来谈报业转型，确实是不现实的。但在互联网时代，报纸能不能活下来？

当年刚到南都，就被告知一个“佳话”：当年马化腾想把腾讯以80万卖给奥一网的前身深圳热线，但没有卖成。这话听起来，好像充满了得意和失落。报纸和互联网都在谈用户，但二者说的用户是一样的吗？二者说的内容是一样的吗？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转型，千万不要说成了转行。作为个体，得感谢互联网，感谢互联网时代。其实互联网有它自己的价值，而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互联网的受益者。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去获取知识，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去交流，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去创业，跟外界的联系会更广泛。从这个角度来说，报纸活与不活，只要时代在进步，每个人都在受益。

又回到吕老师说的，人才有价值，但并不一定是因为行业的存在才使人有价值。在这个传媒行业或者在新闻传播学院学到很多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持续响应变革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运用这些东西，去从政从商，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思维框架。吕老师提的传统报业本地化资源和内容生产的专业化，这个确实也不好说。虽说腾讯总部设在深圳，但也不是非要说和深圳的资源存在一定的本地化关系。

而整体转移到互联网，在转移的过程，成本是很高的。先不说把纸媒转成互联网的东西，就算纸媒从业者去拍音频视频，都会差得很远。甚至说，让他们去编一本杂志，都是另一个行业。这其中需要很高的转移成本，隔行如隔山。也正如辜教授所言，需要一个过程。

早几年说“转型”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危机感。之前一些探索都是虚的、造势的，或者叶公好龙式的坐而论道。我就很讨厌所谓“中央厨房”式的东西，它是单一的、层级化的东西，只是特别方便视察和宣传时拍照。一个人坐在中间，围了一圈一圈，像个总指挥一样。这哪是互联网的做法？（吕尚彬：我也特别反对中央厨房，昨天我给学生的讲座就预测，中央厨房在未来将被弱化。辜晓进：但这恰恰是目前报业转型中的一个着力点，不少人将它作为很大的东西来做。）新华社做中央厨房是有道理的，其他都没道理。

外省的同行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广东的媒体不和深圳的腾讯、中兴、华为合作。其实，这就说明大家说的就不是一个逻辑。即便大家都在谈互联网，都在谈用户，都在谈内容，刚刚吕老师还谈到了人才，虽然用的都是一个词，但是指的确实不是一个东西。

唐润华：中央厨房实质上是理想化的东西。在这个所谓的报业转型过程，存在着很多伪命题，甚至有的人认为转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坊间有一种说法：“转型是找死，不转型是等死”。个人对于报业转型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转型转世之后的报业还是不是报业？（吕尚彬：这涉及到一个核心的话题，对传媒到底怎么理解。）

我认为报业转世之后就是传媒业。报业是怎么来的呢？报业就是从纸开始的，它是以纸为载体的一种传媒形态。如果纸都不在了，还谈何报业？有人狡辩：纸不在，报还在，所以说报业不会死。但纸都不在了，报业还怎么可能在呢？纸不在了，你只能说新闻业还在，或者说传媒业还在，但不能说报业还在。所以报业转型，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解析为一个伪命题。如果报业的纸质载体不存在了，那只能叫做互联网新闻业或者互联网传播业。

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所有的报纸都需要转型吗？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把中国报业当成是一个整体。其实中国报业很复杂，有各种形态各种业态各种不同性质的报纸。对于一部分报纸或者报纸机构来说，必须死掉。而另外一部分报纸，它必须向互联网迁移。（曹轲：死掉算不算转世呢？）（众嘉宾笑）再有一部分报纸，仍然是可以以报纸的形态，以纸质媒体的形态生存下去。

相对于新媒体来说，报纸是有很多劣势的，比如说最致命的劣势就是，它周期长。再者是，报纸的容量有限，跟新媒体没法比。然而报纸、杂志对于一部分读者或者受众来说，是一个适合的阅读方式。有些年纪大的人喜欢看报纸，所以纸质媒体的形态是有一定的空间。虽然很多人说纸质的东西都过时了，但是还是有市场，只不过是空间比之前小了。就连线装书——最古老的书籍形态，还是会向图书馆供给。所以说未来的纸媒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只是空间被大大地挤压了而已。

那么哪些媒体，或者说哪些报纸可以生存下来呢？大体来说，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被非盈利性的组织包养的、主要为该组织的目标实现服务的。比如说党报、NGO组织、或一些宗教类的，不以盈利为目标而用于其他目的的报纸。这些报纸是有生存空间的，有其独特的价值。第二种，就是大品牌的报纸是可以生存下去的。比如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它品牌价值很高。第三种，就是有特色的或者是在某些领域里有特色的。目前中国日报里发行量最大的就是《参考消息》，它是黑白印刷的，是中国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报纸，也是目前新华社最赚钱的一个媒体。以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中国少年报，因为它面向学生这种特殊群体，各个学校都要订，但它非日报。以前美国最大发行量的杂志是《读者文摘》，其发行量曾经最高达到了一千二百万份。但自新媒体出来以后，它非常迅速地萎缩，并在早几年申请了破产。而如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一个叫做《退休人员》的杂志（辜晓进：美国退休工作者协会的会刊），发行量达到了两千万份。它面向特定人群和特定读者，本身有自己的特色。还有一种就是创新型的，它能够创造出自己独有的风格，一些比较锐意进取的能够产生注意力效应的报纸，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其他大多数特别平庸的报纸，应该只有死路一条。

曹轲：报纸的稿子直接放在网络、移动端也是有问题的，什么一键发布、多次生成，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坐在厨房中间瞎编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我以前还讲过一个八卦的段子，一个行业外朋友说他最佩服报人的是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每一个版到最后一行都是句号刚好就完了呢，你们水平太高了，文章刚好写到这个版的最后一行就完了。他其实也不知道他在嘲笑我们，因为我们在报上登的稿子一定是要考虑版面布局的，哪个做头条，怎么搭配，其实是被版面裁剪过了的。报纸产品不能单独拎出来变成PC端或者移动端的产品，这会有问题，等于说把面粉已经蒸成馒头了，现在想重新把它做成面包，要反解过来，味道就全变了，意思也全变了。所以我们这个生产方式跟流程整个就是报纸的，从一开始就是，你觉得报纸变成了电子版，就以为能转换，就以为是数字化了，这逻辑也是有问题的。（唐润华：除非各个产品有一个改写，记者只提供素材。）

已经死在前头了还怎么改写？比如说我们写到前十月广东经济发展，每个报纸都想打个独特的标题，找个独特的角度，我们老师肯定也是这样教学生的。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变成没有办法数据化的，没办法分析的。你不可能同比环比基本的点想不要就不要了，你今天换个标题，明天一高兴又缩短一点，另讲一个角度。这样是一个报纸的新闻，但是你如果连贯地看一年的同类新闻就没办法数据化。你都没有一个个可以连起来的点，连画出一条线的机会都没有，怎么数据化？

吕尚斌：我昨天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中央厨房这个话题，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按照原来大众传播的思路，把大众传播里面的传者中心，用一种所谓数字化的形式来处理了。但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也比较大，所以说中央厨房到底该强化还是弱化，如果从社会信息在线传播系统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显然，我们今天这个强化中央厨房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反省的。

辜晓进：所以我们也很关注，10多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培养“背囊记者”，根据全媒体的要求，把电脑、录音、摄像等设备都放进去，完成各种形态的新闻。当时国外有人还预测，10年后，不会全媒体的记者就像不会电脑一样，在业界是没人要的。现在好像不大体“背囊记者”了。新媒体的发展确实导致传统媒体不知所错，可能像曹总说的，逻辑上还没转换过来。

曹轲：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培训这些技能，只要有需求，我们这些学生谁学不会啊，那些新软件新程序都很好用，包括二十年前出国的人多，老人家为了和美国的小孩通话，国际长途又太贵，老人家一天就学会了上网视频聊天，怎么学不会呢，有需求就可以。而现在我们主要是找不到市场找不到用户，然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培训人家干什么？中央厨房那种培训也是，其实门槛很低的，所有人谈到中央厨房，都不如新华社的，也没有人敢像新华社那样做。

4、APP供过于求，同质现象堪忧

辜晓进：最近有一热议话题，就是APP泛滥。现在APP和移动端契合起来，成了一个似乎比较高大上的形态，大家都在做。去年开始，单个报纸做APP的增长有所放缓，报业集团做聚合类APP 的明显增加。单个报纸做APP，最早是《南方周末》，后来很多报纸做了，但大都没人看，成了鬼城。去年起，像澎湃、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发布等，借集团之力，也走聚合发布的路子。后来浙江新闻、山东24小时等也起来了。到今年就更多，网上说“东澎湃，西上游，南并读，北无界，中九派”，其中九派是刚刚上来的，无界也是新人。这些聚合类APP的命名，明显带有互联网思维：以前是和报纸品牌挂钩，现在是抛弃品牌，起些古怪名字。这种APP转型的热潮，和国际上是同步的，只不过人家很少采取这种集团聚合形式。不知道几位大腕怎么看待这个转型思路。

曹轲：第一说到为什么要这样起名，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如果要转型，你总是羞羞答答的，半推半就的，是很难受的。就像你穿了一套中山装，有天忽然要换西装，还没换完就定格在那里，那是最难看的时候。必须要有脱胎换骨的全新的说法做法，不能老停在一个过渡的时期。原来的自以为是所谓的优势，未来是优势还是包袱？都有可能。所以刚才吕老师提到的三个优势，我们要反过来想，会不会我们自以为是优势，其实是包袱。比如说吕老师说的这个人才，假设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大排档卖陕西菜，有三个厨子会炒土豆丝，现在人家说我只需要一个会炒土豆丝的就够了。你说你们都很专业，那又能怎么样呢，门口都没有客人点这道菜啊。所以我觉得要反过来想这个事情。

第二我觉得转型要下决心，其实负责人和他的团队很重要，要壮士断腕，脱胎换骨。我们前几年说转型时，也用了很多像“全媒体”、“无处不在”这种说法，好像气势很大，其实是虚张声势。然后又讲“优势的资源会向优势的媒体集中”，后来好像也不是这样。你看深圳的报纸永远都是五家六家，也没有变成“优势的资源向优势的媒体集中”啊，没有解决这一个问题。

第三就是，转型的时候我们总会把新的跟旧的混为一谈，容易拖家带口地去转型，就像刘备打仗一样，老的少的都跟着，这样转型也是不对。要在老的房子旁边盖一个新房子，重新盖嘛，不能在老房子里面盖新房子，应该在旁边盖（辜晓进：当年苏联就在圣彼得堡古城旁盖了一个新城，而未触动原有的古建筑，后来备受赞扬）。

吕尚斌：“并读”的命名，我看是想与母报切割开来。这是一种“转世”的思路。曹总，您把您的“并读”客户端安装的理由给我们讲一下吧。比如向我们大家推广一下，让我们现在也马上装你的“并读”，从哪几个角度，你可以给我们个理由么？（老师们笑）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感觉目前的客户端，真正有理由安装的，或者让人我们一看、一接触，觉得这个产品很有价值的并不多。客户端的用户价值在哪？（唐润华：“并读”客户端我装了，不过我也很少打开<</span>笑>。不过你们那个模式挺好的。）

辜晓进：吕老师讲的关键在于，客户端的创新点究竟在哪？我举一个例子，刚听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客机的消息时，我马上想知道，我从哪个媒体上能够获得最快的较为全面的报道，结果很失望：腾讯一类的客户端新闻还没上，反应最快的还是微博，但微博是碎片化的，当时还没有深度的信息。所以我觉得客户端还是有前途的，关键在创新。曹总，大家都很关注您这个“并读”呢。

曹轲：谢谢各位给我这个做广告的机会。不管喜欢不喜欢，“并读”每天都在看，因为自己做的产品要关注嘛。但几乎所有的资讯类APP基本上都是可上可不上的，因为在微信圈基本上都看到了。APP设计了叠床架屋的功能，那么多层级的栏目一般人都不会看，包括微信公号一般人都是看一两条就完了，很少能实现后面隐藏的盈利模式。什么收集用户数据，那些招都基本不灵。除非是那些很实用的刚性需求，比如教授怎么报销（笑），其他资讯类的信息都比较泛、差不多。“并读”还稍微有一点社交属性，和阅读积分的盈利模式，吸引了一些大学生、白领以及我们认为更草根的人群。半年多来下载量增加很快，下个月可以过5000万，三分之一在广东，广西和浙江各有百分之二十几，以后我想可以跟广西浙江合作，把那块区域频道做起来。但现在还不想让它盈利或赚钱，虽说烧钱换流量这个模式太简单化，但是必须到足够的量，五千万到一个亿之后，才能去谈它的盈利模式，现在要做的，是把它的产品逻辑与用户关系重新梳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原创对它有帮助但也有限，因为一张报纸每天有三五篇像样的文章，有两个独家新闻就已经很厉害了，就可以说我有独家新闻，但把报纸放到网上去，马上就不见了。特别是在聚合式的应用里，原创或者独家的价值就很低，所以大量强调原创的同行，是要重新考虑的。所以我也会替同行担心，用原创加上一个自以为是的本地市场的做法，是不是行得通。

唐润华：美国最近有个调查，讲用户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不会关注原创者是谁的。我自己一年前也办过一个APP叫《传媒观察》，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在各种自媒体一拥而上之后，我做的东西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了。我的APP不是以原创为主，主要是摘选转发一些传媒研究方面的文章，后来发现微信公众号里面每天有大量这些东西，我自己都觉得我做的那个毫无意义，就停止更新了。现在大量的微信公众号都是这样，同质化很严重。（辜晓进：唐老师的“传媒观察”后来被别人借用了是吧？那个“大观察”是么？）并没有，它叫“传媒大观察”（全场笑）。

曹轲：我一个同事办了个微信号，他的同学订阅了十个月都还不知道是他办的，因为就一直没有翻到最后那一栏，文章看完就算了，后面作者是谁根本没人理。回到一句正确的话：移动端是肯定要做的，手机在未来肯定是，起码在看得到的将来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手机端平台还是要有的，不要说占领，起码要挤上去。

吕尚彬：我们看今天的微信圈就有一个，是我们湖北的九派。九派今天正式解散了它的采编团队。因为九派原来是有它的采编团队，它原来打算做原创。它的新CEO说，我们要做大数据新闻，那要像今日头条那么做。后来我看了它这个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失误，因为“今日头条”的市场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区域市场，它已经聚集的用户是全国的，甚至可以理解为整体的中文市场。它并没有给其它的跟随者留下市场空间。你九派直接去模仿“今日头条”，不作自身的市场创新的话，其实“克隆”它而失败的案例已经不少了。（辜晓进：九派的新闻不断啊！从那个辞职信开始。）我估计啊，这也是它做品牌影响的传播策略之一。但是，这种传播的背后如果战略上模仿“今日头条”是事实的话，我估计很麻烦。

5、跳出媒体逻辑，寻求跨界合作

辜晓进：曹总，您刚才谈到合作，现在有些合作方式，前些年有比较简单的，比方说《参考消息》，发行量最大，它跟一大批报纸在搜狐那边搞聚合，它在那边的订户数据说远远超过了纸媒的订户，这好像是一种。现在又有新的，如《深圳晚报》跟ZAKER的合作，您怎么看？

曹轲：所有的合作都可能“自生自灭”。ZAKER如果这样也未必能活得更好，以为报纸这样就能活下去也没有道理。（辜晓进：ZAKER好像信心满满要把它的总部建到深圳了。）那你觉得它会来么？如果你说给块地，它可以说搬过来，但是它其实不会放弃广州的。它怎么可能以和一张报纸绑在一起作为自己再生的动力呢？不可能的，这个对它是减分的嘛。对深晚是不是加分我就不知道。

辜晓进：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合作方式呢？

曹轲：我觉得新出的这几个APP的方式都不错，因为它们引入了技术公司的背景，比方说阿里腾讯这样有互联网基因的，不光能提供资金还能有数据支持，这个方式是好的。

唐润华:刚才辜老师讲APP蜂拥而上的现象，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合力的结果：一个是从中央层面，去年“8.19”讲话之后，就说“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很多地方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法是不对的，说“中央提倡媒体融合”，其实不是的。“媒体融合”十几年前美国就开始了，然后国内研究也很早就开始了，实际上中央讲的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我们断句要断在“融合发展”这里，不是媒体融合的意思。我个人理解，中央强调媒体“融合发展”主要是从从意识形态、话语权、舆论导向来考虑的，因为传统媒体现在影响力下降了，新媒体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所以传统媒体既要把他原来的影响力保持下来，同时也要在新媒体领域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要做到这两个方面“融合发展”，不但要继续做好传统媒体，还要做新媒体，于是各个媒体都在想办法做新媒体，不能在这些领域失声、失语。（辜晓进：就是从扩大话语权的角度。）

对，就是说在新媒体不能没有传统媒体的声音，就好像微博微信，以前都是个人账号，现在很多机构微博、公众号都上来了。然后在媒体这个层面，大家正在探索转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看到别人都在做客户端，那我们也做吧。其实真正有影响、有市场的客户端和公众号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据说有1000多万个，但人们通常打开的不到30个；客户端更少，有人统计过，客户端打开的每个人不会超过10个，就是说排名前十之后的那些客户端，基本是陪着前十玩的，没多大意义。

吕尚斌：曹总，你们集团新产品研发机构开发的最新东西能不能透露一下。像“传媒创新梦工厂”之类的机构，在新产品新形态的研发方面，正在探索的最新的东西是什么？

曹轲：光内部来做肯定是不够的，还是要像刚才说的，跟外界合作，跟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特别是偏技术、偏市场、偏用户的公司合作去做一些东西。因为你的优势有时候你自己说了不算，得别人说了算。你自己不知道哪块对用户更有价值，可以跟别人合作共同产生一些新的产品。内部一些创新孵化项目走不远，还是缺外面的技术和资本驱动。（吕尚斌：那你们的用户研究的一些东西，自己有没有独立做，还是购买数据？）

我看重合作与购买。内部的数据，因为报纸原来一直都没这种习惯，辜老师也在报社待过，知道我们以前是资料库，我们以为它是数据库其实不是，而且是堆在纸质的或者硬盘里面，也可能标示归类了，但没办法用，还不能叫数据库。我去年管了一段时间舆情项目就发现，舆情的写法跟新闻的写法完全不一样，舆情用到的社会学、统计学背后的东西，比新闻学多了好多。新闻的逻辑太简单，满足一下大众还可以，要是直接对用户或者对行业说话，用新闻的那一套是不可以的。比如你在大楼过道里喊：“到时间了可以吃饭了”，但你说完了也不管饭，实际有没有饭吃你也不负责，但如果你跟我说“到点了吃饭了”，这是要负责任的，你不准备请我，那就真的不能乱说话（笑）。

曹轲：我不赞成报纸整天在内部探讨该怎么办，这些探讨其实没办法形成新的想法，现在既然讲互联网需要跨界融合，那就要多跟外面交流，所以我希望辜老师多叫一些非新闻传播行业的来谈传播、谈报业。按照互联网时代的做法，要多跟外界跨界交流碰撞，去跟技术公司，商业公司合作，这样才能有新的基因进来，新的元素生成。据说腾讯这十年，财务人员基本没有增加，通过各种管理办法解决了，不能企业10个亿变成100个亿，财务人员也要翻倍。这就是运营模式、管理模式上的不同。

记得我们一个编辑，刚去网站很痛苦。他花了半天时间拼命地做某个专题，精心细致地找相关链接去组合，主编催他第一时间赶快挂上去，他说我没弄好、没弄全，还要很多东西。总编说你先挂上去，没人看就把你沉下去了，有人看再不断地链接，再重新编，他就受不了。不要说UGC的东西，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所以有时候换脑袋不如换人。你让人家换脑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也是不人道的。

转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转型这个说法不太好，没听说一个卖盒饭的突然转型做西餐馆成功的，他们是两套逻辑。甚至就因为你以前卖盒饭，转型成西餐馆人家更不喜欢你，昨天看那个人在炒粉，今天看他在煎牛扒，会觉得很怪异。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很多新媒体项目一样，说先尝试一下，以后再发力，不可能的。有些同行说转型，只是表示自己在努力而已，就像温水中的青蛙，还是有些动作的。它也跳也爬，然后被煮熟了（全场笑）。

6、数字收费模式并非不可接受

辜晓进：现在我终究还有个困惑，就是大家也议论很久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西方那种所谓数字收费的模式？

曹轲：我觉得收费模式以后越来越会被接受，比如我晚上无聊会在小米乐视上看一两部烂电影，打发时间。其实这种三块钱五块钱的付费方式，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了，对网上的植入广告大家也越来越接受，没有问题，但是一定不是现在这种泛泛的内容来收费。就像辜晓进老师说评点了美国那么多报纸（指辜晓进前面说到数年前曾连续一个月编译上传美国新闻博物馆评出的当日全球最好的10个报纸版面），如果找到精准的一帮人，比如说新闻学院搞研究的这帮人，可能就愿意付费，但是你给到别的人，免费的他可能都不领情。应该有能收费的，因为网上付费的习惯是有了的。（辜晓进：比方说Kindle，我就经常在上面买书。）

辜晓进：去年在一个媒体峰会上，新浪的一位朋友讲的例子让我凉了半截。她说他们实行“打赏”制度后，迄今已付出上千万，最多的一个人就得了上百万，可惜打赏的对象没有一个来自传统媒体。这就比较可怕，意思是民众愿意为优质内容付钱，但这些内容并非我们传统媒体制造的。（唐润华：那个木子美不就是靠打赏吗，听说一个月赚好多钱呢。）

前两年我给研究生上课布置了一道作业，就是两人一组，把中国最好的报纸，包括南都的，广州的，包括省级的，分析一下，连续两天的内容，哪些可以做付费墙。他们分析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可以做，就是因为有些东西看上去挺不错，一拿到网上就是垃圾，因为在大的平台一比，独特性就没有了。有的像《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有些小的版块，他们觉得还是有点刚需，但大多数都构不成做付费墙的基础。那是前两年的，现在的情况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进展。

吕尚斌：辜老师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一提，把曹总的痛点戳到了。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把我们传统媒体目前能不能办付费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传统媒体内容生产受到的规制过于严苛，内容生产能力不可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上很清楚，我们传统媒体的付费墙现在探索的效果还真不怎么样。

唐润华：付费墙在中国不能普及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它的刚需不够，对新闻的刚需可能不强烈；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大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还有互联网的运作模式，国内与美国也不一样，美国很少有这种聚合式的应用，限制很严的，像《赫芬顿邮报》这种，它只是对网上的信息进行聚合，不是对传统媒体的聚合。（辜晓进：现在报社的评价机制之一就是，一个记者的文章被转载了多少次，跟奖金挂钩，不知道南方系是不是这样。）（唐润华：所以它既然可以免费看到，我干嘛要付费呢？）

叶愉（深大传播学院研究生）：可不可以打断提个问题。我在想的是，如果说现在的传统媒体需要一个平台，马云可能会是将来的一个大赢家，他如果融合传统媒体那种精英式的人才的话，他可以创一个淘宝新闻，而且这种淘宝新闻也可以用一种付费的方式来购买。因为整个淘宝或天猫的粉丝是很多的，而这几乎可以囊括全国或者全世界的人，如果新闻具有可购买性的话，粉丝可以用支付宝这样的电子货币来购买新闻。这会成为将来的付费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另外，微博、微信、APP 三种平台的特点都不一样，如何细化思维把它们作为节点契入传播的链条？

曹轲：可以啊，要看他愿不愿意，或者他的用户需要不需要。或者他会觉得，这些东西影响他的用户体验，干扰了他的采购体验，如果用户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资讯顺便买东西，他可以另外配。如果淘宝的用户需要这样的氛围，每天弹窗弹10条消息，他一定会配的。而我们的麻烦是，自己因为会炒土豆丝，所以抓着铲子满街问谁要吃土豆丝，完全不同的逻辑。你说的关节点在于，要看他的生态链上是否缺这么一环。然后我们去跟马云谈，说你这里还缺两个炒土豆丝的，我们给你开个小淘宝店，你以后所有店里需要土豆丝的都来我这里，我来供应，这个有可能。当然他也可以挖人，可以成立机构，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变成一种合作，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辜晓进：这两天马云正在收购《南华早报》。我关注的是，互联网巨头买了传统媒体之后怎么影响它们，就像贝佐斯买了《华盛顿邮报》一样，《华盛顿邮报》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光APP的种类就搞了很多种，还搞视频。但这个变化能不能挽救传统媒体，我觉得还是相当难说的一件事情。

吕尚斌：这个同学提的问题的背后，恐怕也涉及到对整体的传媒理念本身颠覆性的重构的话题。也许有一天，我们的传媒史上会写上一句：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传媒企业家之一。

7、内容生产也面临网络威胁

辜晓进：现在传统的报纸毕竟还是原创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我觉得腾讯这些网络巨头还有一点可怕的就是，它们自己开始生产内容。对这些财大气粗、用户广泛的BAT 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只要从传统媒体挖点人就行。腾讯在做，马云现在也有这个动作，弄了一批媒体的精英，在他的思维下去做内容生产。它们这样一来，原来的传统媒体以内容生产为优势的，像吕老师讲的那个优势恐怕就彻底没有活路了，会不会有这个趋势？

曹轲：我觉得腾讯的《大家》就办的很好了，他稿费也开的足够高，所以报纸副刊包括评论，就没有他们有竞争力。我们原来约一个稿子1000块钱可能觉得很厉害，但他可以给到3000-5000啊，这样就留不住那些一流的作者。加上你见报的周期又慢，传播又很慢。另外它也不靠这块盈利，而我们希望它最后变成影响力，还要带动发行广告，给了它一个很难承载的多重任务。腾讯做这个不过是给用户多提供了一些用户需要的东西，用户需要深度新闻就给深度新闻，用户需要游戏就给游戏，他是围绕用户来转的。这两个逻辑确实就完全不同。同时，我相信他们做深度做副刊，也会有情怀有专业。

唐润华：现在讲到内容，这些网站生产的内容，我们有时可能是用传统媒体的思维去理解内容。刚才曹总一开始讲的内容，跟我们传统媒体理解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传媒人的角度看内容，侧重的是时政新闻这一块。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大量的内容，或者说更多年轻网民关注的内容并不是时政新闻，而是其他的诸如娱乐、体育这些大量的信息。有人做过一个统计，现在互联网上自采（生产）的信息占了百分之七八十，而且现在传统媒体会经常反过来使用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内容。（辜晓进：有那么高的比例？）

有。他们是以各种方式，一个是直播，一个是访谈，这些他是没有限制的，还有就是网民提供的UGC，还有像那些《大家》、《百度百家》这种名家专栏，质量也是很高的。特别是观点类的信息，他们有很多。还有就是经济信息，除了时政信息以外，大部分信息，都是自己生产，包括用户生产。所以他们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就只有时政类新闻信息了。

曹轲：现在时政信息这个王牌也有问题了，各个地方都在搞政务发布的微博微信。它们的稿件也是很及时的，我们记者要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去看我的发布就好了。反腐新闻中纪委的网站比新华社还快。所以也不一定时政就在我们手上。

吕尚斌：其实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原来的内容生产的特权，完全被稀释化了。包括经常谈到的互联网有大量的社交的、交互的内容，也是重要的新闻传播。我们谈到的新闻信息，在社交媒体里面都已经含了，这些东西的表现形式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平台化了。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腾讯《大家》，实际上它已经构成了一个自己的内容平台，这和传统媒体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也把我们过去谈到的“内容为王”啊，内容生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也解构掉了。所以，我刚才讲到，如果从“转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话题，从内容层面，可能有一个整体的、在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一个重新构建和集成的问题，包括内容本身的设计，也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所以这个事一旦切入进去了，真的是几种逻辑的交织碰撞，这个很复杂。

（问答环节略)

辜晓进：今天我们一分钟也没休息，已经过了12点了。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大腕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深圳大学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平台，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撞和深入的交流。网络上呼吁我们搞微信现场直播，可惜我现在顾不上。事后希望各位老师授权，我们整理一下发布。

记录整理：深大传播学院研二学生 李婷菊 叶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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