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田野充满活力（希望田野上的科技使者）

来源:人民日报

制图：蔡华伟

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徐文娟（中）在指导西红柿田间管理。

本报记者 孙 振摄

安徽西北的临泉县，有件事让当地人啧啧称奇。

辉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百亩果园内，40亩猕猴桃藤蔓缠绕，扒着钢架攀援向上，果子累累压弯枝头。

奇在哪？猕猴桃种植需酸性土壤，这里多偏碱性；猕猴桃喜暖好湿，这里多旱地且冬季干冷……要啥缺啥，咋猕猴桃就扎了根、结了果呢？

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贾兵的团队攻关3年，终结了当地无法种植猕猴桃的历史。去年，消息传遍整个皖西北，泗县、太和县、蒙城县等地纷纷引种试种。

贾兵有个很“酷”的头衔——安徽农业大学皖西北综合试验站果树产业联盟“盟主”。在安徽农业大学，像他这样的“盟主”有50位。自2012年起，以校县合作的方式，安徽农业大学先后在安徽组建8个农业综合性试验站，下设73个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联盟，50名专家教授担任“盟主”。不仅如此，安徽农业大学300多名中青年学者，以及来自各县区的300多名基层农技员，也成为产业联盟的生力军。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立产学研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加强农业绿色生态、提质增效技术研发应用。”

借力这一东风，安徽农业大学的“盟主”们穿梭于田间地头，成为希望田野上的科技使者，为乡村产业振兴插上“科技之翼”。

困 局

“全科医生”难医“专科疾病”，传统农技推广服务模式效益衰减

张守林是定远县的“老农技”，1986年参加工作。起初十几年，各家各户种的都是小麦、水稻。张守林苦练技能，从育种、耕种到病虫害防治，挨个研究遍，凭着这些本事走家串户服务农民。

可近些年，身边大户有的不用农药搞生态种植，有的转型搞花卉苗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张守林越来越心慌，“农业这个大类五花八门，有所专长就不错，哪能个个精通？”

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守林从农技员变成了“信息员”：张三遇到技术难题来问，他就去问发展同样产业的李四。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李四，他也没辙。

“县里的农技员有些不顶用了。”定远县乐农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树杨有亲身体会。2011年，他尝试种植20亩小甜瓜，到了挂果的时节就是不结瓜。

老陈向县农技员请教，问了一圈才找到一个懂行的，按他说的方法做了，第二年却结出了畸形瓜。

他找农技员质问，哪知对方也蒙了：西瓜种植都是这个法子，肥料营养跟上，保证主藤蔓生长结瓜，难道不一回事儿？

原来，农技员把西瓜种植的法子，套用过来教种甜瓜，但实际上南辕北辙。无奈之下，老陈清理了甜瓜地，改种自己擅长的蔬菜。

张守林也无奈，全县农技员中只有一人是蔬菜瓜果专业毕业，没干多久还辞了职。农技推广队伍多年不进新人，109人中35岁以下的不到10人，年龄结构老化，知识更新缓慢。

“这背后反映了服务人员全科化与经营主体需求专业化之间的矛盾。”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承祥说，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的当下，农业生产门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种植业的多样化给农业科技人员带来新挑战，基层农技员本身素质能力上不去，就出现了“全科医生”医不好“专科疾病”的现象。

张承祥曾带队到安徽十余个县区调查，发现有些县区农技员最年轻的也在40岁以上。某县一个干了20多年的农技员，竟没到省城参加过一次培训，“20年！知识更迭的速度超乎想象，下面却仍原地踏步。”

基层农技水平原地踏步，可县区农业转型的需求却迫在眉睫。

以定远县、临泉县为例：定远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50万亩，由于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全年降水不均，旱涝灾害频仍，这里水稻收成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歉收、绝收经常发生；临泉县201万农业人口，守着约170万亩耕地，产业结构单一，用县委书记邓真晓的话说就是“千里沃野，只种小麦”，附加值低，挣不到钱。

结构单一，大而不优，两个县为何不转型？

定远县县长邹军直言，农技服务跟不上。就像是推翻了的“多米诺骨牌”：大户发展只能自己摸索，农业规模化的步伐就会减慢；小户转型缺少大户示范，地方调整产业结构“喊破嗓子”，却难见成效。

就在前几年，张守林还在坚持着传统农技推广“一家一户”的服务模式，上门把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送到每家每户。可他发现，这种工作方式的成效越来越小，“服务大户帮不上忙，小户推广得再多，对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作用也不大。”

2012年，科技部、教育部推出“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计划”，首批在全国选择10所高校设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旨在探索高校参与农技推广的新型服务模式。作为试点高校之一，安徽农业大学以校县合作的形式，建立起“一站一盟一中心”的农技推广模式。

安徽农业大学先后在全省主要农区建设了8个农业综合试验站，每个试验站有约500亩试验基地。产业联盟专家在这里试验育种、栽培等，成熟后再向周边推开。依托8个试验站，设立73个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联盟，每个产业联盟由1名学校专家出任首席专家，配备8至10人的专家团队；现代农技合作推广服务中心则是校县联合成立的合作办事机构，承担技术推广的组织协调、服务保障工作。

新 路

从单兵作战到团队攻坚，从“一家一户”到“1 1 N”，每有难题，团队联合攻关、精细作业

2015年，安徽农业大学与定远县签订校县合作协议，在当地建立江淮分水岭综合试验站，下设蔬菜、杂粮、水产等9个联盟。

产业联盟来了，有啥不一样？陈树杨也犯过嘀咕，“谁知道，会不会又是花架子！”

这也难怪，几年下来，老陈全靠自己摸索，把自家合作社打理得像模像样：从一开始的大白菜，到草莓、西瓜、西蓝花，种植品种越来越多。游客冬春季采摘草莓，夏季采摘西瓜，收益是市场价的2倍。

“你这采摘园，没啥意思！”去年，蔬菜产业联盟首席专家、安徽农大副教授徐文娟，来老陈这儿转了一圈，却给了个差评，“就只有草莓、西瓜，采摘品种太少，哪能吸引游客？5到6月，草莓下市，9到11月，西瓜下市，一年里5个月空档期，采摘园不就成了摆设？”

“我故意空下来的。”老陈也是行家，他和徐文娟争辩，连年种草莓，土壤就会出现次生盐渍化，病害率就增高，利用空档期旋土、消毒，虽空了一季，但冬天草莓采摘不受影响。

徐文娟笑了笑，回去和团队商量了几天，拿出详细方案，又跑来游说陈树杨。

老陈将信将疑，只搞了5亩试验田。

收获期一到，老陈眼角都笑出了褶：西瓜、水果黄瓜、樱桃番茄，品种增加，而且采摘期长。“都是专家引来的品种，拿水果黄瓜来说，又脆又甜，每天6点起早采摘一批，不到下午就卖光了，普通黄瓜1斤2元，我们能卖4元。”

按联盟专家的法子，陈树杨在一些大棚试种水蕹菜。水蕹菜生长在覆盖地面3到5厘米的水层下，阴水环境缺氧，一些微生物、细菌无法生存，同时土壤盐分被水翻洗冲走，既能解决土壤盐渍化、病害等问题，还能产生收益，“一亩田能产6000斤水蕹菜，每斤最低0.5元，每亩能收入3000元。”

“联盟专家，有本事！”这回陈树杨服了，他把徐文娟称为“问不倒”，试种期间有问必答，答则见效。

“哪有那么神！”一听这称呼，徐文娟边笑边揭秘，其实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徐文娟领衔的蔬菜产业联盟，有4名安徽农业大学的校内专家。每有难题，团队联合攻关、精细作业。以老陈的试验田为例：甘德芳负责引进她培育的樱桃番茄等品种；陈友根调控大棚环境下适合品种生长的温度、湿度；徐强拿出种植水蕹菜的方案，解决土壤盐渍问题。

这种产业联盟农技推广的模式，让张守林感受到了变化：过去自己做农技推广，是单兵作战，现在的产业联盟就像是一个集团军，侦察兵、炮兵、步兵、空军，联合攻城拔寨。

张守林也不再是大户间的“信息员”，而是加入徐文娟的蔬菜产业联盟，担任联盟县内专家。两年多来，他练出了不少绝活。

去年，吴圩镇东大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20亩甜瓜出现问题，张守林对症下药，告诉他们要“疏瓜疏果”，把小瓜、歪瓜扔了，保证好瓜养分供给；要“打顶”，把主藤蔓掐掉一部分，促使侧藤蔓结瓜……

如今，20亩甜瓜长势良好，张守林成了甜瓜种植方面的专家，时不时地有人来讨教。张守林笑言：“他们哪知道，我都是从徐老师那儿学的招儿。”

在定远县，9个产业联盟，带动40多名县内专家在田间地头学技术、长本事，提高了当地农技推广的整体水平。

张守林也不再“一家一户”上门推广农技，平日里跟着联盟专家，主要服务当地蔬菜种植方面有一定规模的10个经营大户，再通过大户示范，带动小农户转型。张守林把这叫做“1 1 N”服务模式——1个校内专家团队，带1个县内专家团队，服务当地N个新型经营主体，“它瞄准了农业亟须适度规模发展、产业亟须转型的痛点，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上门的农技推广方式，让农技推广更有效率。”

拓 展

“两个教授到田头，只做农技推广？那不是高射炮打蚊子？”技术传授只是纽带，根本上是为了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

说起“1 1 N”的推广模式，定远县水稻产业联盟首席专家石英尧玩出新花样。除了校县专家联手，他还经常拽上自己的老伙计、水产产业联盟首席专家鲍传和一道下乡。两个联盟“双剑合璧”，推广稻虾共养模式。

“我们两个教授到田头，只做农技推广？那不是高射炮打蚊子？”说起两个联盟间的合作，石英尧笑言别有深意，大学参与农技推广，技术传授只是纽带，根本上是为了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村民多年形成的种植习惯，如何一朝改变？

面对石英尧的“推销”，村看村，户看户，小户看大户，大户心里却打了鼓：你们专家是就来看看、走走过场，还是真能帮上忙？按你们说的，真能赚到钱？

县里“落魄”的种植大户王玉浪进入了两位专家的视线：原本是回乡创业，流转土地搞水稻种植，结果2014年遇上旱灾，1800亩稻田绝收，2015年灌浆期又遭连阴雨，每亩只产了300斤稻。

“今年不换个种法？你已经赔得底儿掉了，还能再赔到哪儿去？”两位专家一边“激将”，一边“利诱”：按每亩地年产250斤小龙虾算，一斤能卖30元，这1亩地收益是不是你原来的好几倍？虾吃昆虫，粪便还田，全程不施化肥农药，种得好了，绿色稻价格起码比传统水稻又翻一番！

死马当活马医，王玉浪打算再搏一把，“整地围网、疏通沟渠、水利配套，前期就投了40多万元。”

鲍传和团队提供技术，选虾苗，做防疫，源头控制养殖安全；石英尧团队引来抗倒伏、抗病害的稻种，免费提供粘虫板、生物防虫灯，全程绿色防控。王玉浪尝到了甜头，稻虾共养面积从2016年的200亩扩大到去年的400亩，又到现在的1200亩。

去年底，两位专家一合计，两个产业联盟“捆绑”，联合王玉浪等种养大户，发起成立了定远县稻虾绿色种养协会。联盟专家定期给他们培训、讲课，现场指导。大户再把技术传给周边有意向的小农户，并向他们赊借虾苗，等有收益后再还本，一层一层传帮带。

石英尧思路清晰，“要抓住‘1 1 N’这个关键，帮助大户尝鲜，用成功案例现身说法，再通过N个大户的带动，让产业转型多点开花。”

专家带大户，大户帮小户。截至目前，300多户小农户加入了定远县稻虾绿色种养协会，全县稻虾共养面积也从2016年的0.8万亩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8.5万亩。

产业转型有个过程，并不都是鲜花与掌声。贾兵团队在临泉县引种猕猴桃的成功案例，当地人津津乐道，其实没人知道，这位首席专家也吃过大苦头。

石榴在安徽省种植面积小，利润空间大。2015年，贾兵为辉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引进了个大、多汁、口感较好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想为这个种了多年小麦玉米的大型农业企业引来源头活水。

哪知，当年刚入冬，一夜寒风，第二天大部分石榴树都打了蔫。事后检测，发现该品种木质素含量太低，导致枝干硬度不够，根本熬不过皖北的寒冬。

“想法和实践还有差距，引进产业需要长期的过程检验。”这次经历让贾兵更加清醒，“要大胆探索，敢尝鲜才会有新产业，更要小心试错，每次试验控制在二三十亩的规模，过两年再看效果，不急于求成。”

边探索边试错，张承祥坦言，如何引产业、谋转型，起初也未必都摸得准，校县磨合、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试错的过程，但制度设计的方向是明确的——产业联盟依托试验站，而覆盖全省设立的8个综合试验站，选取的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同农业生态类型区域。“比如在定远县设试验站，就是研究如何在‘一下雨就涝、不下雨就旱’的江淮分水岭地区，结合当地丘陵地貌，打造畜牧养殖、杂粮蔬菜等适应性农业。”

边试错边总结，3年多时间过去，看到当地及周边不少县区兴起了猕猴桃园，贾兵笑称是“苦尽甘来”。

这次成功，让辉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喜出望外。他想扩大种植规模，却被贾兵拦住了，“新品种，市场受欢迎，但长远看，临泉县消费水平偏低，你种的果子再好，2元多能买1斤梨，又有多少人愿花10元钱买1斤猕猴桃？”

“来年可以先探索猕猴桃树认领等形式，发展采摘观光游，同时对接上海、深圳、合肥等地的农产品交易会，拓展市场销路。”这次，贾兵思虑更周，“产业强调适应性，既要适应当地农业环境，更要适应市场环境。我们做足应对准备，好饭还会怕晚？”

在安徽全省，仅2017年，产业联盟就为各地引进新品种599个，示范新技术266项，开展技术培训401场。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共取得用于生产一线的新型专利53项，发明专利22项，制定标准、技术规程27个……

愿 景

“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今天的探索，就是种下乡村产业振兴的种子。”让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初一公里”与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通畅衔接

作为直接操盘手，“总盟主”张承祥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能让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初一公里”与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衔接通畅。

“过去，起码在高校层面，农技创新的‘最初一公里’没有与实践紧密结合。”张承祥举例，比如学校专家的课题来源，往往不是农业生产一线的需求，而是哪些方面容易出成果、容易发表高水平论文。“研究的领域确实‘高精尖’，可生产一线用得上的又有多少？这样难免出现农业科研水平日趋一流，基层农技水平却仍在末流的悖论。”

在徐文娟看来，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也值得探讨，“推广不能只靠专家热情，教师要评职称，大量时间耗在做推广上，论文、成果肯定受影响，而这些才是职称晋升的决定因素。”

问题摆在面前，安徽农业大学也在摸索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去年，学校开始把教授职称分为教学科研型、科研型、教学型和推广型4类，考核各有偏重，推广型教授侧重考核农技推广、社会服务成效，“我们想通过职称评定管理改革，激励更多专家走下去。”张承祥解释。同时，对长期驻站工作的试验站站长、副站长，每人每月给予一定补助，对下乡参与联盟工作的专家给予下乡补贴。

徐文娟、贾兵等5名专家被学校聘为推广型副教授，他们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农技推广、社会服务上，教学课时、科研工作量等适当减少。

试验站、产业联盟也在探索，怎么创新管理，更好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今年初，皖西北综合试验站站长李淼把在临泉县原有的10个产业联盟下调到9个，原因在于当地水稻种植面积较低，只在南部地区的个别乡镇，且乡镇主要精力还都放在了发展其他农业产业上。

李淼介绍，每个试验站、产业联盟，年初要制定工作计划，年末要进行考核，并根据工作情况、产业发展状况等适当调整。

县区也在搭建舞台，帮着流转土地，提供科研试验田，同时给予每个联盟每年约20万元经费、试验站每年约50万元经费。在定远县，每位县委常委结对一个产业联盟，帮助解决联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对这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张承祥有一个清晰的方向，那就是大学参与农技推广服务要做到“四体融合”：将高校研发主体与县行政主体、推广主体及N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机融合，组建一个政、产、学、研、推结合紧密的产业联盟，实现农技创新“最初一公里”与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通畅衔接，最终服务、引领县域现代农业发展。

当然，困难依旧不少。比如，安徽农业大学一直在推动将联盟专家参与农技推广的工作折合成科研考评量，或纳入工资绩效考核，但一些二级学院并不积极。

好在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大的科研考评环境不断改善，张承祥也看到了希望，“农业产业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今天的探索，就是种下乡村产业振兴的种子，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很可能就会破土而出，生根发芽！”

江淮大地“三农”一线，改变正在发生：在“沃野千里，只种小麦”的临泉县，一些区域开始试种营养丰富的黑小麦、微量元素富集的紫小麦，以及有机的富硒、富锌麦；定远县从水稻一家独大开始转为多产业开花，小杂粮上山岗、丘陵地果蔬香、牧羊养殖销路旺、水库沟塘养虾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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