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是什么玩意（揭露N号房意义）

◎赵晨

2022年Netflix聚焦韩国“N号房”事件推出纪录片《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如名所示，纪录片黑暗压抑，部分重现了数码性暴力对韩国未成年少女的倾轧与伤害。

纪录片开头模拟了“N号房”惨案。首先“GodGod”通过信息入侵你的日常生活，并以非法手段获取私人照片和真实身份信息，随后对你进行威胁，再将你拖入Telegram背后的深渊。你的进入会受到“GodGod”式“欢迎”，他会在房间内为你打出“有新来的奴隶，敬请期待”这样的话语，随之而来的是房间内用户的欢呼雀跃，因为“奴隶秀开始了”。于是你将在威胁下开始拍摄暴露照片与视频，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传，否则此前的私人照片就会被散播。

如果这就是你的生活呢？在震惊、愤怒、恐惧之余，观众还可以抱有一丝庆幸：这不是我的生活。可这就是“N号房”内受害者的真实遭遇，最小的刚满11岁。

纪录片通过这样的开头将观众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便展开了“N号房”罪恶的叙述解密，通过金记者与火花调查团的双重线索复现这一过程，展现出此事件造成的重大社会影响。平心而论，这并不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叙事混乱，平铺直叙的素材堆积如流水线，对受害者的遭遇稍显冷漠，但是因事件自身的残酷和严肃性，这依然具有社会意义和讨论价值。

调查者

收到检举信息的金浣记者第一反应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难道还具备报道价值吗？随后在详细的检举资料中，记者发现散播视频者“GodGod”是品学兼优并就读于仁川某外语高中的学生，于是发出了独家新闻《青少年在Telegram秘密群组 疯传违法性剥削视频》。不难发现，女性的悲惨遭遇并不是重点。发布之后，金记者被人肉搜索。原来该平台内发起了寻找金记者信息的有奖活动，奖品则是“N号房”的“福利”。

幸好《韩民族日报》并未放弃，加派了人手与金记者组成项目组，展开进一步调查。作为头条新闻被报道之后，“N号房”事件仍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有民众表示不解，这样的新闻怎么会成为头条？另一位主犯“博士”也继续兴风作浪，将群名称更换为“媒体唯一关注的聊天群组‘博士房’”，这不仅是对报道记者的挑衅，也是对受害者的又一重打击。

记者们产生了自己在和幻影对抗的错觉，他们所对抗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博士”活跃的那个虚幻空间。或者说，他们是在和整个社会对抗，与赛博空间中的施害者、围观者对抗，与不关注受害女性悲惨境遇的主流媒体、民众对抗。关乎性的暴力，从来都是由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这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用生命教会我们的。

不过关注此事的并非只有金记者及其团队，一个名为“追踪团火花”的团队早已开始了潜伏、曝光的工作，她们是两名梦想成为记者的女大学生——火与丹。

虽然在纪录片中火花的部分并不是主导，但在此有必要为这两位勇敢且有新闻理想的女性正名，如果没有火与丹，“N号房”中的伤害与折磨势必会更久。以个体之力对抗社会偏见与幻影般的电子犯罪群体，这无疑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危险，但是她们凭借勇气、同理心和专业素养击碎了炼狱的外壳，是她们为女性受害者的黑暗生活带来了第一束被解救的微光。

受害者

“受害者们经历的痛苦，仅用‘性剥削’一词是无法概括的。”火花如此写道。

纪录片的叙事中穿插了动画版女性溺水的画面，这是对“N号房”事件最生动直接的隐喻。当受害人溺水挣扎时，“GodGod”等人从水底拽住了她的脚，而社会普遍的漠视则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水面往下按住受害者。上下合力，女性溺毙在充溢着凌辱的黑暗境地中。

为什么受害者遭遇了这样的凌辱却不敢报警，而是选择继续承受？纪录片尾声是一种回应：“因为她们十分清楚地知道那些视频外流之后，她们会遭受多么严苛的责难，那样的恐惧让她们只能屈服于威胁，因此人们看待受害人的眼光，也是构成暴力的要素之一。”如果拒绝观看购买，就不会有人拍摄散播视频；如果没人拍摄散播视频，就不会有人观看购买。这些行为环环相扣，无前因便无后果，因此这场数码犯罪是集体威胁形态下的一种犯罪。

何谓集体威胁？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于1963年提出污名（Stigma）理论，认为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从而导致社会对这样的个/群体进行贬低、侮辱。他将污名视为社会歧视的起点，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污名有时也等同于缺陷或弱点。

在“N号房”事件中，受害女性所违反的社会期望叫做：贞洁。即使是被迫、即使被威胁恐吓、即使遭受了肉体与精神上的巨创，她们仍不敢在社会普遍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发声，一旦发声就必须背负“荡妇羞辱”，这是受害女性不得已的沉默。日本也曾于2004年确立《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其中写道：“许多被害人至今不仅权利未获尊重，亦未获得充分的援助，被迫孤立于社会之外。不仅在案件中受到了直接伤害，案发后受到二次伤害的人亦不在少数。”

但是，“N号房”始作俑者的落网却离不开受害女性们的发声。是什么样的勇气和契机让她们不再沉默？是女性敢于面对二次伤害与舆论压力的勇气，是“希望不要再出现和我们一样的人”的善良，是“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这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就让我们一起解决问题吧”的同理心。她们的检举发声相当于亲手抠下身上负载的耻辱鳞片，以极大的勇气与毅力将这些血泪交织的证据呈现在警方面前，即使自己遍体鳞伤，仍然希望恶人被逮捕。这是被数码炼狱贬为“奴隶”的她们找回自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犯罪者

“N号房”事件的幕后真凶“博士”赵周彬被捕时，正在父亲的陪伴下学习骑自行车。被捕后，记者提问：“有什么话想要对受害人说吗？” 他回答：“非常感谢各位，为我结束这不能自拔的恶魔人生。”此后的问题便一概拒绝回答。实际上受害者从始至终都未听到赵周彬的道歉与忏悔。他为自己冠以“恶魔”之名，其中不乏吹嘘、矫饰、美化的成分。

使其“不能自拔”的究竟是什么？一方面，两位主犯年龄不大，都是20岁出头，正处于走向成熟的过渡期，价值观、人生观尚不稳定，心理、生理上都存在落差，通过对未成年女性实施暴力可以获得掌控感和满足感，以此回应现实生活的失意。另一方面，纪录片揭示了“N号房”形成的产业链，幕后操纵者可以从中获益，财产犯罪恰是最原始的犯罪形态。此外，网络世界的隐蔽性为这场犯罪带来刺激也形成庇护，最初案件调查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就是Telegram平台的信息冗杂，电子犯罪不同于现实犯罪那般直观，过量电子信息缠绕其中形成迷障，网络传播自身具有的匿名性、传播速度快、存储空间大等特质，成为培育这场性暴力的温床。

但是犯罪者并非只有赵周彬和文亨旭，这场精心筹谋的卑劣犯罪形成如此大的规模，其真正原因是“N号房”中成千上万的观看者，即加害人。“我只是在网上聊天”“我只是看了那些视频”，这样的辩解暴露的正是数码炼狱形成的基石。接连不断的性犯罪暴力就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堆积中产生的。

2021年10月， “博士”赵周彬被判服刑42年，同年11月“GodGod”文亨旭被判服刑34年。整起“N号房”犯罪事件共计拘提调查3757人，其中245人被收押。但是关于性暴力与性剥削的事件并未就此停滞，模仿“N号房”的犯罪行为仍在全世界发生。

美国印第安文学领军人物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圆屋》，也关乎性暴力与遭受暴力之后的女性生存处境。库茨是保留地法官，为当地人伸张正义，妻子杰拉尔丁负责族人身份的鉴定。家庭的和美被一桩强奸案打破，杰拉尔丁被强暴，强暴者还在她周身浇了汽油企图杀害。作者在小说后记中特意强调故事发源自保留地发生的众多强奸案，小说借助宗教与族裔背景完成了诗性正义，制裁了强奸犯，那么现实呢？

《中国妇女报》曾于2020年刊登专访罗翔的文章，标题为《罪与罚：中国法律如何处置类似“N号房”事件》，其中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参考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就不会把他人作为玩物，一个尊重人性的人同样也能够尊重自己，而不会沉溺于这些败坏低级的趣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