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因为二战逃离家乡（我东北人因战争逃难）

这是《自拍》第304个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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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志荣/口述

小野人/撰文

呱呱/编辑

周末，小女儿扶着我散步回到家里，大女儿已经把晚饭在桌上摆好，电视上正播放新闻联播，孩子们在嬉闹，屋子里热气腾腾的。我今年85岁了，生活安康，儿女绕膝，这样幸福的生活是我十几岁时做梦都梦不到的，那些年的梦里都是饥饿，到处讨吃的。

2022年除夕，整个大家庭在大女儿家聚餐。

我是个普通的东北老太太，这辈子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今苦尽甘来，回忆起往事，百感交集。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年我出生在距离沈阳仅54公里的辽阳市。

我家有七口人，爷爷奶奶，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在辽阳金银库，城西边巷子里的一个大院子，正屋三间海青房，自己住，两间门房出租。小院里种着青菜和苞米，还有一棵大大的葡萄树，每到秋天就挂满粉紫色的葡萄串，皮薄、粒大，又脆又甜，父亲把好果子拿来卖钱，没人要的才给我们兄妹吃。葡萄架很高，有时候，哥哥偷一串，分给我和弟弟，那种清甜的味道和偷得的欢乐，让我在饥饿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怀念。

那时候全家人的生计都靠爷爷和父亲，夏天他们挑着折扇扇面到城里最热闹的药房门口，等待客人拿着扇骨来糊扇面。我们家有很多漂亮的扇面，有风景、人物，也有花鸟虫鱼，梅兰竹菊。夏天的晚上，我总是缠着父亲在月光下给我讲扇面上的故事，从三英战吕布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哪怕父亲已经讲了许多遍，我还是听不够。其他季节，爷爷和父亲卖豆腐，母亲和奶奶在家继缝缝补补，照料一家人的生活。

我小时候住金银库附近，那里有一座寺庙，如今还在，这是今年拍的。

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辽阳城的一半被日军占据，小规模战事不断。日军占领区五十米一个岗哨，看到有老百姓路过，日本鬼子就找茬一顿暴打。甚至是日本的小孩看到中国人，都会无缘无故地骂“八格牙路”，我们知道那是“混蛋”的意思，但是也都敢怒不敢言。

经常会遇到抓壮丁的人，父亲冒着被抓壮丁的风险出摊儿，一天也只能接到一两个糊扇面的活，小生意干不下去，漂亮的扇面剩下厚厚的一摞，后来不知都丢到哪里了。城里人都逃到别处，门房也租不出去，我们一家人的日子糊口都很艰难。

7岁那年，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坐着大板车往吉林方向逃难。爷爷奶奶年龄大了，怕路途遥远出意外，只好让他们留下看护老宅。

一路北上，走了四天后，我们到了现在的吉林三源浦。祖奶奶的娘家侄子在这里生活，我们借住在他们的下屋。他们家支了一台磨，用来给自己家磨粮食，有时候我也会跟着大人学推磨。这段时间，父亲上山砍柴挑到集市上卖，但是收入很少，家里入不敷出。大姨在三源浦北边三十公里左右的辉南县开诊所，我们一家人再次向北，去投靠大姨。但是在我们到辉南不久，大姨一家搬去了鞍山。

我们就住在大姨家，父亲买烟叶回家自己做卷烟，母亲在家切烟丝，喷上蜂蜜晾干了之后，父亲用手工卷烟，哥哥帮他粘浆糊，我把卷好的烟头两端用剪刀剪齐。记得白色的烟卷有拇指那么粗，一盒12颗。父亲背着烟走街串巷吆喝着卖。后来战事越闹越紧，人们只顾逃命，卷烟也没人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加艰难。

原来在辽阳吃高粱米，到了吉林后吃大馇粥小馇粥，全家人都不服水土。我的脚踝处肿大，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总是咳嗽，脸色潮红，没钱治疗，只能在屋里躺着。人们都在逃亡，父亲小生意也做不下去，而且也病了，没法干活。我们一家五口无以为生，只能靠讨饭生活。那时候我十来岁，每天和弟弟用木棍抬着一个小桶出城到村上讨饭。有时候能要来一些玉米饼子，有时候是一些稀粥，最好吃的是一次从部队炊事班讨到了一个锅巴，还有一次讨到两个饺子，我和小弟都不舍得吃，拿回家给病中的妈妈。

此时的辉南八路军和国民党对着开枪，每次一听到枪响，父亲就学着别人家把我们卷进被窝里，说是可以挡子弹。

几个月后，贫病交加的母亲在一场剧烈的呕吐后去世，我和哥哥一边哭一边给妈妈擦洗。那时，人们为逃避战乱纷纷四散逃命，看起来很好的房子一排排都空着，父亲在一间空屋里看到一副没有盖板的棺材，拿来装了母亲的遗体，拉到城外葬下。贫病交加又丧妻，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天中午，父亲让我到药铺为他讨要冰片，我不好意思去，一步步捱到药铺门前，弟弟跑来告诉我，父亲去世了。这件事让我后悔了一辈子，如果我去把冰片讨回来，也许父亲就不会那么快离开我们。父亲去世后，哥哥和我无力为父亲置办棺木，就把他与母亲草草葬在一起。

大概过了一个月，小弟也发起了高烧，好几天不退，后来喊他都不会答应，我们才慌了神。哥哥守着弟弟，我去请大夫，但是回来时小弟已经没了呼吸。小弟才9岁，他那么漂亮，谁见了都说不像穷人家的孩子。我抱着小弟不肯松手，回忆起和他抬着桶去要饭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有家人作伴心里总有个依靠。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世，就剩12岁的我和16岁的哥哥。我害怕又无助，每晚在噩梦中惊醒，天天哭，盼着能回辽阳。

1949年秋天，城里没有了枪声，军人多了起来，街上有好多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欢天喜地的扭秧歌，二姑也从辽宁海城到辉南来找我们。当时我蓬头垢面，衣不蔽体，鞋子露着四个脚趾。姑姑连夜给我做了一双鞋，新鞋的的温暖和舒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姑姑告诉我们解放了，我并不知道什么叫解放，只是跟姑姑说想回家。

大约一周后，爷爷来到辉南接我们回辽阳。一见面，我和哥哥就哭了，爷爷把我俩抱在怀里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们一起到父母坟前，哥哥特意放了一个石块，说这里就是埋父母的地方。我们流着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爸、妈，我们回辽阳了，等我有钱了，再把你们接回家。”我和哥哥跟着爷爷坐火车离开这片伤心之地。

离开辽阳短短五年，感觉却是沧海桑田。爷爷奶奶还住在那个院子里，月季花还在开，门房已经倒塌，小伙伴们也都不见了，只有卖糖的还在挑着担子吆喝。回到家的第一顿饭奶奶焖了一锅大碴粥，还炖了大骨头，那就是家的味道，吃着吃着我想起父母和可爱的小弟，眼泪忍不住啪嗒啪嗒掉到碗里。

离开辽阳前，我只看到男孩上学，他们在学校里还要学日语。回来后，我看邻居家的女孩也背着书包上学，很羡慕，也想读书。不过，上学要穿白上衣，蓝裙子，爷爷说咱家没钱买校服。我哭着说穿什么都可以，只要能上学。爷爷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把我送进了学校。

1957年，工作后第一次发工资，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因为之前父亲和哥哥教我认过许多字，我直接从二年级开始念。我爱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的班主任叫张宝珠，她特别喜欢我，选我当学习委员。每次老师判作业，都拿我的作业当样板，我还帮老师收发作业。战争耽误，同学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也有人跟我一样是从外面逃荒回来的，但大家谁也不轻易说起那些伤心往事。

生活逐渐恢复秩序，爷爷卖豆腐，奶奶在家缝缝补补，有时候我也会帮奶奶给衣服剪边，烧火做饭。那时生活仅能解决温饱，冬天，奶奶用旧衣服的布块给我缝了一副棉手套，大酱色，还有一道一道金色的花纹，班长借去戴，不小心碰到了抽烟的火筒，被烫出了一个大窟窿，棉花露出来，我难过了好一阵儿。五一搞活动，同学都穿白上衣蓝裙子，我穿别人掉色打补丁打旧衣服，只好站在队尾。

哥哥已经16岁，回到辽阳后没再去读书，他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糖、卖花生。哥哥处了一个女朋友，两人感情很好，打算结婚。娶媳妇要最起码要给女方做套衣服，奶奶说哥哥心脏不好，看病的钱都没有，还娶什么媳妇，就不要拖累人家女孩了。

1956年，初中时与同学留念，我是第三排左三。

我念初二时，哥哥病情加重住院，半个月后，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亲人哥哥也去世了。我伤心欲绝，好几天都没去学校，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心里怪爷爷奶奶，总觉得哥哥应该结婚，如果结婚了他就不会死。但是那时我还小，从来也没敢为哥哥说过一句话。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支持哥哥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至亲一个个离我而去，孤独总是如影随形，父母小弟的坟茔在千里之外，唯有哥哥的坟墓还能看到。每年哥哥的忌日、清明，我都会去祭扫，遇到困难，我也会去哥哥的坟边坐坐，跟他唠唠，常常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

身世飘零，我更得自立自强。读书期间我一直名列前茅，1953年我顺利升入初中。这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把小院卖掉，去鞍山跟叔叔住在一起。每到节假日，我坐火车去鞍山看他们，车票5毛钱。中学搞勤工俭学，上半天课，干半天活，初中三年级的上半学期，我的肺出现了毛病，总咳血，校医检查后就让我退学回家休养。退学后，我在辽阳没有落脚的地方。好在五十年代末，国家正在进行战后重建，厂矿企业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

我刚退学就被劳动局安排到了辽阳有机化工厂，有五百多人，五个大仓库，算是一个大厂。刚进厂，我被安排拧瓶盖，我每天一早去，把瓶子摆齐，工人们来之后直接就能干活了，经常被领导表扬。后来，化工厂成立“扫盲班”招收了一批名十七八岁的农村孩子作为定向培养的工人，我被调到教化学和语文。委培班办了一年多就解散了，那些学生也没能进厂，好多学生哭着不肯走。

1962年，全厂共青团员合影，我在第二排左二。

紧接着，为了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培养单位的干部后备力量，工厂办了夜校，我又成了夜校老师。下班后就到夜校上课。没有正规教材，老师就教他们从自己的名字开始认字。扫盲班持续了两年，工人差不多都会简单读写之后，夜校就停了，我又回到了榨油的生产线上。

1959年，所有人的口粮都不够，一开始还能有点苞米面，摘榆钱充饥。有段时间几乎没吃的，每天在职工食堂喝点粥，吃点咸菜。即使是这样，我也很知足了。在车间榨花生油时，看着饱满的花生粒我馋得直咽口水，却不敢拿一粒公家的花生吃。那时我住在职工宿舍，每个月工资28块钱，我自己留几块钱，其余的都买槽子糕和其他吃的送给鞍山的爷爷奶奶，总算撑过了那段时间。

1960年秋天，爷爷想我了，一个人从鞍山来辽阳找我，路上走丢了，被找回家后就一病不起，不久爷爷也去世了。这些年来，爷爷奶奶一直是我最大的依靠，我多希望他能等着我有能力孝敬他，让他过更好的日子。

1959年，爱人在沈阳故宫，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25岁那年，朋友给我介绍了在辽阳驻扎的一个铁道兵。他老家贵州，也是孤儿，人实在，工作好，又勤劳，我挺满意。他也觉得我漂亮又能干，性格开朗，觉得合适。

1963年秋天的一早，我穿上新做的宝蓝色上衣，从职工宿舍步行半小时到对象的连部南大营。对象在他们连队食堂摆两桌菜，战友送了我们四个带大红喜字的搪瓷缸子，一个脸盆，四块大镜子，领导讲了一些祝福的话语就算结婚了。

1963年，我们的结婚照。

双方的亲人只有我三叔三婶到场，送了我一床红花洋布背面，大姑送我一件过时的白色外套。别人结婚有父母亲人在场，都是热热闹闹，而我的至亲已经阴阳两隔，我有再多的幸福也无法与他们分享。本来不会喝酒的我，婚礼结束后一个人倒了杯酒，爱人也陪着我端起了酒杯，他说，“以后这世上，我们就是对方最亲的人了，我一定不让你再吃苦。”听到这句话我百感交集，是啊，无论过去经历多少磨难，以后有人陪我共同面对，这世界变得结实起来。

我在爱人连队住了9天，算是度蜜月了。婚后不久，爱人就随部队去了黑龙江省嫩江市。厂里把看煤的小屋给我做了新房，除了床和炉灶，我没什么家当，10平的小屋也显得空荡荡的，大儿子和大女儿的童年都是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的。

结婚一年后，大儿子出生，爱人已经从辽阳转移到湖北驻地，没有探亲假，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做军人家属的不易。好在单位派了几个青年轮流来照看，帮我洗衣做饭。

那时厂里办了个托儿所，我也从生产线调到了托儿所。在工厂的外面，一个小院，没有秋千也没有滑梯，孩子们上课在室内唱歌跳舞，认几个字，下课就在院子里自己跑着玩儿。大儿子一周岁时，我带着他到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湖北，他才第一次见到爸爸，躲在我背后说啥也不要他爸爸抱。

1970年，爱人回来探亲，当时一家四口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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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忙忙碌碌，时间过的很快，下班后才最难捱。每天推开门，冷炕凉灶，做饭取暖都要现生炉子，烟熏火燎。1968年，大女儿出生，我一个人要上班还要带两个孩子更忙了，常常感到无助。我还记得我在屋里生炉子，被烟熏得两眼泪花，大儿子站在门口唱“东方红，太阳升……”，他稚嫩的声音给了我最大的安慰。

有一次，大女儿在炉子上烧干粉条吃，不小心把身上穿的花裙子烧着了，人也被烧伤。烧伤疼痛难忍，女儿年龄小，整天整宿的哭，我24小时守着她，后来累到上厕所都能睡着撞墙。这时候我欲哭无泪，但是从没后悔嫁给军人，后悔也没用，只能咬咬牙硬撑。

爱人不在家的这些年，我不但要工作还要操心孩子，一刻也不敢放松，很难睡个囫囵觉。1972年，爱人终于转业到辽阳市邮电局，我可算松了口气。

我和爱人一个是贵州苗族，一个是东北汉族，生活习惯差别巨大，但是爱人非常包容。转业后，他说要把之前亏欠家里的都补上。他把工资都交给我打理，还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活，把家里家外收拾地干净利落。我喜欢吃土豆，他一次买一面袋子囤着。小女儿出生，坐月子期间，鸡鸭鱼肉，他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孩子的尿布也都是他洗，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

1972年，辽阳白塔公园，全家人合影。

儿子和大女儿按部就班上学，没课外班，也没太多压力。我对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不要像我儿时一样遭罪，能健康平安长大。

小女儿略微有点不同，那时家里条件好了许多，她聪明也喜欢读书，我们投入的就多一些。学校要定杂志报纸，别人没订，她一人订了好几份。她唱歌好，想学乐器，我们就拿出六百多块钱给她买了一架手风琴。有时候看到三个孩子在一起玩耍，我会不由自主想起我的哥哥和弟弟，如果他们在世，应该也能享受到这样的幸福生活，被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悲伤又慢慢泛上来。

1989年，小女儿在家属院里拉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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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孩子齐齐整整地长大，大儿子电校毕业后分到在电力局工作，大女儿念了职高也进了企业，小女儿中师又自修本科，做了教师。他们各自又结婚成家，我觉得自己算是完成了任务。

九十年代初，我退休后两个月，有机化工厂宣布解散，每个工人发个盆儿，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就各自回家了。一年后大孙子出生，我就去看孙子。

退休的前十几年，我轮流把孙子和外孙带大。带孙子和带儿女很不一样，带孙子辈更稀罕。她们怎么闹我都喜欢。外孙特别贪玩，都晚上九点了也不回家，去接他，走几步还往回跑，都上学了还不爱去，都是买零食哄着去，没敢大声嚷过一句。儿女小时候，我对他们可没那么多耐心，大儿子在托儿所老往外跑，忙得管不上，训上句，再跑就不管了，更别说零食了。

我和曾孙子一起弹琴。

孙辈儿与儿子那一代相比简直在蜜罐里长大的，吃的穿的不受一点委屈，学钢琴、看电影，还能出去旅游……全家人把他们捧在手心里疼爱，培养。看着他们的生活，我都后悔早出生了几十年。我从来没给孙辈儿讲过从前的事，他们小时候，我忙，没时间讲，等他们长大了，又没时间听我讲了。

这些年我们的居住条件也在慢慢改善，从十来平的看煤小屋搬到了二十平的单身宿舍，爱人转业后，邮电局又给他分了房子九十平的单元楼，一直住到前几年，外孙结婚没房子，借给他做婚房，我搬到大女儿家。

儿女们不再需要我照顾，十多年前爱人也先我一步撒手。忙了大半辈子，突然闲下来，屋子里转来转去都是一个人，说话都带回声，虽然有吃有喝，没病没灾，总觉得这一天怎么变得那么长。坐在沙发上恍恍惚惚就陷到回忆里，净是些让人难过的事儿。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我跟着邻居学习织毛鞋，越织越上瘾，攒了一百多双，拿到公园去拍照，总有人问卖不卖，我不舍得，想着给孩子们留个念想。

我织的毛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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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一楼，阳台外面有块空地，我把地翻起来，种点儿小葱，韭菜，有时候心情好，还种点儿茄子、西红柿什么的，老伴在世时种的月季一到夏天就在窗前开出一片红彤彤的花，看到这些花我都会想起他。

爱人生前种的五味子，他过世之后，我精心侍弄。

一转眼黄土已经埋到了脖子，我送走了父母兄弟和爱人，死亡是我生命里的常客，孤独和恐惧也曾在无数的长夜里抓住我，但是害怕有什么用呢，人孤孤单单的来，也是孤孤单单的走，这世界有我牵挂的儿女，另一个世界也有疼爱我的家人，一切也就释然了。

我这一辈子先苦后甜，解放前和弟弟一起拉棍儿要饭，被狗追的日子不堪回首，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上学阶段是最快乐的，那时候也想着要考上大学，被退学后虽然挺失落，但是能进工厂也算幸运。我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努力工作，养儿育女，日子越过越好，如今儿孙满堂，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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