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公元1879年从英国回到长沙的郭嵩焘）

主题：《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新书发布会

时间：2021年11月30日下午

地点：湖南图书馆

主讲：孟泽 中南大学教授

郭嵩焘

(1818-1891)，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曾任广东巡抚，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出使英法。

“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

近代以来璀璨的湖湘人物群体里，郭嵩焘是一颗相对黯淡的星辰。

郭嵩焘(1818-1891)，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咸丰二年（1852）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1876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从同治到光绪年间郭嵩焘曾经三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与三次教育活动相对应的学校分别为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和思贤讲舍。

我对郭嵩焘的认识、判断，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现实——1840年之后的中国，不再是原来的中国。我们发现我们不是世界的全部或者中心，只是居于世界某一方位的一个国度，只是世界所有文明的一种而已。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改变，使得当时的中国——我们称之为的“清朝”，国家命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郭嵩焘尝言：“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曾国荃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处今日而言治，是舍洋务无可讲者。”1840年之后，中国不能不进入世界版图。洋务，也就是处理国际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国务。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是会出问题的。

郭嵩焘出使英法之前，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沈葆桢也被称为“洋务先驱”之一，郭嵩焘跟沈葆桢关系也很好。郭嵩焘对西方、对洋务的认知跟时人区别有点大，于是愈发内心孤独、需要向别人倾诉，尤其遇到自己人生挫折的时候。沈葆桢是对郭嵩焘极端性格容纳度比较高的一个人，所以郭嵩焘经常给沈葆桢写信。他在赴英之前给沈葆桢的信里说：“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衰年颠沛，乃至此极……”他感叹自己都60多岁了，还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郭嵩焘认为在那个时代，跟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想省都省不了，一定得去做，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国家才能够安安稳稳。

在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这样一个前提下，郭嵩焘所从事、思考的事情，是中国当时甚至时至今日都最重要的一件事——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如果没有观念的突破，不可能求得国泰民安。没有观念的突破，迎面而来的将是一步比一步更难的处境。

所以，坊间有说法认为“郭嵩焘的见识远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就是基于这一点——即并非基于打仗的见识、做人的见识，或者处理内部官员之间关系的那种见识，而是基于在世界化、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的那种识见——理解、深入其中，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去面对变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郭嵩焘称之为“先知”，称为“那个时代最具有高度的一个人”。

“日本必为中国大患，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

1879年，也就是光绪五年，郭嵩焘从英国回长沙。他是1879年三月初五抵达上海，从英国远洋归来。

回来之前，他还跑到阿尔卑斯山，意大利、瑞士跑了一趟。这一行对他来说，真的增长了很多见识，并且提供了他做人做事的方式——别人望风而遁的苦差事，他就愿意这样执著去做。

郭嵩焘回长沙，不仅没有受到欢迎，还受到乡绅和市民普遍的抵制。有人给他弟弟写信，说你不要让他回来了。郭嵩焘坐的那种机器船，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长沙人认为长沙不是开放口岸，坐这种洋船，就不能进长沙。我们现在讲长沙人“敢为人先”，长沙是网红城市，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在1900年之前，长沙被称为“铁门之城”。洋人说中国有两个地方去不了,其中一个就是湖南长沙。

回湘路上，郭嵩焘刚到武汉，就听说有两个传教士要来长沙，结果一路被湖南人丢石头。基层的官员想保护这两个洋人，带着那俩洋人跑，石头也照着他们身上一起丢，洋人就是进不了长沙城。这个事情让郭嵩焘心里多少带了阴影，有些局促和不安。

早前他抵达上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变——日本宣布把琉球改为郡县。四年之前，郭嵩焘被朝廷叫回北京，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使。他去工作了三个月，就是处理台湾问题。那时日本人借口台湾伤害了琉球人，要进攻台湾。这一外交事件，让他觉得事情蹊跷，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回日本宣布废琉球，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原来当年日本人是以台湾为借口生事，借以表明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四年之后，日本终于把琉球废掉，作为日本的郡县对待，终于图穷匕现。

郭嵩焘非常着急。他在英国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日本人对西方学习的那种姿态，远远超过中国人。他们整个留学的群体，派的是国家的精英，与中国派些不入流的人去不一样，队伍也更大一些。在回国的船上，郭嵩焘就碰到过荷兰人，应日本人邀请去修水利、修海堤。当时郭嵩焘就感慨：“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说中国人睡在一堆柴草上，自认安全，看到日本致富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郭嵩焘说坏了，会出事。“日本必为中国大患，其关键尤在高丽，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在他看来，日本把琉球废掉作为郡县，这是他们东亚战略的开端，这个事情远没有完。“今之论者，皆谓西洋难与为敌，日本易与耳。吾观其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面对这个事变，士大夫们还认为日本人不值一提。在郭嵩焘看来，我们离吃亏之日不远了。

这件事情距离甲午战争不到20年。在对日本的判断上面，确实日后证明他是先知。不止一次，他反复跟朝廷上书谈这个事情，强调不要以为日本好惹，真正能够学西方的就是它。日本对琉球的废止，仅仅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开始。郭嵩焘在其当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

“惟公负独醒之累”

1879年，郭嵩焘从英国回到长沙，很快就收到严复的来信。

严复在英国时被郭嵩焘认同，几乎毫无保留。第一次见面，郭嵩焘就认同这个人，而且与之亲密的程度超出一般。郭嵩焘是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进士出身。而严复是一小留学生。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往往并非那种家庭很体面、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很顺的人，而是走投无路的人。地位差别如此之大，年龄也相差35岁之多，突然之间，见面谈几句话，之后就能够互相吸引。我觉得是特别奇怪的一种缘分。

1891年，郭嵩焘去世，严复写了副挽联，言“惟公负独醒之累”。我觉得“独醒之累”——至少还有一个人醒，比别人更醒一些、更明白一些——并非夸张之词。以严复当时的经历、履历，他跟很多人打交道，包括曾纪泽、李鸿章等等。严复对当时整个晚清官员群体的判断，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说郭嵩焘“负独醒之累”，严复的这一评价，多少带有“天地悠悠独怆然”的情绪。

郭嵩焘回到长沙之后，不断收到严复的信，信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吐槽”曾纪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在当时的中国，最懂洋务的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一个是郭嵩焘——郭侍郎，另一个是曾纪泽——曾侍郎。但是通过对郭嵩焘书信文字的阅读，通过郭嵩焘对曾纪泽的观感，可以发现这两个人尽管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最好的外交家，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

曾有中国学者撰文指出，曾纪泽欠缺对异域文化饱满的热情，亦没有郭嵩焘、严复等人拥抱之的能力。而原因，或是出于性情的冷淡，或是出于认识上的障碍。

曾纪泽在日记中言及西方工业化，“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器失传。财货越来越少，越来越贫困，机器慢慢就没有了”“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就这样一种认知，郭嵩焘能接受吗？曾纪泽认为我们的现在就是西方的未来，那还学什么呢？

这让郭嵩焘难免对曾纪泽有些嫌弃——你比我年轻，应该有更多更充分的对西方的认知，和更好的一种姿态，为什么那样冷淡？尤其令他不解的是，曾纪泽自己去过法国，见识过法国军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主张中法开战？结论很简单，曾纪泽迫于舆情——大家都主战，都说要收拾法国人，他也就跟着说“收拾”。跟大家一起说话，就不用负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曾纪泽这样优秀的外交家，在当时也并没有达到足够“醒”的程度。这不免令郭嵩焘与严复均感有所失望，也更加彰显“独醒之累”的栖惶。

“又陵才分，吾甚爱之”

这年11月，郭嵩焘又收到了严复的来信，说劼刚（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郭嵩焘回信说“亦殊切中”。当然这都是私人信函、私人空间里的看法。在公共的社会活动里面，他们是非常体面的，也互相尊重。郭嵩焘当然也知道，像曾纪泽这种，对洋务的掌握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凤毛麟角，只是求完美，希望他更好一些。

而曾纪泽接任郭嵩焘之后，也很快把自己对严复的观感写出来。他在日记里说，“宗光（也就是严复）有材”，材质还是不错的；“论事有时”，好学，讲事情也还有点认知。然而郭筠丈（也就是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骄矜张之气”。意思是郭筠丈老人家把严复捧得太高，让这小子狂傲得很。曾纪泽甚至说严复中国文字还没有通就怎么怎么的，说了一大通。这是1879年4月份的事情，郭嵩焘刚刚回到长沙。

就在这一年，郭嵩焘对曾纪泽评价严复作了回应——“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甚可意者。劼刚（曾纪泽）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由鄙人过为奖誉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郭嵩焘说，严复因为对西学的了解，当然有理由看不起跟在我身边办洋务的那群人。

郭嵩焘曾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意思是严复的才华我是喜欢的，但是他“气性太涉狂易”，性格还是过于率真，没有现实感，太理想主义。“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负气太盛的年轻人，往往在社会上做不成大事。这是他替严复有点着急。但即便如此，他也认同严复。基于当时中国的一种现实，郭嵩焘认为凭严复这种知识积累，将来必定是中国办洋务办外交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将来国之干城。

“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

郭嵩焘回到长沙，对湖南这个地方有什么新观感？

在古代中国社会，士绅是很重要的阶层。一个地方的好坏、公序良俗，都是通过士绅阶层的行为言行带出来的。所以郭嵩焘当然会关注自己的乡邦，对于湖南长沙的民情、社情，非常关注。

整体上，郭嵩焘对于长沙没有好的观感。“出使三年，湖湘戾气未解而浮嚣更甚，省运凋零”。郭嵩焘很为湖南人之嚣、之滑、之无理取闹而恼火；很为地方吏治日敝、纲纪日驰、人心不古而悲哀，“讹言之兴，乱亡之征也”；更为地方大员的粉饰、骄蹇、苟且而无奈愤激， 认为他们“以顽民能狂逞者，目之为气节”。

郭嵩焘说：“恐吾楚乱亡之机，动而不可止也。”就是说湖南这个地方动乱的可能，令郭嵩焘觉得很危险。原因是这个地方民情之枭——往好了说是勇敢、厉害、强悍，往坏了说就是霸蛮、不讲道理，这样一种性情，更加上一方水土养护人的条件不是很好——不算是特别富庶的地方，经济条件很差，流民很多，强盗不少。

但是郭嵩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种危险最关要处，还不在老百姓。“吴楚人心之弊，实在士大夫，百姓之可怜之多矣”，他认为老百姓其实是可怜的，社会风气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原因更在于官员和士大夫，包括郭嵩焘自己。

这个书里有一小节叫做“吾辈自救”。我发现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的日记里，很少有人像郭嵩焘这么敏于自责的。他认为他和他代表的那一群人——官员、全体士大夫精英阶层，是中国社会出现当时那种局面的终极原因。郭嵩焘反复说过不止一次，“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往往是“君骄臣谄”，然后才会“俗敝民顽”——老百姓之所以不讲道理，是因为上层不讲道理。

郭嵩焘一直认为，“风气之嚣陵，人心之浇薄，其原皆在士大夫，则亦吾辈之咎也”。郭嵩焘的自我认识，尤其是对自己阶层的认识，是我乐意看到的。郭嵩焘认为湖南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乱源”。

“君子在官则忧朝廷，居乡则忧学校”

郭嵩焘晚年在长沙，除了操心、发牢骚、吐槽，还做了些什么？当然是不停跟朝廷上书，不停地给左宗棠写信，关心国家的事情，操心中华跟世界等等的事情。别人说你不要太恼火了，他说这个不可不谈，因为我自己也在这里面。

按照郭嵩焘的看法，一个社会，其实去解释它、把握它，不是特别难。因为一个社会最终归结到的一点是人心风俗。一个社会的好坏，就是人心风俗的好坏。而这种人心风俗跟官吏层——士大夫阶层有关。那么士大夫这种风气又从何而来？这种教养又从哪里来的？从学校从学术里面来。如果学术不端、教育失败，官员、士大夫这些人就会坏。士大夫一坏，整个社会风俗也会一塌糊涂，就好不起来。这是他的逻辑链条。

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他回到长沙，至少做了三件看得见的事情：

在长沙成立了一个禁烟公社。关于禁烟，郭嵩焘的看法是，不要用严刑峻法来禁烟。不要用那种太强硬的东西，而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羞耻心。一旦有了羞耻心，人会觉悟到吸食鸦片对自己的害处。当然这个首先要针对官员、考秀才考举人那些人、士大夫阶层，当他们有羞耻感了，禁烟这个事情就可以做了。

当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不支持禁烟。郭嵩焘在日记里写到，长沙小小一地就有400家烟馆，取缔这些烟馆吧，时人包括王闿运他们认为行不通——400个烟馆，一个烟馆里至少有3到5个人在做工，400家烟馆就有几千人就业，会产生很大的财政收入、税收。把烟馆取缔了，老百姓不就断了活路了吗？郭嵩焘说:“混账，怎么这样说话！”这明明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为了财政收入和老百姓的生意就不取缔？这是逻辑颠倒、本末倒置。

所以郭嵩焘成立了禁烟公社，把长沙能够拉到身边的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都组织起来。他还于曾文正祠旁建置了一个思贤讲舍，“选子弟纯谨好学者二十人，与之讲论读书经世之方，稍存学校规模。君子在官则忧朝廷，居乡则忧学校，或以挽回人心风俗之万一，嵩焘亦籍以读书求益，消壮心，遣余年。”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每年至少要搞4次活动，以屈原、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的生日和忌日为标杆。

“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除此之外，他还改校经堂为学术和教育机构。他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基于改变教育和学术，最终目标是改变人心风俗。他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对此，他有一个三百年的预期——认为未来中国要走出困境，需要三百年。他说“泰西勤求武事，万难及其百一。然有贤者起，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望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意思是硬件制造，比如做轮船、做商贸，有三五十年，有贤者担当，大体可有成效。但这仅仅是开始，是起点。“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要想把教育弄好，至少一百年。“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然后总的加起来，三百年，一点也不多。

郭嵩焘在办校经堂的时候，让严复提供西方教育体系里面的课程，盼到望眼欲穿。当时他已经被社会上批评得很厉害，都说这个校经堂不教八股文，就教算数、天文这种东西。最后，他看到严复提供给他的西方教育大纲，觉得没办法学，只能有限地去改变一点。

所以最终，砺志、政府、人心、学校、风俗这个逻辑链条里面，郭嵩焘最根本抓的是学校。学校不行，教育不行；学术不抓，国家好不了，这是他认为最需要着手的地方。

郭嵩焘基本上把自己的演讲内容都写到他的日记里面。那是今天读了仍会觉得特别现代的表达，那些理念特别符合现代人的这种教养。很难想象100多年前那样一个时代，一个老人向年轻人发表的讲话中，会有特别现代人的观念，令我屡屡有把每一篇演讲都抄出来的冲动。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抄录过马建忠（一个比他小一辈的人）的一句话—— “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自立的资格和权利，才会有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社会上都没有立足之地，没有自己站起来的方位，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个人是不可能有自爱的。

我觉得这是特别现代的价值观。郭嵩焘极富对于新文化、新价值的敏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郭嵩焘在近代以来对中国起决定性影响的湖南精英群里面，尤其难能可贵。所以我乐意把他看成类似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一个高度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湖南文化的一件幸事。整理/雨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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