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阔天空经典歌曲分享（华语音乐再无海阔天空）

2011年5月，当Beyond乐队的黄家强，周华健、任贤齐在鸟巢国家体育馆唱出“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时，台下三万观众一起合唱。

伴随着《海阔天空》的旋律，不少歌迷泪流不止。

“就像一场梦一样，让时光倒流”，滚石老板段钟沂的感慨，也是许多人记忆里最闪亮的一笔。

这一切不禁让人发问，为何信息越多，越五光十色的当今，却再也唱不出一首深入灵魂的好歌？这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到底从何时开始？到底30年的岁月改变了什么？

段钟沂回忆道，在现场，他很平静，只是到了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天早上，他哭了。不是因为演唱会，而是想起了三十年前，滚石的音乐人们骑着脚踏车做唱片时的态度。

1986年-1996年，罗大佑、崔健、唐朝、窦唯、老狼、李宗盛、Beyond、王菲、周杰伦……中国大多数最富魅力的声音，皆出自这十年。

为什么是在这十年？

70年代末，动荡结束，百废待兴。

1978年，白花油公司选出的慈善皇后邓丽君，启动了自己的东南亚巡演。

同期，中国台湾音乐人叶佳秀，在听完约翰·丹佛之后，写出了传遍宝岛的《外婆的澎湖湾》。

又过了两年，段钟沂、段钟潭兄弟在中国台湾成立了滚石唱片，寓意为“地有滚石，天有飞碟”。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80年代，既不属于一架钢琴伴着轻吟浅唱的中国台湾民谣，也不属于蛰伏到1990年，以一首致敬曼德拉而震惊乐坛的《光辉岁月》，更不属于千禧年以后的超女选秀、抖音神曲。

80年代的乐坛，“十个馒头砸向人，九个都是诗人”。

那是一个三五群人坐在一起，就可以整夜聊文学聊音乐的时代，是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宿看电影录像带的时代，是人们从卡夫卡、福克纳，谈到萨特、博尔赫斯就能把肚子填饱的时代。

那时乐坛的明星人物，属于两个头上长反骨的人——1982年，凭一张《之乎者也》横空出世的罗大佑，和1986年，背着一把破吉他，甩着裤脚就能一高一低走上工体的崔健。

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心里，只有具有家国情怀和反叛精神的音乐，才可以媲美文学，纾解自己不拘于小情小爱的胸襟。

而那个时代的唱片公司，也是同样的头铁，有着不屈膝于权势、资本的正气。

1982年，罗大佑发布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这是一张根本不符合市场审美的作品，当时的乐评人断言，卖不过2000张。

可当时的滚石老板段钟潭脑中硬是没有“失败”两字。他认定，这个沙沙的声音是个“宝贝”。

尽管，段钟潭给罗大佑出专辑的那一年，因创办摇滚乐杂志《滚石》，自己还背着700万的外债。

除了资金风险以外，悬在音乐人们头顶的，还有中国台湾的审查制。据说，当时连《橄榄树》都被要求改词才允许发表。在连毙5首歌后，罗大佑和段钟潭在封面上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

首开先河的他们，硬气如此。

之后，《之乎者也》横空出世。这一年，罗大佑28岁，段钟潭31岁。

另一个敢于发出振聋发聩之声的人，还有崔健。

据说，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在听到崔健的声音后，愤然离席。但同期跟崔健一起混过的丁武、何勇、张炬、窦唯等人，听到后却受刺激了，“这小子竟上了这么大的台面。”

于是他们也开始做音乐，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

你无法想象到，这些来自老北京街头巷尾的青年，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飞快成长为艺术家、摇滚抒情歌手和现实观察者，写出那么多复杂而坦率的诗作。

《光阴的故事》《将进酒》《青春舞曲》《鹿港小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不是我不明白》……

这些声音的价值，并不在于悦耳，而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声喊叫，和那些信念，那些憋屈，以及憋屈之后的愤怒、激荡、嘹亮。

现在回头看，都说80年代是黄金时代，海纳百川，人与事都是向上的，但其实它更像流星。这是中国人和改革开放的蜜月期。它像极了人的青春期，纯净，天真，质朴，但却有些短暂，风一吹，就飘散了。

1982年，罗大佑写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3年后，他离开中国台湾，远赴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海外漂泊生活。

80年代结束了。

叛逆的音乐人们从舞台中央，走向都市，走进平凡人间的市井烟火。

2006年5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就出场了。

观众席上，一群中年人们坐在靠背椅上，看张艾嘉、周华健、梁静茹、张信哲、莫文蔚等悉数登台。

而与此同时，还在读初中的90后，也在MP3里，回顾着自己与周杰伦结伴的青春。

“初识周杰伦，他内敛、害羞，能把古典乐放进流行歌。在我们自我意识觉醒的启蒙期，是他教我们如何不服输，做第一，以及如何面对青春期的事。”

只是现在，那个成功后发胖的周杰伦，还会怀念当时的自己吗？

其实不管是李宗盛还是周杰伦，都是当初的造浪者。他们代表着另外一个时代的到来——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人们从集体主义走向了个人主义。

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愤世嫉俗，没有宏大叙述，没有时代英雄，有的只是“生命的琐琐碎碎，小小的期待和幻灭”。但正是因为这些偏向生活与情感的作品，才唱出了每个人心底最深刻的感情。

因为越真诚的东西才越动人。

就像当年幸晓琪录的《领悟》，这是一首每一个被现实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女孩都懂的歌曲。

辛晓琪在13岁那一年，爱上了邻居哥哥，等到结婚后一年，却听他说，“我不再爱你了”。

这个变心的故事，被李宗盛写成了《领悟》。结果，辛晓琪开始逃避歌词，又折磨了一个月后，她开始在录音室痛哭，妆都哭花了，黑色的眼线顺着眼角流淌。

她唱的“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之所以戳心，是因为李宗盛先让辛晓琪哭了无数次。

李宗盛是在用命写歌，他偷听了每个歌者的故事，然后把他们的眼泪糅合成作品，去感同身受，而不是无力地喊着，“我爱你！”“我想哭！”“我好痛苦！”

而有些音乐之所以言语无味、粗鄙无文，是因为它们都是空心的。

2018年，李宗盛低调出席浙江音乐学院活动，谈到如今急功近利的创作环境，须发皆白的他向台下的大学生感慨，“做音乐是苦活，不是把妹把到了，琴就可以扔了，我一首歌里100个金句，可是两万个句子里挑出来的，如果我不努力，就要回家送瓦斯（煤气罐）了。”

他是如此认真地看待创作与敬业的关系。

所以说，之前出现的，那些曾让你荡气回肠、热泪盈眶的歌，都是因为创作者用自己的功力、情绪、心血，才开启了你所有的情感闸门。

但在那之后，互联网时代来了。2002年，中国互联网时代开启，这一次，“音乐人”称号已经不再属于诗人、低吟浅唱者，而是经世致用者——一群手握键盘的互联网创业者。

2002年，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郑立，看到中国有上亿上网人群，决定用2000元制作一个华人音乐社区，把他对音乐的盈利模式、审美趣味，一股脑儿地投放到了其中。

后来，他把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喜欢翻唱歌曲并上传到网络的女孩签了下来。后来，这个叫香香的女歌手，演唱了《老鼠爱大米》《猪之歌》，给郑立贡献了无数流量和利润。

香香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网络签约歌手”。

2004年，通过向用户收取60元的会员费，郑立的音乐网站开始盈利。同年，引来了IDG注资。而与此同时，香香用一台奔腾3电脑，一个15块钱的麦克风红遍中国的形象，也成为了一代年轻人的偶像。

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不用钱、不用推广、不用制作，就把“一曲成名”的成本降到这么低。

但成名后，当粉丝们高举着“香香，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广告牌时，她只觉得尴尬。她说，自己不喜欢这种音乐，或许，连她自己都不好意思，会以这样的姿态成名。

只是什么都抵不过成名获利后的狂喜。

之后，一批网络神曲批量涌现。挣扎期过后，音乐创作者们开始对市场无限迎合。

就跟日后搞营销号的写手一样，他们渐渐摸透了一条条互联网生态下的黄金创作法则：

副歌前置，迅速高潮，一切不要超过30秒；

旋律可以保守，但歌词必须华丽；

Low不要紧，勾起用户分享转发，才是王道。

这也是当代音乐越来越浅显、越来越短平快的原因。

只是这样做，最后最受伤的，还是音乐人自己。因为几乎所有靠神曲红过的人，都无法摆脱一个魔咒——用后即抛。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人格烙印的，数字时代的歌手，只是个面容模糊，用来发声的人形喇叭。他们不能创新，因为茧房里的人没耐心。他们用最简单的和弦，是为了和数量最多的人审美同频。

但我们所爱的声音背后，却永远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歌手：

孙燕姿：清澈、纯真。永远奔跑，元气满满。

刘若英：情路坎坷，表面坚强，很想拥有天长地久，却总是遇人不淑。

杨千嬅：脑门上刻着一个勇字，永远不是男性第一选择的平凡女子。

陈奕迅：压力很大的丧，外表浮夸、内心清醒哀伤。

他们的歌声里，那些有心而发的，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是技术代替不了的。

无论过了多久，你只要一戴上耳机，就能重新回到初次听这首歌的场景，回味起当时空气里的味道，这便是音乐流传的意义。

而那些充满着热舞、肢体语言的神曲，尽管旋律好听，却无法让人产生被人说中心事的震动。

就像原本想偶遇初恋男友，却发现对方已然变成了暴发户。

所以，若问为什么流量歌曲总是迅速被忘掉？

大概是：旋律能被记住，是真的，但里面的空洞和没有灵魂，也是真的。

在一段小巅峰之后，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止步于2004年。

2004年以后，流行音乐走进日渐式微的“黑暗十年”。

自那以后，一代人的回忆——邓丽君已然离世，亚洲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滚石，仅剩下十几位签约歌手。窦唯点燃了一辆车，周杰伦开始半隐退。王菲最擅长的“吸纳”大法，也渐渐失灵。罗大佑除了跟传奇乐队纵贯线进行了一年的演出后，早已无心恋战，再无动静。

周杰伦曾在一次人民日报的访问里承认，流行音乐的创作是有套路的，有时候一段旋律必须要按照套路接下去，旋律才会悦耳，容易被大众接受。“脱离套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它不一定能被大众接受，这属于非主流的东西。”

但他忘了，正是因为他曾经的故意“唱反调”，我们才记住了反家暴的《爸，我回来了》，禁毒的《懦夫》，涉及反战的《止战之殇》，而不是他后来唱唱跳跳，甜而塑料的《嘻哈空姐》《阳光宅男》。

那时的周杰伦之所以被大批年轻人喜欢，也是因为，他内敛、害羞，开不了口，却又着暗暗较劲的志气。而不像他现在写的歌，歌词基本是，“你需要人宠爱，天天叫你BABY”“不爱我就拉到，哥练的胸襟如果你还想靠”。

连周杰伦都变了，也许现在的时代真的变了。

过去，他敢拿音乐做试验，用兵乓球做节拍，用口哨和直升机轰鸣，让所有歌都有一本小说的想象空间。

而现在，他成了功成名就的大佬，富足、得瑟、有钱，却也变得懒惰，写迎合时代的口水歌，审美标准日益单一。

过去，爱音乐的人写歌，殚精竭虑，看无数书，书桌上，永远都是记灵感的小纸条。

而现在，音乐成为了流水线，不用两个小时，写一支15秒的洗脑神曲，就可以成为全民BGM。

就连听众也不同了，过去，人人都要挑与众不同的歌手，找自己喜欢的调性。

而现在，算法会无视你的标签，把平台热门流量最大的内容，推送在每个人的屏幕上，替你选择你的选择。

过去，唱片公司老板会振臂一呼，带着音乐人向上游互联网平台争取版税和维护权益。路漫且难。

而现在，粉丝经济打通了超男超女、音乐选秀的任督二脉，人们追求的是效果、话题和眼球。音乐反而成为了背景板。

在一个资源只会向头部倾斜的时代，音乐人们被灌输的是，做大多数人喜欢的，才有机会，这也注定了，在一个谁都是潜在听众的网络，敢于创新的水准终会持续下降、渐行渐远。

也许，以后再也没有那些声音，教我们长大，教我们如何看清真相后如何生活，但我们依然记得三十年前，滚石人的那句“音乐的力量是文以载道，不只是风花雪月”。

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回听昔日的歌曲，回忆那个把流行歌曲写得像诗、像电影、像艺术的时代，看那些愿意关注人类挣扎苦难的音乐人渐渐走远。

再见，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三十年，再见，那个把对生活和音乐的探索，曾经推到极致的时代。

再见，那些诗人、歌者、低吟浅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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