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的思考方法（学术交流首先应该有平和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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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首先应该有平和的心态——读张连仲教授“学术交流应有理性的范式”一文有感

吴功迪

《新课程报》第48期刊登了张连仲教授与《学生双语报》主编刘鹰老师的访谈，题目是“学术交流应有理性的范式——张连仲教授谈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年会”（主要是谈论该届会议期间的“学术辩论”）。笔者读过后深有感触。

有几点笔者感到不解之处，愿与二位商榷。

谈到2007年11月1日晚，在该届年会上举行的有关当前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热点问题的辩论，张教授在访谈中一开始就说：“首先，我们的外语教学界，特别是基础外语教学界以及研究外语教学的部分人士，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先天性的学术功底不深，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笔者有幸参加了该届年会。作为一个从教几十年的普通外语教师，在读了这段话后的第一个疑问是：研究、探讨我国外语教学问题，与学术功底深不深关系很大吗? 学术功底真的那么至高无上? 况且这学术功底的深与浅又怎么界定，由谁界定? 至于“先天性的学术功底不深”这一说法，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冗余（redundancy）。世界上有先天功底就深的人? 有生而知之者? 功底深与浅是相对的，而且是个变量。过去很深，现在也可能很浅，谁敢说原先功底不深的就注定永远不深?

张教授一上来就有这种“第一感觉”，是不是想以所谓的“先天性的学术功底深与浅”作为是否在对话中具备话语资格的标准? 且不论这样说是否有贬低别人的动机和效果，一上来就摆出一副对别人不屑一顾的姿态，至少不符合他所提倡的学术交流应有的“理性范式”吧?

而且这种把“先天的学术功底深与浅”作为判断对与错的标准，本身就不够理性。

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知道：做学问和做任何事情一样，最重要的是方向对不对，而不是功底深不深。学术功底再深，方向不对，南辕北辙，只能越走离目标越远。黄埔军校里培养出来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战略战术功底比“抗大”出来的人要深得多，而且是美式装备对“小米加步枪”，可结果如何? 学术功底浅些，只要方向对头，勤于学习、探讨，完全可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战国时大思想家苟况就曾说过：“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更何况一个人的学术功底深与浅也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

张教授的第二个印象是：“⋯⋯然而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学术争论是在争夺话语权，而不是在争夺具体的话语。谁有权，谁声音大，谁就能够获得现场所谓的掌声，谁就洋洋得意。”

这就有点让人不明白了！笔者看了新课程报上对参加辩论的四位专家的身份的介绍。前两位名字之前“教育部”的字样，而后两位只是某某学院和某某大学的(而且某学院的还是前院长)。这倒让笔者有点糊涂了：究竟是挂教育部名分的人的权大，还是来自某学院或大学的人权大? 难道张教授是在指责前者争夺话语权? （在现场笔者确实看到某位专家争话筒，刘道义老师看了说：“请让他说完。”）领导和群众争权，争掌声，值吗?

至于说“谁有权，谁声音大，谁就能够获得现场所谓的掌声”，这种说法与现场事实不符。赢得现场听众阵阵“所谓的掌声”的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权力的象征。即使真的如此，这样说有点太蔑视现场听众的理性判断力了吧? 难道他们是根据权力、声音大小来鼓掌的? 即使他们鼓错了掌，按照张教授的说法，应该是因为他们“学术功底不深”，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没有头脑，唯权是从，随声而动的芸芸众生。而且这与他下面说的“老师们在不断成长，⋯⋯人家是一线的实践者，⋯⋯这是可喜的现象，应该鼓励”，“这反映出一种心态，就是对权威的反对（笔者认为：“反对”一词用在这里不够理性，用“质疑”更平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等言辞自相矛盾。把持不同意见的部分一线实践者看成是唯权力和声音大小而动的人，未免不够公正，不够理性吧? 难道张教授就是这样鼓励一线实践者的?

当晚有幸在现场，笔者亲耳听到那些“所谓的掌声”。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一线教师或教研员。

张教授说：“从内容上来讲，整个会议在‘二语’还是‘外语’，‘学得’还是‘习得’这些问题上纠缠过多。这就显示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外语教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学术理论上准备不足，在学术发展上并没有跟进，如果我们还在争论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表明我们的队伍本身就是良莠不齐的”。

关于“二语”还是“外语”，是“学得”还是“习得”是否有必要争论，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二语中确实包括外语，现代语言学研究中acquisition的含义也包括learning，这是任何一个哪怕只读过一本语言学专著的人都知道的常识。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很表层的问题：如果“二语”完全等同于“外语”，而且二语习得理论更“先进”，更“主流”，更值得“跟进”，那么我们的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为什么不叫“中国教育学会二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我们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什么不叫“北京二语大学”? 为什么Heinle & Heinile Thomson Learning出版的那本畅销世界的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Third Edition)在second和foreign language之间要加个or? 至于说有些基本问题有没有必要争论，笔者只想提一点：从表面上看，人犯糊涂不是犯在复杂问题上，而恰恰是犯在那些被好多人（其中也不乏学术功底很深的人）不屑一顾的基本概念上，要不怎么会有“归根结底”、“正本清源”之说? 而且谁敢说自己已经把这些基本问题弄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队伍中的良与莠难道是以自以为清楚与否来划分的? 究竟清楚与否难道就不必接受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检验? 对有关方向道路的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非但不可悲，而且可喜。二语习得理论确实对国际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做出很大的贡献。但诚如龚亚夫先生所言：二语习得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二语习得论中也包括不同的流派，并不是所有的都正确，都适用于中国。从教学角度看，在美国、英国等目的语国家（the Inner Circle）教英语，与在二语国家（the Outer Circle）教英语，与在中国这样的缺乏目的语环境的国家（the Expanding Circle）教英语；由NESTs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来教，和由中国英语教师这样的Non-NESTs来教；教一个不足20个人的小班，和教一个上百人的大班；教学习英语的目的是surviving的学生，和教学习目的是继续学习和使用英语的学生，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从教材，到教法，到评估等方方面面究竟有没有区别? 这种教法（methods或techniques或skills）上的区别是不是源于理念（concepts）和教学路子（approaches）? 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或者哪怕是亲身教过一天学的人都不会否认上述事实。既然这样，至少从教学角度考虑，区分外语教学和二语习得是否有必要? 是否是在概念问题上纠缠不休? 究竟是可悲的，还是可喜的? 如果对这一关系到中国外语教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方向道路问题，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英语教学的话语权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甚至认为讨论这些问题“可悲”、没学问，那么用张教授的话说：“我们这些所谓有话语权的人，有没有出于公心? 有没有这样的学术能力敢坐在这里（或坐在下面——笔者按）代表某一种观点谈问题? 想没想过这样谈过之后会对我国外语教学产生什么影响? ⋯⋯你给我们（树立了）一（种）学术风范了没有? 你是不是真正在那儿坐下来讨论学术问题?”如果所讨论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中国英语教学的方向、道路问题，不是为争取中国人在国际英语教学领域的话语权，那么这种学术功底和学术讨论对中国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张连仲教授说：“在学习外国和考虑中国国情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开放的心态。我们老祖宗的一些优良传统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而现代科技、现代思维体系下的思维、交流范式我们也没有建立起来。”

读了张教授这段话，笔者又有一个疑问：如果“现代科技、现代思维体系下的思维、交流范式”真的没建立起来，那我们是用哪种范式和西方各国交流，并得到他们的认同的?

从讲话中可以看出：张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很深感情的，很不愿意看到我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的丢失。但笔者觉得张教授不必对此忧心忡忡。即便是一个初级语言学习者也该明白这样一条基本原理：Language is culture.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文的地位受到某种冲击，但中国话我们还在说，中国字我们还在写。只要我们的母语还在，我们的根就在，凝聚在我们母语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就丢不了!这个道理是不需要有很深的学术功底就可以明白的。

张教授也承认：“中国古典的东西其实有很深的智慧在里边，⋯⋯可是现在我们把它丢了。”我觉得更值得探讨的是：究竟是谁把它丢了? 怎么丢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课程标准又是如何强调继承和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的?

也许张教授指的仅仅是在外语教学方面，我们老祖宗的一些优良传统已经没有了。但即使这么说也违背事实。据笔者所知：尽管我们的一些时髦理念明里暗里反对在英语教学中使用背诵和翻译，认为这样做违背素质教育和课改精神，但我国绝大多数英语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仍坚持在抓背诵和翻译，而且这种做法也早已得到国际语言学界广泛认可；尽管我们的课程标准破天荒地把语言技能放在语言知识的前面，我们广大一线教师仍在扎扎实实的抓语言基础知识．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语言技能。这一点不仅传承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已经被国际语言学界认为是对世界语言教学的重大贡献。这仅仅是我们一线教师自觉坚持和发扬“老祖宗的优良传统”的几例。就连张教授认为通过主持这场辩论“树立了良好的学术风范”、“值得尊敬的老一代学术人士的代表”刘道义编审最近也写了一篇“孔子的学习理论对外语学习的启迪”，足见我们老祖宗的一些优良传统现在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大多数人也不希望让它消失。

也许是张教授一心希望别人坚持“学术交流的理性范式”，结果导致自己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在前面说：“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这也是一个很虚的理论，你能说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吗? 你认为有哪几点?”可随后他又说：“我原来讲过一句很简单的话：中国的外语教学确实是外语教学”。既然承认中国的外语教学确实是外语教学，那么根据理论来自实践这一哲学的基本原理，怎能断定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育工作者的中国，经历了几十年外语教学的实践，就不能诞生中国自己的外语教学理论！至于中国外语教学理论有哪几点，慢慢探索，慢慢总结啊！急什么？难道只有说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根本不灵的那种理论才叫“实”的理论? 张教授说他原来这样认为，是否在暗示他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在“与时跟进”，修正他原先的观点?

张教授和刘鹰老师在访谈中还有一个很新颖的提法：这次辩论是“猫和狗”的对话。辩论双方谁是猫，谁是狗？猫和狗孰高孰低，孰尊孰卑？尽在不言中。不过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既违背了辩论现场的事实，也违背了基本常识。

谁都知道：猫和狗所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而当时辩论双方操的是同一种语言：汉语（加少许双方都能听懂的英语），怎么能说成是“猫和狗”的对话? 也许两位指的是：辩论双方的“言内意义”或“字面意义”（locutionary meaning）相同，而“言外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即对读者或听者所造成的影响）不同，这是事实。根据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 act）这种情况在“猫与猫”、“狗与狗”、人与人的交流中都屡见不鲜，不独“猫与狗”的对话为然。两位用了这样一个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很不贴切的比喻，是不是在使用“间接语言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来暗示：你们和我们不属于同一档次，你们连基本概念都不懂，我们跟你们说不来？既然张教授强调交流要有理性范式，要心态平和，那就direct一点，何必用这种indirect speech act？这符合“学术交流应有的理性的范式”吗？

刘鹰老师的一段话也值得商榷。他说：他想起“钱钟书当年写中西文化比较的时候说，中国文化怎么样，西方文化怎么样，这在概念上其实就是错的。”他没有说明钱老这话的出处，所以我们无从查证，只能根据引文理解。说中国文化怎么样，西方文化怎么样有什么不对? 百余年来人们（包括专家、学者）不都这么说? 我们对不少大家及其作品不都用“学贯中西”、“中西合璧”来赞誉？我党不也一直倡导“洋为中用”？如果不必区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当年钱老为什么要写“中西方文化比较”？比什么啊？难道他老人家闲来无事，要在两个“错误概念”中进行比较，“错中择优”？

刘老师还说：“你要比较，必须是‘狗’跟‘狗’比，‘猫’跟‘猫’比，你不能拿‘狗’和‘猫’比⋯⋯”。这是谁规定的啊？笔者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狗”和“猫”完全可以对比，否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岂不成了天方夜谭或者梦呓？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也可以比、应该比。共同点是都属于ELT（顺便说一下，《新课程报》在引用刘道义教授的发言中用了“GSL，GESL”，笔者查遍手头所有的语言学词典都没发现这两种提法，后来用google搜索了一下，才发现GSL是general service list（高频词汇表）的缩略，与讨论的话题并不相干。而GESL至今没找到出处，该不是TESL? 不过笔者不相信由学术功底那么深的人任主编的报纸会出这样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之间的不同点很多，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必加以比较，统统引进，那不成了简单的“拿来主义”了？

不同的人之间也可以比，比如学术功底“浅”或“深”，不就是比较之后才说出来的吗？当然这种比较方式和结论是否理性就不必说了。

最后，笔者想引用张教授文中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希望的是，中国外语教学界各方能够尽早采用平等、平和、平静的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心态来讨论学术问题”。

“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苍白，很不到位。这也给我们所谓的来自学术界，坐在台上（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没能坐到台上的？我领会张教授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要慎言，要防止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对外语教学界可能更好一些”。

（本文首次发表在《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以下是上文提到的文章，仅供参考。

学术交流应有理性的范式——张连仲教授谈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

马志燕

刘鹰：张老师您好，每次的学术年会都会有一些关注点，本次学术年会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张连仲：首先，我们的外语教学界，特别是基础外语教学界以及研究外语教学的部分人士，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先天性的学术功底不深，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这次大会我们一再重申的一个原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然而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学术争论，是在争话语权，而不是在争论具体的话语。谁有权，谁声音大，谁能够获得现场所谓的掌声，谁就洋洋得意。另外。就是现在对学术上的很多术语、基本概念，很多人都没有搞懂，导致大会上出现了一种“猫和狗对话”的局面，对话很困难，就像亚夫说的“盲人摸鬼”。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要思考：当然这届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的是，中国外语教学界各方能够尽早采用平等、平和、平静的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心态去讨论学术问题。

大会第二天的分组发言让我看到了老师们在不断地成长，虽然很多发言有漏洞，很多发言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不能站在所谓研究者的角度去要求人家，人家是一线的实践者，现在已经能够上升到这个层面上来看问题，这是可喜的现象，应该鼓励。

刘鹰：能不能就年会中的不足谈谈目前外语教学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张连仲：从内容上来讲，整个会议在“二语”还是“外语”，“学习”还是“习得”这些问题上纠缠过多。这就显示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外语教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所以下面讨论对与否的问题就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学术理论上准备不足，在学术发展上没有跟进，如果我们自己还在争论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表明我们的队伍本身就是良莠不齐的。

从观众的表现上我们也看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一位教授发言大家鼓掌比较多，这反映出一种心态，就是对权威的反对，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件好事，表示大家不再简单地盲从。另外一个方面，一线老师的发言中不乏真知灼见，这一点也使我很欣慰。受课程改革的推动，一线老师对外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进步越来越大，已经有足够的认识能力、表达能力，发出一些有分量的声音。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大范围发展的一个标志。而相形之下，在人民群众大量的、有效的、科学的实践面前，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苍白，很不到位。这也给我们所谓的来自学术界，坐在台上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要慎言，要防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对外语教学界可能更好一些。

大会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学习外国和考虑中国国情，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开放的心态。我们老祖宗的一些优良传统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而现代科技、现代思维体系下的思维、交流范式，我们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站立不稳，膝盖发软，需要一些学术以外的东西支撑来强调话语权。

其次，每次大会都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点评，缺点是这种点评基本上还是判断式而不是点评式的，我们老在说人家，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对话? 当然，这个是有矛盾的，因为会议时间有限制。

这其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晚上的活动。这种活动呢，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所谓有话语权力的人，有没有出于公心，有没有这样的学术能力敢坐在这里代表着某一种观点谈问题? 想没想过这样谈过之后会对全国外语教学产生什么影响? 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些问题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契机? 你给我们一个学术风范了没有？你是不是真正在那儿坐下来讨论学术问题？

刘鹰：您开始所说的“猫和狗的对话”让我想起了钱钟书当年写中西文化比较的时候说，中国文化怎么样，西方文化怎么样，这在概念上其实就是错的。你要比较，必须是“狗”跟“狗”比，“猫”跟“猫”比，你不能拿“狗”和“猫”去比，您所说的是否就是这个意思？

张连仲：对，是这个意思! 客观事物它在那儿，你不能说你的东西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国外的，而我的东西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本土的。本土的东西它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这也是一个很虚的理论，你能说出来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吗? 你认为有哪几点？简单地粘贴一个标签，简单地呼喊一个情绪化的口号，这是目前讨论问题当中的一个弊病。我觉得中国搞外语教学的同志特别容易一言以蔽之，“都”怎么样，“根本都不行”，“老师们都说了”等等之类，“都”是多少？你统计了吗？没有数据说话，这种思维方法本身是很不科学的！所以他对事物本质的判定本身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这导致在争论中混淆、偷换概念，然后靠每个人的言语技巧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特别要引起注意。

刘鹰：国外的风气和中国特色，严格地来讲，并不只存在于中国的英语教学界。在中西文化迥异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外语教学对国外的借鉴和它的本土特色？

张连仲：我原来讲过一句很简单的话：中国的外语教学确实是外语教学，但不管是一语、二语、外语，还是什么语，都要遵循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中国古典的东西其实有很深的智慧在里边，包括外国人现在说的很多东西，可是现在我们把它丢了。所以我们失去自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把很多东西引用过来研究我们的外语教学，我们还没有这种话语权，这种能力，中国人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挣扎。

创造自己的话语和范式，需要建立起清晰的思维体系，我们应该思考在学术上以什么形式讨论什么问题，才能使基础教育的广大教师最能获益。会前有老师用PK这个词形容论坛，当大家都已经把这个论坛用PK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对这个论坛的期望值就很有问题。我们不能把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办成湖南卫视的PK台，把学术讨论变成抢话筒。我老提上世纪3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身上还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士气，现在弄得大家都庸俗一片！所以说，能抛开庸俗习气，真正地考虑学术问题，真的是太重要了！

刘鹰：最后，能不能请您对今后的类似活动提一些建议和希望？

张连仲：总而言之，第一点，我觉得这种活动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定位不要太高；第二点，希望今后讨论的问题能够更准确一些，讨论问题前在理念、理论、表达方式上的准备能更充分一些、规范化一些。从整个会议来说，刘道义老师的主持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术风范，她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老一代学术人士的代表，老一代体现出了平和、平等的心态，体现出了对外语教学界的真切认知和殷殷关怀。辩论会上双方都摆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总的来讲，使听众从他们所谈的内容之中都有所收获。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听众当中看到了外语教学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对于各种各样的理念，老师们的辨识能力确实有所提高，他们也不再是简单的听众、盲从者，而已经可以平等地宣扬自己的观点，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希望以后类似的活动能够更有深度，有规范、理性、和谐的氛围。

（本文首次发表在《新课程报》第48期，2007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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