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在什么时候有褒无贬（微言大义的谥号）

汉文帝剧照

“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我们知道，作为古人，除了本名之外，他们的称号实在太多：名、字、自号、赠谥、世称……而当范围缩小到人间帝王，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当时的人大多不会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起到替代作用的，就剩下了“号”。

一般说来，帝王的号有四种：年号、庙号、谥号、尊号。

人们也许不知道刘病已，但知道汉宣帝，人们也许不知道福临，但知道顺治皇帝……皇帝的号，当然是有讲究的，相对于出现较晚的年号、并非人人都有的庙号、随时间发展日益加长的尊号，谥号是持续时间长而褒贬较明确的一种通行的称呼。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的文帝、武帝，就是谥号。

一、 谥号的缘起——所谓盖棺定论

1.周代制谥

按传统的说法，谥号根据谥法起的，谥法是周公定下的。“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当然了，儒家的理论大多追述到周公，出于可贵的怀疑精神，近现代学者们根据更多文献资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新的结论。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谥法起于战国之时，王国维则认为起于宗周共懿诸王之后。——或许后人只是托周公之名，但考古材料和名家考证还是让我们确定，谥法的确是在周朝出现、发展、并影响后世的。

周公

然而一事物的起源和开端还是不同的。两者的差别譬如河流，河流的开端或许是山间一眼泉水、一道小溪，说到它的起源，却要追溯到高山之上的冰雪，极寒之地的甘霖。

总的来说，三代之内，周是集大成者。夏朝，“君主”本质上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酋长，商代四处征伐，也只是依附于鬼神的下民，但是周，逐渐使夏商的制度更为完善、固定，并有所发展。谥法由此而兴。

2.兴起缘由

具体来讲，商周时期人民的天命观发生变化，由“事神敬鬼”变为“尊祖敬宗”；人民的国土范围发生变化，由“赤县神州”变为“开疆拓土，四夷宾服”；统治制度发生变化，由 “方国林立”变为“分封宗法”。焕然一新的思想和日渐稳固的政局，方方面面，构成了谥法成熟的温床。

谥法的规范化，一方面，是上承夏商，对于甚至可能追溯到尧舜时期的总结、归纳，另一方面，也出于臣权的发展。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中央集权还遥遥无期的时候，对君主的评价是对君王本人的赞许或者批评，也给继承人提供了榜样，对君主的行为有所限制。这一点，被后来的读书人发扬光大，做出花样文章。

我们知道，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可是就像之前所说的源头与开端的关系一样，孔子的思想，有不少源出于周公，或者说，是他理想之中的周公。谥法由此被收录到儒家的思想体系里，成为了臣子限制君主的法理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顺应发展的。

3.谥法作用

尽管这种原始的上谥号的方式所起到的限制作用因人而异，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限制君权、要求仁政的措施。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政治上，皇帝是风水轮流转的，但思想上，一旦接受了儒家的评价体系，孔子就永远都是“素王”。

尽管谥法的出现如此顺理成章，也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于是秦不恤下民，二世而亡，不由使后世喟然叹息。

孔子

二 、谥号的发展——唯辟作威

1.随时而化《尚书·洪范》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我想无论是秦代的废除谥号，还是魏晋以来的谥号渐渐失去原有意义，究其原因，都是皇权受到挑战之后的反击。而且，臣权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是必然衰落下去无法完成反制，于是谥号也就越来越“识时务”，丧失了对君主的威慑作用。

2.按朝索骥

先秦的谥号，通常是一个字、两个字，言简意赅。齐桓公、楚灵王、赵武灵王 ……几字定功过。汉代以后，对于谥法的管理和认定更为严密，有“大鸿胪”专司此事，汉代谥号通常是两个字，汉代“以孝治天下”，汉文、汉景、汉武，其实都应该是孝文、孝景、孝武。魏晋又改成了一个字，或者与“复周公之政”有关？

但是总的来说，唐以前，都还比较客观、克制。唐以后，时代变了。

唐代开始，谥号出现了两种变化，一种是逐渐加长，一种是生前加谥。逐渐加长的结果是造成了明清时期动辄十几二十字的特长版谥号，除了祭祀大事，平常没人用这个称呼，于是逼得读书人用年号甚至用陵号称呼皇帝。至于生前加谥，也就使得谥号充满了溢美之词。——如果有例外，那么“先皇”大概率是前朝的亡国之君。

从此，谥号就从臧否人物的利器，变成奉承皇帝的方式，也成为驾驭群臣的手段。谥号的变异毕竟是单方面的，所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给皇帝的谥号充满了溢美之词，给群臣的谥号，也在皇帝的授意之下，越来越暗藏玄机。对文臣，在某些历史时期，“文正”，“文贞”成为了最高评价；对武臣，“忠武”成了难得的美谥。

汉武帝

尽管明清时期中国的皇权达到了顶峰，对皇帝的赞美更是形成了制度、规定，但追根溯源，谥号的异化，是在唐朝时期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从制度设计上讲，明清只不过是在唐宋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已经没有变革性的创造了。

三 、谥号的意义——微言大义

谥号的意义，主要有三种，美谥、平谥、恶谥。在谥号还没狗腿化之前，他们的评价还是挺客观公正的。好的，就是文、武、景、成……“不大好”的，就是厉、灵、炀之类，应该说还是有所寄寓、对君臣有所警戒的。

然而，如果按照《谥法》解说一遍意义，不免照本宣科，十分无聊，而在规规矩矩的谥号之外，我们结合现实，还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1.追尊贤不肖

比如，夏桀、商纣。一种说法是，帝辛名受，而受、纣在古时同音，那么商纣，其实也就不是谥号，而只是难免的转音、讹传而已。但是，这种解释不适用于夏桀。——夏桀名履癸，履癸跟桀，转不了。所以，桀，是实打实的谥号。而且有实际意义：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残义损善曰桀、纣。

问题在于，谥号在周朝才出现啊。那么，我们也就能够顺理成章推出另一个结论：“尧舜禹汤皆名矣，盖古者帝王之号皆以名，后代因其行，追而为谥。”——这是周朝给的。再比如，一些“特殊”的字眼。

汉惠帝剧照

2.意味深长

其一，惠。我们都知道汉高祖和文景之治，但是这中间夹着一个皇帝，汉惠帝。尽管文帝夺了惠帝的江山，但毕竟是自家大哥，而且惠帝本性不坏，也不是个昏君，总之， “惠”是个美谥。“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然而，在之后，出现了晋惠帝司马衷，所以后来的帝王，颇有点“人从晋后羞号惠”的意思。

其二，献。“博闻多能曰献；惠而内德曰献；智哲有圣曰献；聪明睿智曰献；文资有成曰献；敏惠德元曰献；圣哲有谋曰献；贤德有成曰献；智能翼君曰献；学该古训曰献；智质有理曰献；智质有操曰献；智质有礼曰献。”

但脱离谥法，汉献帝的谥号偏偏是曹魏给的，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只看出“拱手献江山”。

其三，顺。“慈和遍服曰顺；慈仁和民曰顺；柔质慈惠曰顺；和比于理曰顺；德合帝则曰顺；受天百禄曰顺；柔德承天曰顺；德性宽柔曰顺；淑慎其身曰顺；德容如玉曰顺；克将君美曰顺；好恶公正曰顺；德协自然曰顺”

恭、顺的意思相似，逐渐就成了亡国之君的专属。

3.文武

总算说到文武了。由于周文王周武王珠玉在前，一般来说，各朝各代不仅都有文帝武帝，而且文帝比武帝更受人尊崇，约定俗成的惯例是，文帝是父，武帝是子，而且是开国的父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汉代。由于秦代废除了谥法，汉代对谥法的恢复，就不免添加上时代与个人的因素，可以算奴隶制谥法被废除，而封建制谥法还没定型。

汉献帝剧照

四 、小结

谥号，本来是作为评价君主的方式，后来推及群臣，再后来出现私谥，这可以算作谥号的平民化。但是谥号从“乱臣贼子惧”变成了一种谄媚，终归是一种退步。幸好，这种评价其实并没有消失，令人欣慰的是，庙号在后期隐约承担了谥号本来的作用。原本，庙号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的，但是，就像谥号逐渐成为奉承一样，庙号也成为每个皇帝的标配。于是，群臣“下有对策”，昏庸的皇帝，他的庙号也就“不太好”了。

总的来说，谥号在庙堂上，演变成君臣自欺欺人、政治作秀的道具，在草野间，成为文人墨客的风雅。靖节先生如是，戎马书生亦如是。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也就如此传之古今了。

参考文献：

1. 《逸周书·谥法解》

2. 《“三号”及“三号”对帝王的称说》

3. 《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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