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左拾遗由来（杜甫和白居易官运的分水岭）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时代，诗人似灿烂群星，诗篇如满地红霞。在这众多的诗歌作者中，杜甫与白居易是比较有特别意义的两位。

杜甫、白居易，这二位是唐诗，不，该当说是中国诗歌的二座高峰。他们的诗是中国诗歌，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两人整整差了一个甲子六十年，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年代，而白居易生活在中晚唐时期。

按照中国文化的正统话语，此两位是典型的“同情民间疾苦”的诗人。代表作便是杜甫在43岁时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极其惊世骇俗的诗句。37岁的白居易在终南山麓，看到拉着牛车、一脸土灰色的卖炭翁，写下了“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警句。

但是，对于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疾苦，二者之间，还是有些许差别的。杜甫是亲身感受，而白居易则是一时感怀。

特别他们的宦海命运完全不一样，杜甫黯然地在宦海中出局，白居易虽然在宦海中沉沉浮浮，但能在宦海中走完了人生的路程。这是为什么？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社会、人民带来的血泪和苦难，具有“诗史”的含义。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极高，被推为集大成的诗人，衣被所及，历代受他影响的人数不胜数。

然而在杜甫活着的时候，杜诗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中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两个最主要的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都非常推崇杜甫。元稹、白居易对杜甫的写实之作更是全力推崇，其中白居易说得尤为具体。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认为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是人们无法可比的，认为李白才大好奇，但于美刺讽谕之义，十无一焉。而杜甫之诗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超过了李白。这里，白居易将注意力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说明他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

最重要的是，白居易不仅研究了杜甫的诗篇，更是认真地研究杜甫的官场起伏和坎坷人生。

因为，杜甫46岁时和白居易37岁时都曾担任过左拾遗，两人的官运完全不一样。

左拾遗为八品谏官，一个古代官职。主要作用是捡起皇上遗漏的政策决策失误，隶属谏诤机构。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规定，左拾遗设在门下省，序在左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左补阙之后，意思是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是国家的重要谏官。左拾遗同左补阙共同掌管供奉讽谏，凡发布诏令办理政务，有与时势不相适应、与正道不相符合的，大则当廷上谏，小则封书上奏，并负责向国家推荐贤才良臣。

左拾遗就是杜甫的官场滑铁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被叛军扣押在长安的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穿过对峙的两军到陕西凤翔，投奔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五月十六日，被唐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

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唐肃宗。房琯事件是杜甫为官生涯的转折点，在这次事件中，杜甫的表现可以说是个政治白痴。

十月，房琯率军与叛军作战时损兵折将，这给当时在水深火热中的唐肃宗以沉重打击。房琯与杜甫交情深厚，留有《得房公池鹅》、《别房太尉墓》等诗篇。杜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唐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

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唐肃宗历数房琯的罪责，将他贬为邠州刺史，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杜甫担任左拾遗仅一年，从此永远离开中央朝廷，很快成为体制外的人员，接下来杜甫的人生就只剩下了漂泊。杜甫诗写得好，但是做官，他真的不是那块料。

左拾遗就是白居易的官场起点。公元807年，白居易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公元808年白居易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当他接受这个官职还只有十天的时候，在奏疏中诚恳地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白氏长庆集》卷五十八奏状《初授拾遗献书》。

上任不久，公元808年元和三年冬到元和四年春，天大旱无雨，唐宪宗因此欲降德音，白居易与大臣李绛上书建议“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唐宪宗都采纳了，结果真的下了一场大雨。

白居易感激唐宪宗的虚怀纳谏，欣然作诗《贺雨》：“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并希望“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为了感恩，白居易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宿紫阁山北村》生动揭露了禁军欺压百姓、为所欲为的丑恶行径。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哭孔戡》歌颂孔子的第三十八世孙孔戡“贤者为生民”的气节。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登乐游园望》则巧妙讽刺了小人得志、志士沉沦的奢靡景象。

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有时候他言事的风格，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宰相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唐宪宗广开言路。两年后的公元810年，白居易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同样都是担任左拾遗，杜甫与白居易有着根本的差别，这也是他们官运的分水岭。

上任后，杜甫没有递送上任投名状，也没有书写感恩诗，只知道为朋友两肋插刀，踩了政治高压线。而白居易不但有《初授拾遗献书》和《贺雨》等等，而且时刻不忘感谢皇恩。

这就是白居易悟出的政治智慧，也是官场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