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化学中最难学的是什么（叶永烈背叛化学）

文/潘彩霞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在北大读书时，即是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毕业后，他“背叛”化学转轨电影导演，之后，又从科幻作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纪实文学创作主将”。

他游走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终极目标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献身文学。60余年的无限艰辛中，他留下了3500万字的巨著，他把生命，都凝固在了作品里。

2020年5月15日，叶永烈去世，享年80岁。

叶永烈

作文是一桩难事

铁井栏，位于温州市中心，民国时期，这条短短的街巷钱庄林立，银行汇集，堪称“温州华尔街”。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是铁井栏29号的咸孚钱庄。

咸孚钱庄总经理名叫叶志超，他同时还是永嘉县（当时尚未设立温州市）银行行长，银行大楼紧挨着咸孚钱庄大楼，两幢大楼鹤立鸡群，彰显出掌舵人的不俗身份。

叶志超与咸孚钱庄大楼

1940年8月，叶家迎来第三个孩子，叶志超为孩子取名“永烈”，意为“永远轰轰烈烈”。

抗战已全面打响，叶永烈出生半年后，日军攻陷温州，永嘉县银行大楼和咸孚钱庄大楼被占为司令部。仓促中，父亲包了两艘两头尖的“蚱蜢船”，带着家人逃难。直到抗战胜利，全家才结束了流浪生涯。

离开时，叶永烈尚在襁褓，回来时，他已经5岁了。为了纪念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一家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父亲还特地在照片上题了四个字：劫后余生。

叶永烈（前排左一）与家人

6岁，叶永烈迈进小学校门，他牢记父亲嘱咐的“认真”二字，由于过分认真，连下课都不敢离开座位。学校的走廊上方，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画着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旁边写着一句话：“有恒为成功之本。”一个“恒”字，从此贯穿了他的人生。

在童年叶永烈心中，父亲的形象极为高大。每天早晨，路过二楼会议室时，他都会看到这样一幕：全体职工人手一册《古文观止》，父亲坐在正当中，讲得抑扬顿挫。

叶永烈父亲叶志超的文章

虽然父亲能诗善文，古文功底深厚，但对刚入学的叶永烈来说，作文是一桩难事，“作文题目千变万化，老师今天出这个题目，明天出那个题目，没有什么现成的‘作文公式’可以套用，光靠死记硬背对付不了。”

结果便是，一年级上学期，作文不及格，下学期总算刚及格，到三年级下学期时，才勉强又进了一步。

他的兴趣是画画。他和好朋友戈觉特编了一个“画刊”，从俩人的名字中各抽出一个字，命名为“特烈画刊”，他梦想将来当一名画家。

不久，温州上空红旗飘扬，街上响起了腰鼓声，秧歌声。父亲从地下室的保险箱里取出一麻袋钱，全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只是那时，已经变成了废纸一堆。他对叶永烈说：“可以拿去折纸飞机！”

温州解放了，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就连小学生，也开始关心政治，作文里不乏“反对美帝”的口号。

有一天，叶永烈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经过离家不远的《浙南日报》社门口时，他踮起脚把它投入了那个高高挂着的大木箱里。木箱上写着“投稿箱”，他听说过，只要把稿子投进箱子，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

几天后，一封信寄到家中，是编辑的用稿通知，信封上印着“浙南日报”四个红色大字。又过了几天，一进家门，父亲便笑容可掬地唤他：“阿烈，快来看报纸！”报纸上，赫然印着他的小诗《短歌》。

叶永烈处女作

那天，是1951年4月28日。尽管70个字的“处女作”更像是顺口溜，但叶永烈第一次感受到了写作的乐趣。小诗的发表，成为叶永烈一生创作的起点，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曲线”上北大

受到鼓舞，书籍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叶永烈，从父亲书房的《人猿泰山》《鲁滨孙漂流记》开始，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正是那时，他喜欢上了苏联作家伊林的科普作品。

书柜里的书看完了，叶永烈又办了三个图书馆的借书证，平均两天就要借一次。在一本精美的布面烫银的日记本上，他从书中寻章摘句，编写自己的《小辞源》。扉页上，他郑重写下：

“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

《小辞源》上积累了五六万字时，叶永烈的作文水平也提高不少。高二时的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给每位同学发了一份油印作文，拿到手一看，竟然是自己写的《一件小事》。读着带有墨香的文字，文学的种子，悄然撒进他的心田。

中学时摘录的好词好句

因着对阅读的兴趣，叶永烈科科优秀。

虽然偏爱文史，但因数学老师施振声是表姐夫，为了“不丢面子”，他丝毫不敢懈怠，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好巧不巧，高中时，物理老师又是同桌的姐夫，无形中又增加了对物理的兴趣。对变戏法一样的化学实验，他也情有独钟。因着这些，他打下了扎实的理科基础。

在抓蝌蚪、养金鱼，种丝瓜、扁豆，制氢气、“晒蓝图”中，中学生活一晃而过。

1957年，叶永烈迎来高考，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无冕之王”——记者，是他最向往的职业。不料，那年新闻专业名额极少，几乎是一个省只招一名。

虽然很有“自知之明”，但叶永烈还是念念不忘北京大学，他想到了苏联作家伊林。伊林是学化学的，但他把文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创作了大量科学文艺作品，《十万个为什么》《在你身边的事物》曾是那样吸引过自己。

《十万个为什么》，伊林著

“我也可以‘曲线救国’，成为作家！”伊林成为榜样，叶永烈报考了北大化学系。对此，父亲颇感欣慰：“念化学，将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总有一碗饭吃！”他不赞成叶永烈读新闻专业，认为政治风险太大。

带着父亲用过的那套《古文观止》，叶永烈来到憧憬中的北京大学。泡在实验室里，手持试管，叶永烈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向往的，是对面那座文史楼。他迷上了诗，口袋里总是装着小本本，一有灵感随时记下，小诗又开始陆续发表。

正当他徜徉在诗的海洋时，打击突然而至。父兄皆蒙冤，全家陷入困境，母亲托人来信，希望他放弃在北大的学习，回家挑起家庭的重担。经济困境促使叶永烈自力更生，靠着一点助学金和零散的稿酬，他艰难度日。

1958年，北大数百名师生前往湖南，帮助大炼钢铁。叶永烈被分配到邵阳县化验室，利用学到的化学知识，他为《邵阳报》写了一篇《两种矿物肥料介绍》的科普文章。回到北京后，对科普写作的兴趣渐浓，投给《科学小报》，居然百发百中。

暑假里，同学们一个个走了，买不起火车票，叶永烈孤零零地留在宿舍里。他靠写作排遣孤独，开学时，已经写出了50多篇科学小品。

叶永烈在北大宿舍

一次逛书店，看到《塑料的一家》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何不把那些化学小品，编成一本《碳的一家》？

花了半个月时间修改、补充，书稿完成后，投寄给了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很快，叶永烈收到编辑曹燕芳寄来的《收稿通知》。1960年2月，平生第一本书出版了！

活泼生动的文笔受到青睐，曹燕芳又开始约他编写《十万个为什么》。照着清单上列出的“为什么”，叶永烈一个个写下去。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在北大图书馆，叶永烈如鱼得水。就这样，他成为初版本的主要作者，一共947个“为什么”，他写了326个。书出版时，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那年，他才21岁。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是主要作者

《十万个为什么》成为畅销书，报刊约稿信纷纷而来，叶永烈不仅维持了自己的生活，还源源不断地寄钱给困境中的父母。写作水平提高后，他又“更上一层楼”，创作了科幻小说《小灵通的奇遇》，这便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前身。

化学系“叛徒”

终于能买起火车票了，1962年暑假，叶永烈回到久别的家。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相亲。在北大，除了上课、做实验，他几乎把图书馆当家，在同学中显得很另类，爱情与他无缘。何况家道中落，父兄蒙尘，他也无心他顾。

许是上天怜悯，他遇到了此生最钟爱的人。

女孩叫杨惠芬，父亲杨悌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民国时曾任温州军政府执法部副部长，后来又当过县长、法院院长，是有名的书法家。因不愿为官，一度贫困潦倒，靠卖字为生，1951年蒙受恶名入狱，不幸去世。

因出身不好，杨惠芬无法跨进大学校门，高中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

18岁的杨惠芬

“同是天涯沦落人”，两颗不幸的心靠在了一起。1963年，叶永烈从北大毕业，回到温州，他们举行了婚礼。一个月后，他告别妻子，到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报到。

一个选择题摆在面前：未来的人生，是拿试管，还是握笔？文学占了上风，叶永烈选择放弃科研。得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曾拍摄过两部根据《十万个为什么》改编的影片后，他决定毛遂自荐。

在电影厂厂部会议室，挎包里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未及取出，副厂长李资清就热情地说：“久闻大名！”

原来，电影厂曾在他毕业前就派人去学校求贤，但北大化学系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机构，无奈抱憾而归。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月后，调动就完成了。听闻叶永烈要转行走电影创作之路，老师、同学纷纷说他是“叛徒”，化学系主任说：“白教你了！”

然而叶永烈不后悔。他每天早晨推着小车到仓库领一大堆电影拷贝，工作就是看电影。

整整两个月，在黑咕隆咚的放映室里，他一天要看七八个小时，纸笔就在手边，“看片心得”及时记录。他一头钻进电影业务图书，仿佛在自修电影学院课程，那一时期的笔记，后来都被他写进了《电影的秘密》一书。

一年后，妻子来到上海团聚。业余，在12平方的小屋里，一个写稿，一个抄稿、描图，“相处越久，相知越深，相爱弥笃，两个人仿佛有一个共同的灵魂”。

叶永烈夫妇

不久，风暴来临，抄家、下放，叶永烈都未能幸免。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种了三年水稻，他坚持写出了几万字的《水稻日记》。

1973年，终于恢复电影导演工作了，有文学修养助力，叶永烈成为厂里的业务骨干。晚上，在陋巷里的棚户房，他拿起笔“重操旧业”。

炎夏，生着煤球炉的屋子如同闷罐，人在里面挥汗如雨；寒冬，门窗紧闭，烧饭炒菜弄得满屋烟气；家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吵吵嚷嚷。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三年出了十本书。只是，一分钱没有，那时取消了稿费制度。

磨难深重的日子终于过去，丰收季到来了。躺在抽斗里的书稿，一下子都得以出版，几乎一月一本，如同喷泉一般。这些书，发行量都很大，其中，在岳母床底下幸存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万册，成为超级畅销书，并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著

叶永烈“火”了，他成了科幻的代名词。1978年，上海《文汇报》大幅刊登了关于他的报道，在弄堂里的“电视机阿姨”家，邻居们争着看上海电视台播出的叶永烈专访。他不仅轰动了整条弄堂，还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

引起方毅注意的，是《光明日报》记者对叶永烈的一段采访：

“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岁，小孩8岁）挤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墙，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

方毅看到后批示：“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

就这样，叶永烈终于告别居住了15年的蜗居。

创作进入爆发期，导演事业也蒸蒸日上。1980年，他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中国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拍摄大型科教片《向宇宙进军》时，他还有幸结识了“航天元帅”钱学森，为后来创作《走进钱学森》提供了契机。

文章千古在

“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婉拒了许多送上门的头衔，叶永烈坚守写作。1987年，他放弃电影导演工作，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之一。

“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改革开放给了叶永烈宽阔的视野和求真的勇气，他告别科普，选择了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作为创作的主攻方向。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把这一过程写出来，被叶永烈视为上海作家的责任。从上海这个红色起点出发，他多次奔走于北京、嘉兴南湖，他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

在档案馆寻史料，与当事人访谈，在“立论正确，史实准确”的基础上，他一股作气完成了140余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不仅是史学与文学的完美融合，还获得了党史专家们的认可。

红色三部曲

“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一发不可收，叶永烈一步步走进历史深处，他称自己为“旧闻记者”。

纪实需要脚踏实地，要准确，哪怕一个年月日、一个人名都不能有半点错误。为此，叶永烈奔走于北京高干住宅区，采访了很多重量级的历史当事人。

因为经常在北京采访，他托了朋友的关系住进公安部招待所，招待所里来来往往的，几乎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有人好奇，打听叶永烈的身份，门卫回答：“上海来的便衣！”

然而，当事人多是名人，很多敏感事件不愿提及，吃闭门羹，遭冷遇是常有的事。

采访陈伯达时，刚开始，陈伯达态度强硬，直接拒绝。叶永烈不死心，他先打起了“外围战”，秘书、老同事、子女、警卫员，一个“活口”都不放过。

有了把握后，叶永烈再次上门。经过精心考虑，他用了这样一句开场白：“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您！”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这次，陈伯达开了口。

叶永烈讲起一段往事：“1958年，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您来做报告，当时，还带了一个‘翻译’，把您的闽南话翻译成普通话。”

陈伯达哈哈大笑，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在我眼里，他是历史的当事人，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历史的罪人，所以我对他充分地尊重，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建立很好的友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始终是一种平视的、平等的交流态度。”从熟悉到信任，一支录音笔凝固了历史。

1989年中秋节那天，陈伯达兴致很高，他戴了一副老花眼镜，拿起一张报纸，摆好姿势让叶永烈给他拍照，那是他在世间最后的留影。

《陈伯达传》，叶永烈著

随着《陈伯达传》《陈云传》《胡乔木传》等一系列重量级人物传记的出版，叶永烈被收录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他珍藏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录音、信函，他的家，就是一个小型的“私家档案馆”。2005年，叶永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从科幻到纪实，风马牛不相及，以至读者一度以为作者是同名同姓的“两个叶永烈”。谁能想到，写出3000多万字的叶永烈，因为用眼过度，视网膜剥落，早在1991年，他的左眼就几乎完全丧失视力了。

“日日著作无虚度”，一边整理旧作，一边继续写新著，叶永烈永远热情洋溢，全然“不知老之将至”。

2015年，75岁高龄的他又转向纯文学创作，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完成了1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

这是温州与上海的“双城记”，创作时，故乡温州的点点滴滴又从记忆中喷涌而出。双莲桥的荷花，晏公殿巷的小河，洞桥头的大榕树，还有含冤去世的父亲。

他的书架上，仍然放着父亲当年用过的那套《古文观止》。父亲希望他“永远轰轰烈烈”，他做到了。

如今，斯人已去，唯有文章，千古长在。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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