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妈妈（可怜的母亲）

周末上午9点钟，手机准时又响了，不用猜，一定是母亲的电话。七十七岁的老母亲知道我们平时工作忙，周末能睡个懒觉，所以每逢周末都是上午9点以后给我打电话，殊不知我们已经习惯早起送宝贝女儿去补课。

母亲打电话来，叫我们去吃饭，电话里，老母亲总是轻声的问我想吃什么，每到这时我就说随便吃什么都行。可是我随口这么一说，愁坏了老母亲，总是绞尽脑汁想办法为我们做可口的饭菜。

中午，我们一家三口回到母亲家，母亲早已把饭准备好了，吃饭时，妈妈总会幽幽的念叨: “你们工作那么忙，每天早出晚归的多注意身体，天冷了多穿衣服，少在外面吃饭，想吃什么和妈说，妈给你们做.......。”无意间抬头，突然看到母亲头上的白发又多了不少，妈妈老了！

这种不经意之间的突然，让我感觉到有点惊慌失措，让我猝不及防，我没曾想过我的妈妈也会有这么多的白发了，会老得这么快。妈妈说：“你们平时忙，要以事业为重，我和你爸还算健康，你们呀，平时也别担心，一时半会儿的还成不了你们的负担。”我心头一酸，手中的筷子居然没能握得住，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岁月是残酷的，我慢慢长大，父母慢慢变老，时光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流逝，让我很难觉察到父母在慢慢老去。他们额头上的皱纹渐渐深了，脊背也渐渐的有了弧度，可是这些我都没有觉察到，这让我惭愧万分，深深的自责。

前几日，母亲生病不让姐姐告诉我，怕耽误我工作，我知道后执意要请假陪她，她说姐姐会照顾她，让我不用为她担心，好好工作。

妈妈的那些话，一时让我语塞，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母亲有姐姐的照顾，这的确让我心里舒了口气，我的内心深处也稍许有了些安慰。

晚上，接女儿放学回家，听说奶奶病了，女儿立即拨通了奶奶的电话，问候奶奶的病情，电话的那头只听见母亲轻声的抽泣，女儿连声问：“奶奶您怎么了？”母亲解释道：“你能问候奶奶，奶奶太感动了，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顿时，妈妈的话在我心里涌起阵阵的酸楚，泪水顷刻间下落，一直沉默了好久..........。后来，听姐姐说，母亲接完孙女的电话，感动的好几天都在和同屋的病友自夸孙女的孝顺，不几日就痊愈出院了。

这么多年，每次给母亲买些生活日用品或衣物，母亲总是埋怨说：“你们用钱的地方多，我们老了，用不着这些东西.......。”每逢邻居到家串门，母亲就会不顾邻居的感受，眉飞色舞的炫耀：“这大米如何好、身上穿的衣服有多暖和，这可都是我儿子给买的”。

这时的老母亲把我一点点的孝顺却无限放大到仿佛无人可比。每次我出差，母亲总是担心这担心那，出差走几天，母亲就失眠几天。后来我出差就不告诉她了，可能是心有灵犀或者是第六感觉吧，每次母亲总能知道我又出差了，每到这时，我就盼着尽早结束任务回家，让老母亲可以睡个好觉。

我不知道母亲何时有了第一缕白发，额头上的皱纹何时又多了，瘦小的身躯何时腰弓背驼了，母亲老了。我欠母亲的太多了，也未曾为母亲做过什么，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报答母亲，只能是有时间多留在母亲家，陪她唠家常，谈心事。

我在事业上做出更好的成绩，在家庭上更加和睦，在生活中活出精彩，一切平平安安的，也许，这就是母亲希望得到儿子的最好回报吧。

母亲当时在本村读小学，之前农村绝大多数村子(自然村)都设有一至四年级的初级小学。由于母亲所在的村子小(约不足300口人)，学校实行的是复式教学，就是一位老师在同一节课内为四个年级的孩子同时讲课，一个年级讲，另外三个年级孩子做作业，依次类推。

学习就两本书（语文和算数），完全靠自觉，学校的课桌是石椅石凳，写字是石板,字用的石笔是用滑石粉做的，像铅笔一样可以削。上课了，老师就用小铁锤，在挂在教室门口的一块铁轨上“叮、叮、叮”敲几下，作为上课的铃声。当时学费是一个学期交20斤麦子给老师当工资。

放学后母亲还得帮助父母干农活劳动，割青草喂羊、拎着猪食倒进食槽时嘴里还不停的“啦、啦、啦”叫猪，捡麦穗补贴家用、打坷垃平土地，秋收时顶着烈日割麦子、起山药（山药即马铃薯或土豆）。母亲个性要强，即便是割青草、捡麦穗一定会比同龄的孩子收获多。

1958年，小学毕业后，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离村子二十多里地的美岱召中学。美岱召中学创建于1956年，是土右旗境内建校最早的一所农村中学，学校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曾在这里度过美好的中学时代）。

学校西侧是始建于明朝庆隆年间（1564-1582年）的美岱召（原名灵觉寺，后改寿灵寺，朝廷赐名福化城。活佛迈达里胡图克图志在弘传佛教，愿将释迦牟尼创立的一代大教献给生于斯、养于斯的于家乡父老。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来到了草原此传教，主持寿灵寺的宗教活动。由于他的业绩明显，归化者众多，为了纪念他的成就，这座寺名也被人们称之为迈达里庙、迈大力庙或美岱召。）。

它是仿中原汉式，融合蒙藏风格而建，是一座“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喇嘛庙。美岱召内有大量的壁画，如大雄宝殿内的释迦牟尼历史壁画及描绘蒙古贵族拜佛的场面的壁画都完好无损。

那时候学校教室和宿舍的条件很差，母亲上学很刻苦，她们提着四边插玻璃片的煤油灯或端着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在昏暗的教室或宿舍学习，经常是油灯熏黑两鼻孔，昼夜熬红两眼窝。

她几乎一星期回家一趟，二十几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走路。母亲最发愁的是冬天回家，那时候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即便是穿着棉猴、棉裤、棉鞋，也不抗冻。好在每次回家，都是与同村或邻村的同学一起走，走到半道时。

实在是冷的不行，男同学就捡些柴火找个仡佬佬（仡佬佬读音gelaolao，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避风的地方）生火烤烤，暖和了再走。每次快到村口时，母亲准能远远的看见一个蜷缩瘦小的身影，不停来回跺脚踱步，在村头大桥上张望，那是母亲的弟弟，在等二姐回家。

每每这时，姐弟俩人都不约而同的问候对方：“冷了哇、看鼻子眉毛上冻得全是冰凌碴子”，“赶紧回家哇，大大（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爸爸）、妈妈在家做好吃的了”，顾不上和同学打招呼，舅舅拉上母亲，莫开奔子（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撒丫子跑）往家跑，回家后母亲还不忘继续干活劳动。

在返校时，姥姥总会给母亲带上在瓶瓶罐罐里装满腌好的芋头、蔓菁，又悄悄把煮熟的鸡蛋鬼迷溜眼（内蒙古西部方言，在此为褒义，意为精明，往往形容某人聪明；用在别处为贬义，意为形容某人鬼鬼祟祟，奸诈）的放在书包里，生怕舅舅和三姨看见。

再把在炕头席子上热好的棉袄、棉裤、棉鞋给母亲穿上，洗干净的大红花筒袖套上，这会儿，同村的几个同学也在门口叫母亲的名字一起返校。

就是这样的条件，对于母亲那个年代人来讲，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家家都过上了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事与愿违，1960年，姥爷病重，家里的钱都给姥爷治病了，供不起母亲上学，于是刚刚读了初中一年半的母亲就辍学回家了。恰逢当时爷爷和姥爷是邻居，爷爷从小看着懂事的母亲成长，也深知母亲对知识的渴望，于是在爷爷的资助下，母亲顺利的读完初中。

初中毕业后，在爷爷和姥爷的主持下父亲与母亲结婚。

母亲初中毕业后，在爷爷和姥爷的主持下结婚，婚后育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父亲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58年，正逢当时包头市组建的国家大型纺织企业包头纺织总厂到公社（即乡或镇）招工，爷爷听闻后立即把在地里干活的父亲叫回家商量报考纺织工人。

通过和招工代表打听，知道了考试的范围，于是，务农好几年的父亲放下手中的锄头，捡起书本开始了艰难的突击学习。

当时，村子里很多年轻人都报名参加了招工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父亲在本村众多考试的年轻人里，成为村子里唯一一个走出农村，考上包头纺织总厂的农民，成为了一名光荣和自豪的新时代纺织产业工人，在当时村子里成为一大新闻，都羡慕爷爷有德性生了个争气的好儿子。

父亲在包头市参加工作后，外派到青岛、石家庄等地培训，1961年，包头纺织总厂试生产，1962年开始正式生产。父亲的工资从学徒18块钱，第2年23块钱，第3年32块1毛2，第4年42块1毛2开始，工资持续了12年。

在农村的母亲一人扛起家庭重担，艰辛抚养我们姐弟五人。因母亲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初中毕业生，当时初中学历在公社也算是高学历了，在当时大环境下农村的小学老师没有正式编制，都是民办的，工资也低，且随意性比较大，赶上自己家农忙时，说不干就不干了。

公社书记三番五次的动员母亲去村里教书，可是，勤奋而又明事理的母亲知道，单凭父亲的工资（父亲还要赡养老人）和教书挣的钱很难养活几个孩子，于是，毫不犹豫、斩钉截铁的拒绝了。

六十年代的内蒙古土右旗农村生产队普遍采用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那时社员很贫穷，生活水平很低，常年吃的都是土豆、谷黍和玉米等粗杂粮，我们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记得还经常偷吃喂牲口的豆饼，一股油香味，可好吃呢！

因为我家水浇地少，小麦产量很低，那时候生产队的小麦都要大量的“交公粮”，所以分到社员们手中的更少了，因此，只有在过年时才有白面吃。我家壮劳力少，且都是妇女儿童，工分也挣不够，所以吃饱都成了问题。

好在母亲遗传了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姥爷强大基因，就和在砖窑当会计的爷爷商量，想跟上村里做小买卖的男人们出去看看能做点甚挣钱养家。爷爷是坚决不同意，那个年代结了婚的妇女比较传统，一般就是在家劳动和务义（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抚养）娃娃，很少抛头露面的出去做买卖。

这一下子把要强秉性耿直的母亲给咧着兰（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生气），让家里最大的娃娃看住家，带上干粮，相跟上（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一起走）村里的人到了离村子20多里地的美岱召火车站。

那会儿，没钱买火车票，都是爬火车，母亲和众人悄悄爬上开往呼和浩特市的运煤火车，躲在露天漆黑的煤堆车厢里大气不敢出，生怕被巡道工逮住，到了地方每个人浑身黢黑（ qūhēi）。

经过母亲圪蹴（gējiū，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蹲着）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和电影院门口观察和定懂（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思考），知道了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做买卖。

母亲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在家自己研究炒瓜子（家里种的好几亩），用一口八勺（锅口直径80公分）大铁锅在土灶上煮或炒到半夜，经常睡的迷迷瞪瞪的大姐隐约的眯见瘦小的母亲在煤油灯下的影子拉的很长。

这时的母亲生怕影响炕上睡觉的孩子，总是轻轻拉起呼哧呼哧的风箱，蹑手蹑脚放轻动作翻炒。经过不停的尝试、贩卖，五香瓜子是最受欢迎的，直到现在逢年过节时我们还在用母亲研制的配方料包煮瓜子吃。

就这样，母亲拖着超出自己身体重量几倍的熟瓜子，用弱小的身躯丈量遍了呼和浩特市的大街小巷。与其他小商贩子就像游击队一样，还不时侦查戴着红袖标管理员的动向，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稍有不慎被逮住了，东西就被没收了。

每次东西被没收，母亲总是用尽招数，什么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到最后总是能把东西要出来（写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当年的母亲也算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可是为了孩子们吃饱穿暖，抛开了脸面来维持生计，我想，这只有普天下最伟大的母亲才能做到吧）。

那个年代的物质匮乏且品种单调，母亲在呼和浩特市把瓜子卖了，从当地买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返炫（fǎn xuàn,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倒腾）回村子里换成粮食或布票（计划经济时实行供给制，肉票、粮票、布票等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票证，买东西都要凭票购买，有钱没有票是买不成东西的，而且各类票是限量的）。

当时农村人轻易舍不得花钱买布料做衣服，做一身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好多人的衣服上都是打的补丁，所以攒下的很多布票也没用，正好能和母亲换一些实用的生活用品。就这样母亲无数次扛上熟瓜子，揣上换来的布票（到城里在换成钱）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奔波生计。

连村子里经常外出的男人们对母亲都刮目相看、自叹不如，一说就夸母亲既有套数（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办法）又有肚渣滓（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胆量 ）。

可是，总有村子里的一些赖材地（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没出息 ）们还经常呲啦（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藐视瞧不起）母亲，对于这种黑眼（内蒙古西部方言，意为讨厌 ）的人母亲视而不见，继续在农闲时外出卖瓜子补贴家用。

自此，我们家告别了只有在过年时才难得一见的大米、白面和肉，成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偶尔也能吃上大米和肉解馋的家庭，孩子们也告别了穿打补丁衣服，告别了四、五年不买新衣服的时代。

不过有一个传统至今一直没变，就是大姐穿过的衣服二姐穿，二姐穿过三姐穿。

母亲在农闲时一次次往返城市和农村奔波生计，我们家的日子逐渐好了一些。

经常在城市走街窜巷的母亲，脑子越来越活套，看到市里卖缝纫机，马上想到村子没有裁缝，村民做衣服要到很远的公社或萨拉齐镇。

于是，母亲在市里的五金交电商场门口边卖瓜子边瞅摸（包头方言，意为观察）进出商场的人们，绞尽脑汁思慕：（包头方言，意为思考），“咋才能用瓜子偷摸换一张缝纫机票，”不时的上前拦住人悄悄的问行（包头方言，意为打听），“卖缝纫机票吗？”

这样，蹲守了几天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地换到一张票。于是，母亲用攒了近一年的钱添置了一台上海“蝴蝶”牌脚踏缝纫机。花150元左右的巨款买缝纫机，这当时在我们村子里无疑是放了一颗卫星。

人们纷纷议论母亲没点秤数（包头方言，意为分寸），说道：“裁缝是个技术活，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营生（包头方言，意为活计），看不你日能的（包头方言，意为能耐）。”殊不知，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且不服输的母亲，在攒钱买缝纫机时，就买了服装书自学好长时间了（应了一句老话，知识改变命运）。

这样，母亲又成为了村子里唯一的裁缝，谁们家娶儿嫁女或者腊月过年时，家里的缝纫机就会“噔噔噔”一直响到五明头（包头方言，意为黎明）。

有时候活太多了，母亲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准会因为裁剪布料磨出很多燎泡，这时的母亲根本不顾疼痛，拿针刺破燎泡放出血水，包上纱布继续干活。

当时服装样式比较单一，色调为蓝、灰、绿、黑、白，男女服装基本统一，都是以中山装、军装为主，布料为棉布，做一件衣服常常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手工费通常就是撂下 （liào xià ）一句话：“赊下哇、秋后算哇”，那会儿的老百姓虽然穷，但是特别讲诚信，等秋收了一定会拿粮食顶了工费。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常常自嘲：当时靠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件烧炭的熨斗、一台缝纫机，加上二懒将（包头方言，意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手艺居然在一段时间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还补贴了不少家用。

以至于后来，近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蹬上缝纫机给我们扎鞋垫时，操作缝纫机就如行云流水般的顺畅，几乎一气呵成，让我们自愧不如。那细密的针脚、整齐的包边，穿在脚上暖在心里，满满的都是老妈妈的爱。

勤俭持家的母亲农忙时地里面劳动，农闲时卖瓜子做裁缝。晚上回家给娃娃们吃完饭，都安点住（包头方言，意为安顿好），就不实闲了，或者把毛线缠成球打毛衣，用四根棒针，一刻也不停歇地一针一针编织出来的毛衣，沉甸甸、暖暖的；或者把面粉熬成浆糊，再把剩下的碎布头按其形状糊在木板上，一层浆糊一层布，直到十层左右。

晾干后，伏下身子拿着锥子、顶针、麻绳，一针一线、一线一针、千针万线纳成千层鞋底，再给我们做成牛鼻子鞋，针脚密实，穿上又舒适又耐用，每个寂静的夜晚母亲都会重复着类似这样劳作......。

年龄最大的姐姐，至今脑海里还清晰的记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若隐若现瘦小的身影常常透过窗户映射在空荡、寂静、漆黑、诺大的院子里，拖长的窄窄的背影时而大、时而小，呈现得清清楚楚，一直定格到三更天。

常年高强度的艰辛劳作下，使母亲那一双皱裂的手十个指甲盖与肉完全分离，全部坏死掉光，指头全部是一个个黑疙瘩。一次，孩子问我：“爸爸，奶奶的指头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啊，看着好奇怪呀”？

望着天真无邪的女儿，我顿时无语，那可是十指连心哪！那种撕裂般的疼痛只有母亲自己心里知道......，我的心中不禁涌起阵阵心酸，顷刻间眼泪止不住顺颊而出。

是啊，出生在衣食无忧的这一代，哪懂得老一辈人为儿女幸福吃尽了苦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无论是暖和的毛衣或舒适的布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为儿女们费尽心血编织的幸福。

即便是给女儿讲述老母亲过去的艰难与不易，她只是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感觉过去老人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像是在听天书，离她们很遥远......。

母亲爱看电影，当时每个公社都有放映队，经常晚上到各个村子放电影。

快晌午时，听见大队里的大喇叭广播：“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8：00在供销社门口放《地道战》电影了，放电影了”，这样的广播一般重复好几遍。

这下，把所有的社员们高兴坏了，这可是那个年代农民最富足的精神食粮了。一下子，村子里可热闹了，人们下地干活也不在心上了，母亲也一样。

晚上，母亲早早的给娃娃们吃了饭，把当时一岁大的我哄的睡着了拴在炕上，着急忙慌的揣上两兜子瓜子，带上小凳子，领上三个姐姐急匆匆的去供销社了。

你看哇，社员们都是全家出动，有说有笑、乌泱乌泱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供销社门口。

这时的供销社门口，人声鼎沸，哄吵哄吵的一锅粥真热闹。人们互相打趣着说“咦！他婶婶今天打扮得喜人了哇（漂亮）”，“呀！二后生是不是心红（无法控制）的没下地劳动”“看！三肉蛋各出起（皱眉毛），咋来来（怎么了）”......。

人们把七高八低、七长八短的各式凳子摆好占住地方后，开始乱窜。

母亲也把凳子放在邻居二婶婶的旁边，几个姐姐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小伙伴，有凳子的放凳子，没凳子的就捡几块砖头垛在那儿。

供销社的墙上已经挂好白色的幕布，人群簇拥在场地中间的放映机旁边，看着放映员从胶片箱里拿出胶片安装好，开始不停地调整角度。

嘴不识闲的二后生不停地叨叨：“这个放映员是三眼井（村名）四毛猴子的姑舅，可出名了，人可好了，技术可好了”。看他那炫耀的劲，立马有人就骂“就你个年货（傻子）认识了，我俩喝烧酒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尿仡佬呢”（尿尿的角落）。

“哄”的一声，母亲和其他人都笑了，顿时，劳作一天的疲劳和枯燥飘得无影无踪了，都沉浸在快乐中，而放映员也似乎习惯了这一切，跟着也笑了。

电影开始了，大人们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唠着家长里短，时不时从兜子里抓一把瓜子散给周围的人。小孩子们也不好好地看，不住气地穿梭在人群里嬉笑打闹，这时，准会有人大骂：“三泉子，把你们家的灰猴经由住（管理）”，可爷（我），踢死他的”。

小孩儿的父亲嗖一下站起身，头也不抬地照着孩子就是一脚，嘴里还骂着:“这个灰个泡（不是个东西），叫你不听话”，“哇”的一声，孩子哭了，孩子妈又回头狠狠地定了男人一拳头，骂道：“你个枪崩货（挨枪子儿）、咋了打娃娃了”，男人开始和女人吵了起来......好不热闹。

刚平息了这家吵架的，隔壁邻居二爹站在人群里就吼母亲：“小清（我的小名）哭得全村都听见烂（啦），你还看电影了，赶紧回个哇”，母亲一动不动的盯着屏幕习惯性吼旁边的大姐，让她回去照看我，大姐也习惯性的吼二姐，反正，每次最后都是三姐骂骂咧咧的跑回家照看我。

有时候，遇上突然下急雨，供销社门口的土地上溅起阵陈尘烟，人们满身泥水骂着、笑着、吼着一哄而散跑回家。

当时《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月亮湾的笑声》、《红色娘子军》、《刘三姐》等那些电影都是循环播放，母亲看的是不厌其烦、不亦乐乎，电影情节倒背如流。

总有消息灵通的社员，打听见哪个村子放新电影，这消息，不一会儿就会传遍全村，于是，人们相约三五成群浩浩荡荡的到临村去看电影。

母亲也一样，让几个姐姐看住家并照看好我，约上隔壁的婶婶们带上凳子，揣上瓜子和手电筒，坐上毛驴车早早的出发去好几公里外的临村。

白天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晚上又颠簸去临村，等看完电影回来时，已经是深夜，母亲和婶婶们已经瞌睡的眼皮直打架，不一会儿，毛驴车上鼾声就此起彼伏......。

母亲和其他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每天重复着母亲最头疼的营生（活计），那就是清晨担水。俗话说“早晨三担（dàn）水，一天不发愁”，一天的吃喝、洗涮、煮猪食等全靠这几担（dàn）水，所以每天必须保证瓮里的水是满的，这才能安心一天的劳作。

全村几百口人唯一的一口井在村子中间，我家在村东，离水井有一段距离。

经常看到别人形容自己喝的井水像泉水一样纯净甘甜，我也只能“呵呵”了。我们村子地处黄灌区(黄河水灌溉区)，地下淡水储量少而且分布不均，井水存在砷（shēn）超标。

打记事起，我们就一直喝着这口井水长大，所以，井水又苦又涩的味道让人至今难以忘怀。

每当天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母亲一根扁担钩上两个铁皮水桶出发了。

村子的井不深，井口用大青石围成“口”字，下面是红砖平叠码垛成圆形，井口比地面高出几十公分，井台周边形成平台小坡状。旁边放着连着麻绳的吊斗（吊水桶），一条长长的喂牲口的水槽顺着小坡侧卧在井口。

一大早，水井旁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水桶排成了长龙，扁担碰水桶声、吊斗碰井壁声、呵斥牲口声、牲口饮水声，交织在一起,好不热闹!

老爷们凑在一起，拿出卷烟纸条，手指吐沫一沾、一扯，递给旁边的人，再拿出装烟叶的袋子，自夸：“我载（这）可是圐圙（kū lüè）补隆（内蒙古河套地区出名的种烟叶的村子）的烟叶子”。说罢，动作熟练地捏出一小撮（cuō）烟叶放在鼻头闻闻，往卷烟纸上一撒、一铺、一卷、舌头一抿、口一封、头一掐，旱烟就卷好了。

你看哇，一群老爷们圪蹴（gē jiu意为蹲）成一堆，第一口烟，总是猛的先使劲嘬好几口，深深一吸，然后神仙般似的斜身、眯眼、仰头、抿嘴，缓缓的吐出一条长长的烟线，“哇”一股爽意游遍全身，仿佛唤醒了每个沉睡的细胞，顿觉筋骨舒展、神清气爽。

透过清晨的霞光，一缕缕烟雾缭绕着这群嘴里还不实闲的男人们，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的吹着牛皮，什么三娃子昨晚上和老婆打架了，四栓子和邻村谁谁的媳妇儿好上了等等好多奇闻轶事从井边开始传播了。一个个时而争吵、时而大笑，无不享受着这短暂轻松的快乐时刻。

那旱烟呛的母亲和旁边的妇女们直咳嗽，张嘴就骂：“ 一群不进眼货(讨厌)，抽得看死过去的”，这群憨厚地老爷们“哄”地一声笑了，根本不顾及女人们的感受和责骂，起着哄，嬉闹着，一棒接一棒（一根一根）的继续熏烫着。

这时，井口边的母亲，马步一扎，上身微倾，吊斗往井下一扔,“扑通”一声,吊斗沉底,再把吊斗绳子三晃两晃,起身双手交替迅速向上拉，吊斗几乎不磕碰井壁，眼疾手快、干净利落，如此反复几次。

两只铁皮水桶装满水，母亲顾不上不和别人闲拉呱，扁担肩上一横，身子微沉，左右铁钩分别钩住水桶圈，弓腰起身，水桶离地，迈步向前。水桶随着疾步如飞的脚步频率忽闪忽闪，扁担也有节奏的吱扭吱扭响，身后土路上留下一条时隐时现的水痕，一直到家。

家里的大水瓮，黑色釉面，底小口大,半人多高,能盛下七八担（dàn）水。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有若干个大小不一的瓮，用来盛水、腌菜、放粮。

只见母亲弯腰弓身，一手提桶圈，一手托桶底，心里暗喊“一、二、三、起”，迅速抬臂、踮脚、倾桶，一气呵成，“哗”一声，水花四溅，一桶水就倒入齐胸高的大瓮里，气势如同蛟龙出水、气贯长虹、一泻千里。一早晨，母亲往返好几趟，直至把大瓮担满水。

真是“吃水容易担水难”，一担(dàn)水，大概70、80斤左右，不足1.6米高瘦小的母亲担上，颤颤悠悠的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得歇好几回。等瓮里水满时，人已满脸汗水,衣襟湿透，歇歇，再下田劳动。

有时候遇上雨雪天，母亲小心翼翼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湿滑泥泞的烂泥路上，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桶甩出去，人仰桶翻，随即彻骨冰凉撕裂般的疼痛传遍全身。

可就那样，坚强的母亲强忍着眼泪往肚子里咽，踉跄地从泥水里爬起来，在仿佛很遥远的家和井之间，顽强而又艰难的用那柔弱的肩膀担着家庭的重担和责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小说‬故事‬）#故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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