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

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1)

伤亡惨重的汉军

汉武帝在晚年所下的《罪己诏》,真正名字为《轮台诏》,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汉武帝在两年后去世。很多人都对这个罪己诏津津乐道,认为是汉武帝对自己一生穷兵黩武的反思,后世不少皇帝都喜欢效仿这个形式也发一个罪己诏。

然而,《轮台诏》的真正目的,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传统观点认为,“轮台罪己诏”意味着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标志着西汉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古代史学家班固、司马光都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但是当代的某些观点指出,《轮台诏》实际上只是针对匈奴和西域的具体政策的反思,将其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是一种夸大。

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2)

伤亡惨重的汉军

罪己诏的起因:李广利伤亡重大的两次用兵

汉武帝一生英名神武,北逐匈奴,南收闽越,极大扩展了汉朝的版图。然而汉武帝的晚年却是昏招不断,尤其是征和二年(前91年)闹出的“巫蛊之祸”,导致长安城陷入混战,死者数万,并且逼死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

与此同时,汉朝征发匈奴和西域的重任,交给了外戚李广利,连续几次战争都损失惨重。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就指出了李广利两次伤亡巨大的出兵:

公元前104-101年,李广利两度出征大宛,汉军因长途补给困难,一度遭到严重挫折。虽然汉朝最终征服了大宛国,获取了汗血宝马,但十几万汉军因饥渴死亡过半。

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汉军远征匈奴。战争期间,丞相刘屈氂因巫蛊事件被杀,株连到了李广利的家眷。李广利希望立功赎罪,冒险深入匈奴腹地,导致军心不稳。结果,李广利的昏庸指挥下令七万汉军被匈奴全歼,造成汉武帝时期最大的一次惨败。

《轮台诏》中,处处体现了汉武帝对这两次惨重损失的悔恨,“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因此,汉武帝下诏罢停对轮台的屯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

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3)

戍守边塞的汉军

汉武帝后悔对匈奴的用兵了吗?

如果说,汉武帝因为区区一个无能李广利,就要彻底反思自己一生的政策,那就把事情想得太肤浅了。

即使是《轮台诏》,汉武帝也只是要求“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随后就指出“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继续要求各地积极加强武备,勤修马政,根本没有让汉朝军事力量松懈下来的意思。

从历史角度看,汉武帝晚年确实暂停了匈奴的征讨,但这只能说是受到严重损失后的恢复期。汉武帝后期的频繁战争,不光是人力损失,战马的消耗格外严重,数十万战马的损失令汉朝可用战马几乎一空。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谈不上继续对匈奴的用兵,只能通过驯养逐步增加战马数量。

事实上,十七年后的公元前72年,汉宣帝再次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攻势,一次就出动骑兵二十万。这个巨大动员能力,正是汉武帝后期整顿军备,恢复战马数量的积极后果。

可见,汉武帝晚年重新“休生养息”,目的不是为了停止战争,而是为了下一次战争做准备。作为冤死的戾太子刘据之孙,汉宣帝刘病已最终收获了这段修养期的积蓄成果。

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4)

汉朝骑兵

汉武帝悔恨的,并非穷兵黩武,而是军事战略低能

汉武帝的罪己诏,到底因为什么而后悔呢?是自己的穷兵黩武吗?事实并非如此。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列举多个事例,显示自己的失策和用人不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例充分反映出西汉朝廷和官员一些非常荒谬的军政战略,以及非常低能的应对手法。

第一,完全没有对劳师远征的后勤补给思路

李广利远征大宛,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古人不断诟病的战例。但是很多古人,只是将这次战争定性为“穷兵黩武”、“劳师袭远”,从而令中原人对军事远征产生了畏惧感。

事实上,李广利仅仅是军事后勤上的反面典型。远征大宛,是一次正确的决策,而且是必须的,唯独在后勤补给上近乎于无能。

汉武帝首先动员了三万人,第二次又动员了十几万人,这对沿途的补给压力是非常大的。要知道,汉朝打通河西走廊仅仅20多年,当地的汉族移民最多不过十几万,西域各国人口也不高,沿途承担十几万人吃喝很难的。所以,汉朝对大宛远征军的补给,很大程度依赖后方调运。“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这种不考虑路途距离的补给,多数粮草都只能耗费在半路上。最后,远征军还是依靠掠夺沿途城邦,才勉强完整了进军。

所以说,李广利的远征从基本战略上就有严重错误。这种远距离的军事行动,不应过分从中原调集部队,而是更多征调当地军力,以避免无谓的补给消耗。

甘延寿、陈汤指挥的郅支战役,则是典型的正面榜样。甘延寿、陈汤仅有一千多屯田汉军,却征调了西域各国四万多兵马,形成了对匈奴郅支单于和康居人的军力优势。此战,汉军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郅支单于,取得了汉武帝时代都没有的对匈奴最大战果。

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5)

匈奴骑兵

第二,对一些迷信行为特别看重

此外,《轮台诏》还体现了西汉朝廷和官员,对巫蛊、诅咒、占卜等迷信活动的过分看重,甚至直接干扰到了决策指挥。

这篇所谓的汉武帝罪己诏,几乎有一半篇幅在论述匈奴人对汉朝玩弄的“诅咒”,以及汉朝用算命方式决定出兵——“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

从这些事例来看,汉朝对真正的军事战略知识仍处于混沌状态,把一些迷信内容看得比战术指挥、后勤补给、军队士气还要重要。这也是汉武帝酿成“巫蛊之祸”的根本原因。

汉武帝作战思想(汉武帝罪己诏真相)(6)

汉军军阵

第三,沉迷于小伎俩,从不制定大战略

汉武帝以及一些汉朝官员,不仅沉迷于迷信内容,同样也喜爱搞一些小伎俩。居然有大鸿胪这种高级官员提议,任命一些罪犯作为出使匈奴的人员,甚至给他们封侯,用这种方式作为对匈奴的“报复”。这种无能的小诡计,令人啼笑皆非,却真的被汉武帝实施了。

从罪己诏表现出来的悔恨态度,可以看出汉武帝对这些用人不察、举措失当的问题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但只能说,汉武帝只是感性认识到了种种不妥,并没有理性分析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汉武帝后期,军事战略策划明显退步,充满了随意性。像卫青收复河南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等战略性的成就,几乎再也没有重现。反而,为了几匹汗血宝马出兵十几万,不做情报调查就盲目出征匈奴,听了谣言杀了李陵全家,大将领兵在外却抓了人家家眷,短视和荒唐的昏招层出不穷。

卫青和霍去病这些天才的一些宝贵战略思想,汉武帝等人并没有认真总结。汉朝皇帝对卫、霍两位英雄的最大结论,可能就是“打仗应该用外戚”。于是,李广利、何进等人就成了汉朝最大的报应。(作者:陶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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