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学大纲(二十世纪前期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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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学大纲
唐晓敏
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语文教育家强调应用文的重要。如叶圣陶等人。叶圣陶讲:
“我们实际生活上,为了事务的逼迫而写作文章的时候很多,文人以外的一般人,毕业写作的差不多全是应付事务的文章。我们有事情要向不在眼前的朋友接洽面积得写书信;向别人赁房屋或田地,就得写租契;和别人有法律交涉,就得做状子;和别人合作一桩事业,就得订议约或合同;此外如官吏的批公文,草法规,工商界的写单据,做广告,都是应付当前事务的工作,并非自己有意要写文章,然而不得不写。这种文章特别叫做应用文。”(夏丏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文话六 应用文》,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6页)
另有一些人则相反,强调文学的重要。如余冠英这样讲:
注重了文艺,并非就是放弃了应用。“应用”的意义不能看得太狭,学生有了用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就能应用。应用文在文理通顺的人只要晓得格式无不能做。晓得格式并不是难事,另有专书备查,正不必一一在国文课本里陈列出榜样来。有些中学国文教本选录了许多“报告书”、“宣言”、“发刊词”、“简章”、“政纲”、“方案”、“祝词”、“缘起”、“告示“、等等,徒然占了有限的宝贵篇幅,应该赶快腾让腾让给文艺。(余冠英:“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 见《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第743页 顾黄初 李杏保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从表面看,叶圣陶所说似乎有道理。确实,一个人若遇到应该写应用文的时候,应用文很重要。
但问题是,对于一个个的具体的人来说,是不是会有这样多的对应用文的需要。固然,写个信,确实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其他则未必。
我们并非都需要租别人的田地,也未必和别人有法律上的交涉。即使是有交涉,自己写“状子”也未必写得来,这得专门的人士如律师来写。
至于官员“批公文”,这首先得当个官员。没有当上官员的,学习批公文就没有什么意义。
再说,这种种应用文,作为一个儿童或少年,自己根本不了解那些领域的情况,又怎么能够写好这些应用文呢?不仅是写不好,而且也根本不会有兴趣。所以,这些应用文的训练,是最没有用处也是最没有效率的。
而文学,则相反。固然,一个人不读文学,也活得下去。但只要识字,恐怕都要读点小说什么的。这样看来,文学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倒是更需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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