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得越成功的人越懂两条天机(下等人聊是非中等人谈问题)

不得不承认,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但划分等级的标准无关乎金钱、地位,而在于聪慧、善恶、心胸。

如果以处理事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有三等人:下等人,专论是非对错;中等人,一心解决问题;上等人,格局决定成就。

一、搬弄是非的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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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搬弄是非的人,简单的说,就是那些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挑拨离间的人。中国有古谚讲“爱听小语”,以及“远重衣冠近重人”,就是说,一般的人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

既然没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上,以传统世俗观念为依据,去批判和非议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对人不对事”。

古人常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意思是说:那些喜欢说别人是是非非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在生活中经常会挑起“是非”的人,这样的人是“小人”,一定要远离,否则他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说到这,历史上有一位著名人物不得不提,就是北宋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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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园

虽说《宋史》评价他说:“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但他死后却没人给他建碑,更谈不上为他写墓志铭,就连他的生平传记也仅仅附在《宋史•沈遘传》(沈括侄子)之中。

在科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沈括,却为何落得此下场?原因就在于他在生活中真可谓不折不扣的下等人。

先看他与王安石的经历。沈括本与王安石是世交,其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写的。王安石当宰相时,沈括是他变法的忠实支持者。

但在变法失败、王安石被罢相后,沈括却出尔反尔,落井下石,向新宰相吴充立刻起草万言书一份,从政治以及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王安石新法之荒谬之祸,出卖既是领导也是朋友的王安石。气的王安石从此都不称呼沈括的名字,而是叫他“壬人”,所谓壬人,就是见风使舵的奸佞之徒,俗称小人。

苏轼就曾吃过沈括的大亏。苏轼到杭州的时候,沈括来拜访他。“与轼论旧”后,将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通。但回到首都后,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无中生有说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皇上等等,然后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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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不久,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险些丧命。

例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

喜好搬弄是非的这类人最善于捕风捉影,你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件小小不然的事情都完全有可能被他们信手拈来,大做文章,让你受到伤害。因此,要尽量离这种人远点。

说人是非,伤人伤己,好话要多说,是非不要提。《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诫世人:“搬弄是非,使人家争讼斗乱的人,将来要受无舌百舌的报应。

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传话一定要平平实实,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弄不好就会变成搬弄是非。

远离是非人,不听是非话,是非自然就会离你而去。

二、“对事不对人”的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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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人不对事”的是下等人,那么喜欢“对事不对人”的则是中等人。他们往往对于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其理想在于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

在工作中,他们是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往往希望自己做的事情少而精,追求单项工作的完美,并善于享受其中的乐趣。作为骨干,他们可以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能够干出非常不错的业绩。总之,他们一切行为都在围绕解决实际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他们可能是某一个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企业的中层领导,或者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派人物。而在古代,他们被统称为“将才”。

“将才”就适合以身作则、冲锋陷阵,如果被安排到了帅位,那结局一定不会好。大家都知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句名言。李广是汉朝有名的飞将军,箭术天下无双,曾立下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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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

据史书记载,李广做了四十多年的官,薪俸高达两千石,却家无余财,也没有分购置什么田宅,他把自己的薪俸都拿出来分给需要帮助的人了。对待自己手下的士兵,他爱兵如子,每一次统领部队,都要认真地视察:当自己的士兵们都吃上饭了,才自己也吃饭,在缺水的地方行军,当士兵们都喝上了水,自己才去喝水,所有的难事,都身先士卒自己先做。

他不仅对士兵爱护体贴,连敌人匈奴单于都很敬佩他。

可是一代名将,却一生难以封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时运不济?还是遭到刻意排挤?难道真是汉武帝没有识人的慧眼吗?

当然不是。李广最多只为“将才”而非“帅才”。诚然,李广作战英勇,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士兵都很爱戴他。但他带兵非常随意,简单省事。部队行军任意而行,行军走路不按方阵,愿意咋走就咋走。部队驻扎只看是否在水草边,驻扎下来后人人自便,夜里也不打更巡逻。来往文书能简则简,能省则省。

也正是这种随意性,才导致卫青与匈奴的决战的那次战役中,李广竟然迷路了,直到决战结束他才找到卫青的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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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宫中的几位大臣往往用程不识和李广相比较。程不识是一位边郡太守,他治军非常严格,行军时编制队列、驻扎等一切都按规章制度。部队在外作战,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即使休息也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高度戒备状态。

他的部队从来不打大胜仗,也从来不打大败仗,永远是一整批出去,退兵也是一整批慢慢退下来,左右前后,整个部队的旗号整整齐齐,无大胜亦无大败。

曾有大臣说:“李广治军追求简洁,胜也许胜得漂亮,败也会败得惊心动魄;程不识治军虽麻烦,但他的部队从不会出什么差池。”

的确,“百步穿杨”的李广是个好劳模,是位英勇的战士,但始终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型人才。

所以,中等人适合干中等事,通过自己的踏实努力,做好具体工作就好。尽心尽意将每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这也是有意义的人生。

三、只论格局的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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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缺的,也是最需要的,是有大格局的人。凡是有大作为者必有大气宇,格局小的鲜有成功者。他们常常喜欢站在问题的最高点,不在乎一池一城的得失,而以大局为己任。

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两方势力较量时,最终的结果也取决于双方领导的格局。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非楚汉相争莫属。

秦始皇出巡时,车仗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彭城的项羽在围观的人群中说:“彼可取而代之”。沛县的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是”。从这两句话中,体现的不只是他们个性上的差别,还有他们格局上的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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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世代为楚国贵族,祖父项燕是楚国抗秦的大将,为秦军所杀。楚为秦所灭后,项羽与叔父项梁流落楚地。此时的项羽见到秦始皇,亡国灭祖之恨便涌上心头。“彼可取而代之”,项羽的最高理想是灭秦,恢复楚国的辉煌,楚就是项羽的格局。

刘邦世代平民,对亡楚的大秦,刘邦没有项羽那么刻骨的仇恨。刘邦只是觉得男子汉大丈夫不应该庸庸碌碌,应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应该像秦始皇那样威风八面。

正因为如此,刘邦不敢想做楚王,有项羽这个楚国贵族在也轮不到他做楚王,他要做的就是做秦始皇。由此看来,项羽的格局是楚,而刘邦的格局为天下

四年的楚汉相争,项羽在历次的战役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则是屡战屡败。但是,项羽每次的战役胜利都会导致力量的一次削弱,而刘邦的每次战役失败后力量又会有进一步的积聚,几次战役都是以刘邦的几乎全军覆灭而告结束,而每次刘邦又都能东山再起。

项羽的眼光只是眼前的战役胜败,而刘邦心目中总是战争的全局,他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或一战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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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垓下一战,每战必胜的项羽自刎乌江,常使英雄泪沾襟,屡战屡败的刘邦则是举杯相庆,纵论得失。

所以,格局决定结局,格局有多大,成就便有多大。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三等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三等人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千世界!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看懂自己,认清自己的局限,不断提升做人的格局,才是阶层逆袭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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