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偶遇周恩来(秦怡偶遇周恩来)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从家乡上海前往武汉,辗转重庆,再回到上海……。秦怡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

这是一位充满故事的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位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痛苦的妻子与母亲。

抗战时期话剧“四大名旦”,伴随着时代最强音,逐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旧上海的那些大明星、大美人,已一一定格在故纸堆里了。

秦怡偶遇周恩来(秦怡偶遇周恩来)(1)

人间只留秦怡,端庄优雅,一双秋瞳,明亮如深静潭水;一头银发,熠熠生辉在阳光下。

……

1938年,旧上海,庭院深深的弄堂里,一位少女静静地望着院墙上逐渐凋零的春色。

她的脑海中浮起秀才伯父严厉的教诲:不能光脚出门、说话不准大声……;又映出教会学校里学钢琴的时光,天主教的嬷嬷们很严厉,一个音节弹错了,跟着一个巴掌落在了肩膀上……;接着,画面转到日寇铁蹄下的中国,沦陷的大地,四处回响着惨痛的呐喊声……

是时候做些什么了,16岁的秦怡还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书,但校园外的纷纷扰扰已经无法让她平静下来。国难当头,莘莘学子,何以报国?

坚贞而勇敢的秦怡一心想上前线,为抗战出力,可是又怕父母不同意,怎么办呢?

想起街头邂逅的那些热血青年,他们好像都说着要去武汉救国。秦怡下定决心,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汹涌而起思潮中,不仅酝酿着自己的未来,还有祖国的未来!

秦怡偷偷地买好了前往武汉的船票,联系上了同样热血的大学生们,约好了一同登船。

来到码头的那一刻,跳板已经撤掉,船体正在离岸。秦怡紧跑几步,纵身一跃。这一瞬间,像极了电影里的定格镜头:一个弄堂女孩的生活就此远去,一个尝尽人间冷暖而又涟漪斑斓的艺术人生迎面而来。

不过,梦想起航的时候,秦怡的想法简简单单,只是想当一名战地护士。但在苦难重重的旧中国,简单的想法并不容易实现。

硝烟四起的武汉终是沦陷了,秦怡辗转到了重庆,在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性质的机构女青年会暂作栖身。

满怀爱国热情的秦怡那时高中还没正式毕业,也没有任何特长,谋生成了她当务之急的人生大事。

初到重庆的秦怡在热心人帮助下联系了一所学校,准备当一名小学老师。但运气很不好,错过了时机,学校已经开学,教师早已聘定。

困难之际,与秦怡在女青年会同住的难友李竹林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是李鸿章的孙女,在重庆音乐学院工作,认识教育部音乐司的人,给秦怡介绍了一些音乐司的刻字蜡版活,勉强糊口。

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个特点,作为陪都,社会各界名流荟萃。而基督教会的女青年会,是个比较容易接触外界的地方。得益于此,不经意间,秦怡打开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扇窗。

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经常以中国万岁剧团和中国万岁合唱团的名义,创作演出宣传抗日、借古喻今和抨击时弊的话剧。

为了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顺便挑选演员,有些人就住在女青年会。其他人也常来女青年会串门聊天,顺便邀请住在里面的人看他们的彩排或演出。

这样一来,秦怡多了不少看话剧的机会。

一天傍晚,秦怡在剧场门厅边等候室友。场内走出两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见秦怡站在门厅前,不由自主地朝她看了看,然后从她面前走过,可走过去没多远,两 人忽又转身朝她走来。

“小姑娘,你在等人吧,在哪里工作?”两位中年男人一位面容瘦削的男子开口问道,另外一位也在不断地上下打量秦怡。

秦怡见两位男子儒雅有礼,不像是坏人,有些腼腆:“我刚到重庆,还没有工作。”

那名男子一听,立马发出邀请:“那到我们这里来吧!”

“你们是哪儿呢?”秦怡有些激动,她正为找工作发愁。

“我们是演戏的,你来演话剧吧。”

“当演员……我……做不来的。”秦怡有些失落。演员,在她的人生规划中,从未想象过。

“不会可以学,你会学会的。”面容瘦削的男子笑吟吟地鼓励着,和蔼的目光里透出友善的期待。

秦怡依然推辞。眼看劝说无效,两位中年男子不再坚持,道别一声转身走了。秦怡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偶然的相会,改变了她今后的一生。

后来的室友告诉秦怡,两位男士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和她说话的那个叫应云卫,能被他看中,参加他们的演出,不容易。

生活很现实,理想再美好,也要经受它的考验。尽管秦怡的初心没有考虑过演员,但很快刻蜡版的活就没了,生存又成了首要问题。

室友们都认为秦怡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演员。

但秦怡实在心里没底:“我没有演戏的才能,不能当演员,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好。”

“普通话不好可以慢慢练,先做见习演员,演演群众角色。”“那就先进合唱团唱唱歌,这总可以吧。” 听说大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都曾看中秦怡,朋友们更相信自己的眼光,尽力劝说秦怡。

朋友们如此热情,偶遇大导演的经历又是那么的神奇,秦怡倒是有些动摇了:“不当演员,在合唱团唱唱歌,倒是可以一试。”

在朋友们的介绍下,加上应云卫和史东山的从旁推荐,秦怡就这样懵懂地来到了中国电影制片厂,走进了她璀璨的演员生涯。

48年后的1986年,在《我的艺术生涯》一文中谈到当演员时,秦怡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我的表面平静而内在好动的性格,和我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尽管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坠落的危险,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挽救我,但生活本身却挽救了我,教育了我。

我的模模糊糊的脑袋里有时也会有一种准则,一种跟什么人走的准则,一种善与恶、好与坏的准则……我抗战心切,时刻盼望着胜利的消息。

我只知道我将永远站在平民百姓、弱者的一边,我同情他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时,将由我自己决定一切。

当我看到那些描写抗战的话剧后,我对那些搞话剧事业的人,产生一种尊敬和信任。我的许多虽然还杂乱,但又起着支配作用的思想,推动着自己作出了抉择——当一名演员。”

平静的文字背后,是一片抗战报国的赤忱,为生活所迫的秦怡,即使选择了一名演员的道路,也没有遗忘初心。

不过在那个时候,秦怡自己也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一生,走出了一个纯粹的电影人。

多年以后,曾有人问秦怡:“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

秦怡想了一下,用往事作回答:“我到今天还记得周总理点醒我的那些话。”

秦怡偶遇周恩来(秦怡偶遇周恩来)(2)

周恩来同志接见秦怡、沙莉

世人皆知,秦怡是周恩来口中新中国最美女演员。

不过秦怡要表达的是另一面:“可以说,周总理才是领我懂得演戏真谛的人……”

那是1939年的春节,秦怡刚刚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不久的日子。

懵懂的秦怡应邀来到一位朋友家吃饭,饭桌上没几个人,主人也没有专门介绍。有一位留着络腮胡子却掩不住眉间英气的客人,席间谈吐爽朗、风度翩翩,谈笑间他亲切地问秦怡:

“你在哪里工作啊,还是在学习呀?”

秦怡答:“我在工作了。”

客人又问:“噢,你那么小就工作了?”

秦怡说:“是的。”

客人问:“你做什么工作啊?”

秦怡也没多想,脱口而出:“我在做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没什么意思,就是在那里混混。”

客人问道:“啊,你唱什么歌?”

秦怡很理直气壮:“我唱的当然是抗战歌曲了。”

一听说抗战歌曲,客人马上提高了声音:“那还说没意思啊,那是太有意思了!这些歌怎么会没意思啊?你想想看,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之下,鼓舞着走上了前线了,你怎么说没意思啊?这工作多重要啊!”

秦怡心想:这是谁呀?当时也没多问,又接着说:“是,唱的歌是有意思,我没意思,我本来想去念大学了,还想要留学了,去深造。”

客人就说:“哎,深造嘛,是好的了,当然有机会你还是可以去,但你现在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

听着听着,秦怡觉得客人的话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回家以后她越想越不对,这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这样和我谈话呢?

秦怡回忆:……我想:这是谁呀?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请我吃饭的同事。

他说:“你真的不认识吗?”

我说:“我真的不认识,那天跟我说话的是谁呀?”

“哎呀,你怎么不晓得,那是周先生,周恩来先生你都不认识!”

“噢!”我就吓一跳,我说:“我认识他,我在书上什么地方看见过。他怎么这样一点没有架子,他不是一个领导人吗?”

那是秦怡第一次遇见周恩来,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秦怡心里埋下了一粒坚定的种子——干文艺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理想。

“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再多的钱也好,别人再怎么说你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

这就是秦怡朴素而精彩的价值观。

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她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并称为“四大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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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白杨、张瑞芳、舒绣文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中国电影界曾评出22大电影演员,并在各城市电影院中挂出他们神采奕奕的大幅黑白照片,秦怡位列其十二。

从艺80余年,秦怡那些流光溢彩的银幕形象,早已定格在无数留档的胶片中、泛黄的老电影杂志上。

曾有记者在2011年采访秦怡:“您依然十分关注如今的电影作品吧?”

秦怡回答:“是,但非常满意的并不多。当然,即便是美国,也有很多粗制滥造的影片。最好的影片其实不一定是大片,而是能起到一定社会作用的作品。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演员也是拼了命地演,但剧作家太少了。

以前,作家基本就是剧作家,而今,很多剧本都是东拼西凑的。我今年已经虚岁90了,但还想搞个好剧本出来。当然,能不能拍很难讲,现在几百万元都是小制作,但几百万元也很难找的,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投个几千万是小事的水平。

加上我也没多少交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这是我的一个追求,我有生活经历,经常看书看报也有些启发。”

2015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秦怡以93岁高龄,不拿一分钱报酬,亲赴青藏高原拍摄,编写剧本并主演了电影《青海湖畔》,这是一个在建造青藏铁路大背景下工程师和气象专家的故事。

2017年6月,上海电影节20周年大庆,开幕红毯上星光熠熠,老中青三代演员悉数亮相,然而,全场最夺目的还是95岁高龄的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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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电影史上,近百岁高龄依然活跃在屏幕上,甚至集出品、编剧、主演于一身,还在高海拔无人区无替身拍摄,秦怡是第一个。

秦怡的电影,数也数不过来。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铁道游击队》曾是上个世纪60、70后青春的记忆,芳林嫂的形象深入人心,那没拉弦便投弹的影像几乎定格在一代人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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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饰演《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

对待演出,秦怡执着而认真。这份认真,在剧中如此,在剧外亦是如此;换来了不仅是事业的成功,也是同仁的认可。

《女篮五号》中林洁,是一位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篮球运动员,秦怡以深沉细腻的表演,展示了人物内心及生活中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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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小导演”谢晋回忆:“我那会儿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人家秦怡早就是大明星了。但是她很尊重我。当时拍摄条件不够好,秦怡主动跟大家一块睡通铺房间,没有一点大明星架子。”

几十年后,担任过无数主角的秦怡出了本笔会文集,取名《跑龙套》。她说,自己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里面有个跑龙套的演员演得非常好,“过去几十年了,还在我的脑子里。”

秦怡说:“我并不是想把‘跑龙套’提到很高的地位上,只是感到,一场戏里哪怕是一个倒茶递水的小小角色,只要认真地全身心投入了,它就能有较大的作用。”

最令秦怡难忘的角色之一,是在电影《青春之歌》中扮演的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林红。秦怡的表演含蓄而凝重,揭示了女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凭借此剧,秦怡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女电影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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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是我扮演的共产党人中最美的一个,这不是说形象好看,而是用精神和信念去打动观众。”秦怡曾深情回忆。

而她自己,也活成了中国银幕不老的“青春之歌”。

还有《林则徐》、《雷雨》、《北国江南》……,数不胜数。上世纪80年代,战胜肠癌后的秦怡主演了电视剧《上海屋檐下》。凭借该剧,秦怡获得第1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

历尽繁华的秦怡,在她的艺术人生中,一样遭遇过许多的烦恼与苦闷。

年少的秦怡,曾经作为女主角扮演了《野玫瑰》的夏艳华角色。《野玫瑰》本意是为揭露汉奸为虎作伥的罪恶,但实际的演出效果却是有点偏离,放大了汉奸头目振振有词的画面,因此受到进步戏剧界的抨击。

尽管秦怡对于误演《野玫瑰》悔恨不已,后来也罢演了,但还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悄悄地被“封杀”了。

还是敬爱的周总理注意到这种情况,特别要求雾季演出的剧目给秦怡安排角色。

许多年后,秦怡在紫光阁参加演出时,周恩来又提到了此事。

秦怡回忆:

周总理就说:“好的演技不要丢,你看你那时候《野玫瑰》就演得很好。”

我听了吓了一跳,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啦,这个污泥永远洗不掉了。坏事只能改正,洗是不能洗的,因为你演过了嘛!”

他说:“唉,你说得很好。不过我告诉你,那个戏政治上不好,它那个剧本是不好,你的演技还是很好的。你知道吧,你演了那个戏,你的演技就好像上升了一步了,所以这个演技不要丢。现在你好的演技放在好的作品上,你不就是非常好的吗?”

我回来心里想,总理真是不得了,从来没有那种极“左”、极“右”的样子,听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回忆起周总理,秦怡曾说:“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我认识了一个我爱戴的人,一个我最敬仰的人,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坎坷的经历,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的几千年来的苦难的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电影界的精神得以长存,像秦怡这样电影人的“青春之歌”也得以长颂。

2011年5月27日,在上海新落成的秦怡艺术馆内,展览全面回顾了秦怡跨世纪的艺术生涯。分别展示了秦怡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照片,还有秦怡从影后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状和证书等。这是我国迄今为止,以个人姓名命名的第一座艺术展示馆。

岁月慷慨给予了这位美人辉煌夺目的艺术成就,也加持了她生活中无尽的磨难。而她自己,却把这些磨难,演绎成人生的升华:“所有人生经历,都让我变得更好。”

生活中的秦怡,有绵长而独自承受的苦楚。她重感情,家庭的重担一力支撑。有“电影皇帝”之誉的丈夫金焰常年卧病在床,儿子十多岁即罹患精神疾病并且终身未愈,她自己也得过四场大病,做过7次手术。

1983年,卧床20多年的丈夫撒手人寰,留下秦怡和儿子相依为命。2007年3月,59岁的儿子金捷因尿毒症并发肺炎在医院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秦怡结束自己42年照顾“小弟”、相依为命的生活。

“他去世后的那段时间是我最难过的时候。”秦怡说:

“1983年金焰走了,2007年儿子走了,2008年妹妹秦文也走了,慢慢地,一个个都走了。我幸福过、快乐过,也怨恨过。我这辈子在工作和家庭上吃苦、受难很多,人家都说我心态好,人终究都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

但我从不认命,我会分析,就像剥桔子,把这些心结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地剥开。”

秦怡唤儿子为“小弟”,这是老上海家庭对老幺的昵称。她曾回忆,“我拍《雷雨》时最苦了。”儿子住院,她在拍戏间隙带着装满儿子换洗衣服和爱吃的食品的背包,挤公共汽车到医院探望,喂儿子服药、吃饭,瞅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模样。

“倒两路公交汽车去医院,身上的汗把衣服淌透了,就听见有人在背后说,‘你看你看,那不是秦怡吗?’另一个回说,‘不可能,秦怡怎么可能坐公交车!’”

有人问“小弟”,妈妈是什么?他说,我妈妈就是“做啊做做啊做”。

秦怡始终感慨:“我这一生的事情,我觉得都不如‘小弟’的这六个字形容得好。”

几十年间,秦怡对患病的儿子倾注了她全部的爱。面对病中小弟狂躁的拳头,她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打妈妈脸,因为明天要拍戏”。

曾有人问秦怡:“你工作从来没有断过,怎么还有精力照料他?”

秦怡说:“我先生很早就病了,没办法。小弟小时候老实极了,但我因为工作忙可能疏忽了,后来是老师发现他的病,等我从浙江赶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但我并不把他当病人对待,虽然他病得很重,恐慌、怀疑、忧郁、狂躁等病症他统统都有,但他打人只打我,因为我总是追着让他吃药,所以在发病时,我就是他眼里的敌人。

一旦他好了,又很自责,说我怎么能打妈妈呢。抓住他的性格特点,我就和他一起努力。后来,他有一段时间过得挺好的,很喜欢跟着我出去工作,我工作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看书。其实,家里有这样的孩子,一定不要泄气,要耐心地对待他。”

儿子不懂事却懂亲情,秦怡拍的片子他都看,看后乱蹦乱跳,对着母亲伸出大拇指。一见母亲开门进屋,他就会从冰箱取出饮料让母亲喝,每逢此时,无尽烦恼中的秦怡再看一切都是风淡云轻。

有女士曾请教秦怡青春常驻的秘诀,秦怡说:“努力工作。在家里上上下下、粗粗细细的活儿都干,给儿子洗头洗澡,衣食住行都管。”

听的人目瞪口呆,熟悉秦怡的人却知道,这就是她的真实生活。

岁月虽然磨去了她的青春,但从没有磨去她的初心。

早在20世纪40年代,秦怡就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组建的中华剧艺社。当时,党组织希望秦怡用自己明星的身份去团结他人。于是,她在拍戏的同时,积极为党工作,曾经协助地下党组织成功策反了国民党飞行员参加抗战。

1948年的上海,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国民党一边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一边向台湾大量空运黄金、白银。

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秦怡,请她“出征”:策反国民党空军的运输大队长徐骏英。

原来,此前党组织已经在机场内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但还是没有把握,碰巧听闻徐骏英的未婚妻是秦怡的影迷,于是来找秦怡。

了解情况后,秦怡顾不上个人安危,借助明星身份,时常邀请徐骏英和未婚妻到家里做客。在聊天的过程中,秦怡悄悄地从侧面做思想工作,一点一点地让徐骏英加深印象,一旦有任务就可以直接飞到解放区,一定会受到欢迎。

在秦怡的不懈努力下,徐骏英终于投诚。

1949年2月19日,徐骏英机组在上海地下党的指引下,驾驶一架美制C—46型运输机,从上海江湾机场起飞,利用赴青岛基地驻防的机会,改航到济南机场起义。

但是,长期为革命工作的秦怡,一直到了1959年,才正式加入党组织。对此,周总理也颇为关注。

秦怡回忆:1961年我到北京香山参加会议,吃饭时,周总理正好和王莹、我、赵丹坐在一桌上。

他说:“秦怡,入党了没有?什么时候入党?”

我说:“入了,入了。”

他说:“入了就好!你这个人怎么老是不入党?”

我说:“入了,入了。”

他很高兴。

这是为什么呢?50年后,在上海妇联系统“巾帼跟党走”报告会上,秦怡终于说出原因。

原来,有一个心结始终困扰着她。她曾听说战争时期一名女党员,敌人当其面把她的孩子顶在刺刀上逼问。孩子哭声震耳,女党员心疼地昏死过去,但终究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最后不耐烦的敌人杀死了婴儿,奄奄一息的女党员抱着孩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心里庆幸自己守住了底线。

秦怡自问,我那么爱孩子,若敌人拿我儿子对我逼供,我未必能抵抗住。我死不足惜,孩子死了我不忍心。“都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吗?”

那天秦怡娓娓道来,在座800多位女性纷纷擦眼角……

为了这份母性,她足足考虑了18年。直到1959年,组织上再次劝说她,“已是和平年代,不会有刺刀抵着你孩子的情况出现来考验你了。何必多虑。”方入党。

可是报告会上,她又自问,也问大家:是不是和平年代,就没有考验了?“革命的不同时期,考验也一直出现,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想在和平年代,选择不同的道路,本身也是一场生死考验。”

……

进入了老骥伏枥的年龄,但秦怡的心中,自己的电影梦还有很多没有实现:

“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任何东西都要学一点,必然是需要的。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那么快,我们要大步地前进,电影也会慢慢改善,不会老停滞在商业化太重的地方。

我总归是上影厂的演员之一,只要活着,我这一辈子总归是属于电影,不会属于别的。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我虽然有点经验,但还不够。真正的作为一个好演员,了不起的演员,人家全世界都要看你,还差得很远。”

秦怡有一双漂亮的会说话的眼睛,这双眼睛看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演活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苦难与欢乐相伴,失败与成功交替,委屈与喜悦并存,荣誉与流言重叠,顺境与逆境纠缠,遇事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干,这就是秦怡独特的个性。

繁华散尽,人间只留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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