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司马光哪个出名（史学界的三司马）

学习中国历史的同学们都知道，那司马氏，在中国史学领域，真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就像是“唐宋散文八大家”里面的“三苏”，他们司马氏的三司马，在中国的史学领域，那实在是傻傻地太占体积了啊。

前有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后有司马光创作的《资治通鉴》，中间，还有司马贞创作的《三皇本纪》。

如果中国的历史学领域，没有他们这司马家的这三大本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简直是大厦坍塌、黯然失色啊。

那么，有没有人专门比较一下，他们这司马家的三司马之间，各自又具有什么样的个性特点呢？

从职务上来说，司马迁，就是一个专门的史官，著史，就是他的本行。

所以，他的《史记》，也就是中国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

司马光，则是一个政治家，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著史，也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所以，他的《资治通鉴》，对中国政治，特别是宋朝政治的影响力，也是强大的。

相比之下，中间的司马贞，生在唐朝，官至散朝大夫。

他就只是做了个官而已，并不是什么政治家，也就没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

而在著史方面，这著史，也不是他的本行，就是一个爱好而已。

所以，他的《三皇本纪》，也就没有什么立场与感情色彩，也就没有设定什么特别的目标与目的。

这就使得他的作品的影响力，相对也是最小，甚至，就没有被现代学者列入正史。

不过，如果单就著史而言，他们这三司马之间，谁又是真正的史学匠人，是在专心著史呢？

谁又是在以史作笔、以史作枪，利用著史，来达到自己著史之外的其它目的呢？

司马迁，本是史官世家，著史，是他的本职工作，这是不假。

但是，他上有先祖与父亲，下有兄弟与子孙，都是在从事着这项工作。

却似乎，他的整个家世，都没有一个人，是有他这么用心，也没有一个人，是有他这么别具一格呢。

他的别具一格，在别人看来，就是打破了史学的传统样式。

他的《史记》，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历史上的第一本纪传体通史。

但是，在槐荫树下的老曹看来，他的别具一格，不单是在于他的纪传体史学，更是在于他的文学性史学。

他的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便于他这种文学性史学的表达。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他的《史记》，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那么，他这种史学著作文学性表达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当然就不是为了著史，而是为了抒情。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更是一个受冤曲者。

他作史，是为了吃饭；而他抒情，则是为了他这个小小史官的冤屈。

他为与他具有姻亲关系，却投降了匈奴的李陵辩护，被汉武帝下狱，处以了宫刑。

这原本是由于他和汉武帝的身份不同、角度不同。

汉武帝，追求的是他们刘家大汉王朝之崛起；而司马迁，不过是追求一个他们小小官僚家庭的安宁与幸福。

所以，他和汉武帝对于李陵投降匈奴的态度，那就肯定是绝然不同的。

其实，如果汉武帝不问他，也许，他就不会说。

但是，既然汉武帝问到了他，那么，从一个只想过家庭小日子的小小官僚的立场出发，他当然是想极力地为自己的姻亲——李陵开脱和辩护。

结果，他就竟然遭遇了无妄之灾，一个小小官僚的家庭幸福，没有了。

所以，他的一腔冤屈，要向哪里去倾诉呢？

正好，他的职务就是著史，他就当然是要向这《史记》中去倾诉嘛。

同样是汉朝大将，司马迁对李凌的祖父李广，就是极尽颂扬，不仅借典属国公孙昆之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

而且，对其与敌作战，能够详写的，决不省略：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可惜，这只是一场小战。

而遇到大战时，在司马迁笔下十分神勇的飞将军李广，就要么兵败被擒，要么迷路。

这时，正面作战，在司马迁笔下，就变成了略写，反倒是李广被俘后的逃脱过程，又变成了详写：

“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总而言之，败也好，胜也好，飞将军李广——神勇。

但是，对于真正战功赫赫的卫青霍去病，司马迁的笔墨，就没有那么大方了。

不仅，卫青霍去病和其他大将，被共列为一传，即《卫将军骠骑列传》。

而且，有关卫青霍去病的作战过程，大部分都是“上曰”，从来都不肯像描写李广被俘、逃脱时的神勇那样，生动细致一回。

另外，对于两人的评价，由于卫青脾气好，情商高，司马迁的评价，就是“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而霍去病年轻气盛，司马迁的评价就又变成了“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

司马迁之所以对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态度不同，当然是因为，李广是李陵的爷爷，和司马迁有姻亲关系；而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宠臣，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和外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为什么要打破常规，独创出一个纪传体的著史方式了。

因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他就可以把李广单独列为一传，而把卫青霍去病等人共列一传。

而如果按照编年史来写，或者是以事件为中心来写，那么，李广，就因为没有真正的战功，而没有什么可写的，就不可能青史留名；反倒是卫青霍去病，因为具有真正的战功，就必然会被占去很多的笔墨，而流传千古。

所以，司马迁所开创的著史的体裁，也是为他的创作目的服务的。

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确实是成就了“一家之言”。

我们再看创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并不是专业的史官，他之所以创作《资治通鉴》，是因为，王安石主张变法，他反对变法。

因为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不得不靠边站。

所以，他才去写《资治通鉴》，以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而正是因为他创作《资治通鉴》，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他的创作体裁，就与司马迁又有所不同。

司马迁的体裁是文学体，而司马光的体裁则是政论体。

司马光的每一次叙事完结之后，都要来一段“臣光曰”——“臣下司马光认为”。

也就是说，他要利用自己的历史叙事，来教皇帝——怎么做皇帝。

而由于他立场先行，所以，他对历史体裁的选取，当然也就是“独具匠心”的。

《资治通鉴》开篇，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

为什么，他要从这一年开始写起呢？

因为，这一年，周威烈王封韩虔﹑赵籍﹑魏斯三位卿大夫为诸侯。

司马光认为，周威烈王打破礼制规则，让韩﹑赵﹑魏三位卿大夫成为诸侯，是造成后来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存在感的公元前403年，在司马光的眼中，却成了极为重要的年份。

关于司马光的观点正确还是不正确，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还是先来通过司马光的两件施政举措，看一看他这个人的个性与为人吧。

先说说，他对于一件谋杀案的处理。

公元1068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刚开始的那一年，山东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少女阿云，对包办婚姻不满，却无法改变，她就趁着她的对象韦大宝睡觉的时候，剁了韦大宝十几刀，但是，并没有得逞，仅仅是剁掉了韦大宝的一根手指。

按照《宋律》，谋杀亲夫，要处以极刑。

可是，地方官许遵认为，阿云这时还没有嫁给韦大宝，所以，这件案子，就不能算是谋杀亲夫案，只能按一般的伤害罪处理。

但是，案子被上告到刑部，刑部又要按谋杀亲夫罪论处。

于是，这件事，就惊动了宋神宗。

宋神宗让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讨论一下。

结果，当然是王安石支持许遵，而司马光则支持刑部。

由于王安石当时主政，所以，阿云当时就被从轻发落。

然而，17年之后，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主政。

司马光上任之后，立刻重审17年前的阿云案。

早已结婚生子的阿云，于是被重新定罪，斩立决。

再说第二件事，就是对于王安石主政时期从西夏夺取的河湟之地的处理。

因为要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所以，王安石当政时所做的一切，都要“拨乱反正”。

于是，王安石采取积极进攻策略而取得的土地，本为“夏国旧日之境”，必须全部归还！

但是，因为众怒难犯，河湟之地，就并没有退回给西夏，只是把米脂等四个地方，还给了西夏，使北宋西北方面的防御形势，又回到了从前。

了解了司马光的个性与为人，我们再看看，司马光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同样是贰臣，对于韩非子，司马光的评价是：“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但是，对于魏征，他的评价则是：“文正（贞）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为什么韩非子的背叛，不能容忍；而魏征的背叛，就无伤大雅呢？

因为，韩非子是主张变法的；而魏征，则是一个礼制的“卫道士”。

最后，我们来看看司马贞和他的《三皇本纪》吧。

司马贞既不是史官，也不是政治家，他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受到什么冤屈，一个和平时期不大不小的，普普通通的官员而已。

所以，他的作史，就纯粹是像钓鱼爱好者钓鱼，为钓而钓，没有什么目的。

正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所以，他就对自己所叙述的历史，没有什么立场先行性的评论，也没有什么为了达到其创作目的的刻意剪裁。

他就是像钓鱼者钓鱼一样，耐心地从史籍中摘取他认为有用的信息，来补全历史。

他在《三皇本纪》的开篇就说：“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

当然，他也并不仅仅是并采了皇甫谧的《帝王代纪》和徐整的《三五历》，他其实还是索隐了许多其它史籍的记载，而组成《三皇本纪》的。

不过，他虽然喜爱历史，他却并不一定读得懂那些先他之前的史籍著作。

他的《三皇本纪》，有一些内容，仅仅是因为他模糊地觉得那些信息有用，所以，就给懵懵懂懂地摘录了下来，拼凑在一起而已。

比如，他在《三皇本纪》关于女娲氏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的原因，就是为了“以济冀州”。

那么，女娲氏为什么要“以济冀州”呢？

这段话中的“以济冀州”一句，实际上是司马贞从《淮南子》一书中摘录过来的。

而《淮南子》中的原句，是“杀黑龙以济冀州”。

也就是说，女娲氏“以济冀州”，是为了去冀州“杀黑龙”。

那么，司马贞为什么要篡改《淮南子》的原文、原意，去掉“杀黑龙”三个字呢？

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起码，司马贞搞不懂这个“黑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那么，“黑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

我们再看《三皇本纪》中另一部分的记载，就可以明白。

在《三皇本纪》中，关于庖犧氏的那部分里，司马贞记载：“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

联系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黑龙”其实是一个部落，是一个属于庖犧氏的部落，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其实，就是到冀州去帮助共工氏打击庖犧氏中的黑龙氏部落。

那么，共工氏与祝融氏打仗，女娲氏去冀州打击庖犧氏部族中的黑龙氏部落，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看《三皇本纪》中的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所以，庖犧氏其实就是祝融氏，而燧人氏就是共工氏。

庖犧氏原本是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征服燧人氏，成为农耕民族，就改换名号，成为了祝融氏。

燧人氏被庖犧氏征服之后，就改换名号成为了共工氏。

并且，由于庖犧氏变成祝融氏，是“木德王”，所以，燧人氏变成共工氏，就是“以强霸而不王”。

又因为“水生木”，所以，共工氏因应祝融氏的“木德”，而自认是属于“水德”，他们就要“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

“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就是他们乘着洪水暴发，而去与祝融氏作战。

所以，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其中的“炼五色石以补天”和“聚芦灰以止滔水”，就是为了消除洪水，而举行的两种宗教仪式。

“炼五色石以补天”，就是利用“五行学说”中“石生水”“火克石”的原理，来通过“火克石”而达到阻止“石生水”的目的。

“聚芦灰以止滔水”，就是利用“五行学说”中“火生土”“土克水”的原理，来通过“火生土”而达到“土克水”的目的。

“断鳌足以立四极”，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因为，当时的天下，主要是有四大部族，所以，就有“立四极”的说法。

而鳌，即龟，就是当时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我们现在的“五行学说”中，有金元素，但是，在女娲氏时代，是没有金元素，只有石元素的，所以，那时的“五行学说”，是“石生水”“火克石”。

由于这些历史知识，司马贞不一定懂得，他就不一定理解前人留下的史籍中，所记载的那些内容，所以，他就是按照自己所能够懂的，而进行编写。

这样，虽然，司马贞很尊重历史，他却不一定能够，完美地传承历史。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就不但要用眼看，更要用脑想，还要通过比较多家之言，来判明他们各家著作的真伪与对错。

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司马之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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