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为什么说汉武帝比不上汉文帝）

历史上中华帝国基本版图的奠定，主要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的，对于当时汉朝的势力范围，《汉书》里有几句比较简洁的概括。

当时的汉帝国“西连诸国至于安息”，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向东“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也就是今天朝鲜半岛汉城以北的地区，在那里，汉朝直接设立了四个郡来管理。“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就在汉朝政府的控制之下，不仅如此，汉朝的军队甚至一度攻击到今天的蒙古国。“制南海以为八郡”，今天的两广、海南岛等地区也都已经进入到汉朝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样的版图，和后来中国历史大一统时期的基本格局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从空间角度来看，中华帝国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逐渐形成。

这无疑是一项伟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简单地沉迷于对外战争的胜利，历史并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一个国家向外拓张，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它的民族就会伟大，百姓就会幸福。战争和领土的开拓会衍生出很多复杂的历史问题，或许会扭曲内部的一些政治结构，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甚至会遗留下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汉武帝时代的领土拓张就是一个例子，通过历史上几位著名史学家的评论，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主流当中，对汉武帝是以持批判态度为主的，这当然不是说史学家们反对汉武帝保家卫国、反击匈奴，他们对于汉武帝的批判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东汉初期著名的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汉武帝的评价，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汉书·匈奴传》中曾讨论过汉朝与匈奴的关系，班固认为，对匈奴一味的妥协是没有用的，无论是和亲还是赏赐，都无法确保和匈奴之间的和平关系，“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就是说匈奴多次违背约定，侵犯汉朝边境，这种情况在汉文帝时代非常明显。汉文帝处理问题是十分谨慎的，但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和平努力以后，匈奴仍然是出尔反尔，汉文帝这么有耐心的人最后也耐不住了，于是“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这说明对于匈奴的反击战争，可能并不是汉武帝一朝临时起意，因为从汉文帝中年以后所形成的认识当中，人们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光靠和亲和贿赂来保持和匈奴之间的和平，似乎只是一个空想。

班固画像

所以班固又说，想通过简单的约束来保持和匈奴之间的和平，那是“信甘言，守空约，而冀胡马之不窥，不亦过乎”，是不现实的。从这些评论当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班固的态度——不主张单纯用和亲、妥协的手段来处理和匈奴的关系，认同对匈奴采取必要的反击。

那么，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更加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如何看待汉匈问题的呢？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一段评论，从这段评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保家卫国、反击匈奴，司马迁同样是持支持态度的，否则他也不会去塑造飞将军李广这个抗击匈奴的鲜明形象。而司马光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在《资治通鉴》中曾明确地批评过，用和亲来购买和平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对于汉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他们都是赞同的，那么史学家们为什么还要批判汉武帝呢？

我们先来看司马迁的这段评论，因为司马迁本人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可以近距离观察，肯定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思考。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评价的第一句是，“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意思就是说，当年孔子修《春秋》，在讲到春秋十二公当中最早的两位（隐公、桓公）的时候，孔子会把很多事情讲的非常明白，但是，一旦编修到孔子自己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定公、哀公时代，他就会非常隐讳。因为隐公、桓公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两百年左右，所以无需顾忌，但是到了孔子自己生活的时代，有些话就不能说透了。

接下来司马迁又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作为汉武帝时代的人，司马迁亲眼目睹了汉朝攻打匈奴过程当中的种种问题。

首先，一些向汉武帝献策、主张去攻打匈奴的人，为了获得皇帝的欣赏和信任，也为自己找到升官发财的机会，往往会编织出各种各样的谎言，把有利于自己的说法呈现在汉武帝的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所获得的信息当然不会是全面而准确的，整个局势也处在了不利的局面。

第二，司马迁说，在这场战争中，“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将帅们一是仗着汉朝地广物博，财富丰富，打仗耗得起，二是利用百姓对匈奴的仇恨情绪，去说服汉武帝积极主战，希望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而面对征战匈奴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皇帝往往也是直接顺从了这些将帅，并没有深思熟虑，全面考察。显然，这样的决策远没有做到精益求精，所以司马迁说“是以建功不深”。汉武帝时期的对匈作战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胜利背后的代价极其惨重，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后，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看法是很有依据的。

接下来司马迁又举了一个古代的例子，他说“尧虽贤，得禹而九州宁”，尧这么贤能的人，尚且不能靠自己来完成所有的功业，他要找到大禹才能够治水，让九州安宁，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不停地挖掘人才，依靠大家的力量。“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也就是说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一定要好好挑选将领和宰相。

值得注意的是，“唯在择任将相哉”这句话司马迁重复了两遍，这说明他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没有把将领和丞相挑选好，而是只凭着一个人的意愿去筹划很多事情。至于汉武帝怎么没有把将领选择好，司马迁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下去了。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司马迁在最开始举的孔子修《春秋》的例子，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关系，他想要批评汉武帝，但是出于某些顾虑，没有明说。

《史记》目录（局部）

而在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讨论清楚。有些人认为出《史记》的篇章安排没有规律，比如第110卷是《匈奴列传》，在《匈奴列传》之前的一卷是飞将军李广的传记，而在《匈奴列传》的后一卷是卫青和霍去病的传记，几个汉朝人物传记把《匈奴列传》夹在中间，这样难免显得有些杂乱。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安排呢？

如果把《匈奴列传》看成一个对称轴，它的前面是李广的传记，后面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再往远看，李广之前是韩长孺的传记，卫青、霍去病之后是公孙弘和主父偃的传记。我们可以发现，以《匈奴列传》为中心，它的前后是两种代表性的将领，一种是李广，另一个是卫青、霍去病。再往两边是两种大臣的代表，一种大臣是敢于反对皇帝的，以韩安国为代表，另一种大臣是不敢反对皇帝的，以公孙弘等人为代表。

李广画像

这个时候再看《匈奴列传》最后这句“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迁的用意所在——以《匈奴列传》为中心，在此之前的将相，司马迁认为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优秀的；而在此之后的将相，司马迁认为他们只会听从汉武帝的指挥，不是优秀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安排，司马迁想表达的是，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唯唯诺诺，只知道完成皇帝的意志，这是有问题的。国家大事不可能靠着一个人的头脑就完成好，必须要群策群力，整个国家需要反对的声音，也正因为反对声音的存在，才有可能精打细磨，最终研讨出一个更加优秀的方案。

除此之外，班固在《汉书·西域列传》中对汉武帝对外扩张也有批判，而他的观点也被司马光收录在《资治通鉴》当中，可见二者的看法基本一致。

司马光

对于汉武帝通西域这件事本身，班固是给予肯定的，但问题在于，当汉武帝知道西域有很多宝物时，其个人的欲望就被激发出来，“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各种奇珍异宝从不同的国家输往长安，汉武帝作为帝王的贪婪欲也愈发膨胀。为了招至更多的殊方异物、体验万国来朝的满足感，汉武帝开始“开苑囿,广宫室,盛帷帐,美服玩。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酒池肉林”，这是商纣王曾做过的事，汉武帝也同样做过。攻打匈奴是一个国家战略目标，但到了后期，汉武帝跨越了这个界限，从为了国家的公共利益，最后变成为了满足个人的帝王私欲。

另外，开拓西域花费了很多金钱，“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所耗财物数不胜数，国家财政支撑不起，怎么办呢？——“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就是说，百姓所有的财富都被夺走，被用在满足汉武帝个人私欲的拓张活动当中，再加上大量的老百姓被投入到边关去，去应付战事、运输粮食，农田上都没有人耕田了，所以“因之以凶年”，紧跟着的就是年成欠收，百姓们铤而走险，“寇盗并起,道路不通”，也就是说，本来是一场为了保家卫国而发起的战争，一旦帝王跨过了公私界限，反而让内地的百姓痛苦不堪，这是班固批判的重点。

汉文帝画像

同样，司马光对于汉武帝的批判并不在于他发动保家卫国的战争，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的帝王野心不断膨胀，穷奢极欲，没有界限。所以汉武帝与他的祖父汉文帝比，差就差在这个地方，汉文帝知道节制，行为是有边界的，但汉武帝没有，这是司马光对于汉武帝的批判。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会批判、否定那些过度拓张的帝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帝王往往会失去保家卫国的初衷。他们难以填平的野心和欲壑，也必定会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经常讲“不忘初心”，而汉武帝显然就是忘了初心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