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因演了一部戏就被日本人恨,全世界影迷都记得这张面孔

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丹麦导演,1889年2月3日生于哥本哈根,童年生活惨淡,寄居在贫穷的养父母家。幼时缺乏关爱与自由,使他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成年后德莱叶先是当了记者,之后成为导演,宗教题材频繁出现在他的电影中,比如令他名留影史的《圣女贞德蒙难记》(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1928。恰逢德莱叶诞辰129周年,就来说一说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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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西奥多·德莱叶

那一年德莱叶39岁,已是一名成功导演,之前拍过七部长片。法国的兴业制片厂和他签下优厚合约,允诺他随心所欲地自主拍片。

他从制片人手上拿到了一大笔预算和一个剧本,是数年前被罗马天主教廷平反的“圣女贞德”的事迹。剧本不合他心意,被丢弃了,德莱叶开始研究贞德受审过程的记录。这些记录讲述了一个来自奥尔良的农家少女如何女扮男装,带领法国军队战胜了英国占领军,又是如何被效忠英国的法军俘虏,被送上宗教法庭的。她相信自己是为了上帝的启示而战,宗教法庭却指控她的信仰是异端邪说。最终,贞德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电影海报

贞德的扮演者玛利亚·法奥康涅蒂(Maria Falconetti)原本是巴黎的一名舞台演员,在一家小型平民剧场演出时被德莱叶发现。德莱叶曾回忆,尽管法奥康涅蒂当时演的是一出轻喜剧,但她脸上的某种东西打动了他,“在面具下面藏着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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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叶对待任何细节都十分严苛,他钻进故纸堆里深研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力求道具、服装以及场景都对那个时代完美还原。

影片的美工师是凭《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1920)名扬天下的赫曼·沃姆(Hermann Warm)。他为影片搭建了当时欧洲最大最奢侈的微缩城堡布景。现哥本哈根的丹麦电影博物馆还有这座场景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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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撑浩繁的照明设备及工作人员,外墙以厚实的混凝土建造,四个角上竖起高塔。内墙是装在轨道上可以灵活移动的。围墙里以一种奇怪的几何构造建造了礼拜堂、房屋和宗教法庭,门窗高低错落,造成一种不和谐的视觉统一感。影片最后耗资近1000万法郎,成为当年最昂贵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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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视觉风格是一次国际合作的结果。导演德莱叶是丹麦人,美工师是德国人,摄影师是法国人鲁道夫·马特(Rudolph Maté),正如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艺术》所讲:“德莱叶使用了法国风格的设计细致的摇摆的摄影及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按苏联蒙太奇的方式,用动作的局部的近景镜头组成自己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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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叶在《圣女贞德蒙难记》中贯彻自己的现实主义追求,决绝使用化妆、伪装和假发。当剧本要求剪掉贞德的头发时,就真的将法奥康涅蒂的头发剪了下来。

对法奥康涅蒂的考验还远不止于此。在片场,德莱叶强迫她忍着剧痛跪在石头上,然后设法抹去她的一切表情,这样观众就会从她脸上读出压抑的或是内在的痛楚。他把同样的镜头拍了一遍又一遍,为的是能在剪片室里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微妙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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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导演风格与之有相似之处,1962年拍摄《圣女贞德的审判》(Procès de Jeanne d'Arc)时,他也让演员一遍遍重复同一个镜头,直到他们的表演再也没有任何外露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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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版圣女贞德

德莱叶想从法奥康涅蒂身上取得一种下意识的自发的反应,而不是演出来的表情。最后的成果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或许这是她没再拍电影的原因之一。这张脸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人们势必不会认同她在贞德以外的角色。这也使这部影片显得超然于时间之外,像一份真实的古老的艺术收藏品,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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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采取开放式构图,几乎全部由人脸特写构成。贞德大量的面部特写镜头成为心灵的映照,展现她坚强不屈又脆弱敏感的灵魂。

德莱叶解释说,他希望通过特写镜头的方式避免历史剧常有的画面的诱惑。除了人物,影片中仅有的风景是围墙和拱顶,没有任何东西仅仅是为了好看而存在,观众不会被景观、服装、道具等分神。观众必须直面人物的内心,观看被剥掉正义外衣的宗教法庭,和那群肥胖、刻薄、恶毒的伪君子,以及贞德神圣又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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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影片上映后,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票房大败,在当时被定义为曲高和寡的艺术片

造成这个结果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在无声电影时代末期花费巨资拍默片的投资行为。虽说当时有声片刚刚诞生还极不成熟,但一下子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再加上一些评论家鼓噪丹麦人不可能拍好法国的民族英雄,影片的惨淡票房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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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贞德蒙难记》虽然现在已获得了影史上的崇高地位,但从影片本身来看,以默片方式拍摄审判题材确实是它自身的缺陷。大量对话都需要用字幕来表现,破坏了影片的节奏和气氛。

其实德莱叶一开始也希望能拍成对白片,但由于有声技术刚刚起步,大多数人激烈反对,于是没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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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贞德蒙难记》被誉为“电影史上探索人类灵魂的密度最大的一部影片”。超越了历史和人物的界限,达到了普遍性和人道主义的高度。德莱叶用这部惊世之作为默片时代画上了一个伟大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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