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大龄青年多吗（潮汕女孩在深圳）

许茹和于梅都是快30的单身女性，在深圳，她们欣然接受“深圳女孩”的称呼。

但在老家潮汕地区，在长辈眼里，用她们的自己话来说：已经大得可以“入土”了。

在传统观念浓厚的潮汕家庭里，这个岁数还没有结婚生子，更是被视为一种叛逆和“罪过”。

而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自我价值被严重忽视，作为独立女性，许茹和于梅都无法接受。

大龄未婚，对她们来说像是一种抗争，不向围困自己的传统观念妥协，但这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不结婚就是不孝”

在于梅的印象里，过年一回家，自己的岁数就要往上加两岁。

她是94年12月生人，按照潮汕地区计算年龄的方法，28岁的她，在亲戚眼里已经而立，大龄单身，这在观念比较传统的潮汕家庭是不允许的，也是件稀奇事。

“他们会觉得快30还没结婚，是不是有点问题？”

过年回家，对其他人来说或许是团聚时刻，但对于于梅来说，是一场长达7天的精神折磨。

一到过年，潮汕家庭会有许多家族聚会，菜上得差不多了，她就成为话题的“靶子”，“明里暗里贬低我，觉得我不值钱，人生已经毁了。”

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父母，而这种压力和“孝道”捆绑在一起。

她跟父母说过不想结婚和生小孩，母亲当场炸了，“你这种做法就是自私，你知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现在天天就因为你的事睡不着觉。”

甚至搬出了老人，“你奶奶现在生病在医院，整天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在30岁之前结婚，不然她不安心。”

今年春节，于梅想自己出去旅游或者留在深圳，图个清静，在电话里把这个想法跟母亲说了之后，“你过年不回家？你想死啊？”

一聊到结婚，于梅就感觉自己变得十恶不赦，变成家里的“罪人”。

但很多时候，于梅想质问母亲，“你让我孝顺，那你自己有没有反思下，在童年时期有没有给我足够多的爱？”

于梅上头有两个哥哥，她是家里的老幺。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却是很少受宠的那个。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就跟她说，“你是女孩，应该要多帮忙分担家务。”

同学写完作业在外面玩的时候，她要回家扫地拖地，两个哥哥就在沙发上看电视，“我问我妈，为什么我哥不用干活，她说男生不用做这些事。”

大学毕业后，于梅想出国读研，还差几万块，想跟父母借点钱，但他们拒绝了，理由是，“要给大哥的房子付首付，没钱了。”

但后来才知道，大哥没准备买房，只是不想借给她。

大学毕业后来深圳工作，于梅觉得这是自己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她喜欢给深圳女孩贴的标签，“无心恋爱，只想搞钱”，自己经济独立了，靠什么男人，结什么婚？

她对母亲的这种“捆绑”非常反感，觉得新一代潮汕女性，都要摆脱这种束缚。

只是令她吃惊的是，那些跟她一起出来打拼的同乡，工作没几年，便回到了家乡，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我问她们，你们是真的很喜欢对方吗？她们觉得也没有，就是觉得女生最终还是要嫁人，伺候好老公是自己的职责。”

对此，她感到无法理解。

“不用读太多书，嫁个有钱人就行”

作为在深圳长大的潮汕女孩，许茹觉得潮汕家庭里的传统观念，依然在给她施加影响。

大四上学期，当周围的同学忙着找工作或者出国的时候，母亲已经给许茹安排了好几个相亲对象，让她先处着，看看能不能毕业之后就嫁人。

当时她觉得非常不解，“我才22岁，为什么就要急着结婚？”

仔细计算的话，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许茹见过的相亲对象也有40多个了，基本上没有一个进入恋爱的环节，大多都是在微信聊了几句，便没了动静。

在许茹眼里，相亲就是流程化的匹配，没什么爱情可言，之所以到了30岁也不想谈恋爱，她觉得就是跟父母一直“胁迫”去相亲有关，“你见个人就是为了结婚，什么都是目的化，没有一点乐趣。”

从相亲对象条件的变化，她也感觉到父母有多急着把她给嫁出去——一开始条件还算匹配，到后来，看到发过来的照片都是秃头、肥胖，要么就是穿着一个人字拖就过来，“我自己认真化了半天妆，他就穿着裤衩，真的是无语。”

许茹观察过，母亲介绍的对象大多也是潮汕的，不用猜也知道，“不嫁外省的，是潮汕妈妈挑女婿的第一原则”。

有一段时间，许茹在工作上压力很大，但是每天回到家还是要接受母亲的“高强度输出”——只要坐上餐桌，半句都离不开结婚。

和父母相处的紧张气氛，让她萌生搬出去住的想法，但在父母眼里，这是要“断绝关系”的信号，觉得这是在诀别，意味着她铁了心不结婚，跟家里划清关系。

但矛盾的一点在于，父母大学毕业就催着相亲的缘由，也是想让自己赶紧嫁出去，空出房间，“我们家就这一套房，肯定是留给我哥的。”

有时候对比非潮汕家庭，许茹总会很羡慕。

家庭环境上，孩子跟父母相处更加自由，想搬出去住就搬出去，就算要介绍对象，他们也是以孩子的感受出发，“不会觉得是个男的就行，一定要自己女儿喜欢才可以。”

在许茹的母亲看来，一个潮汕女性该有的命运轨迹，就是早早嫁人，在家相夫教子，最好是多生几个，为家族开枝散叶。

“我很想问，那女性自己的感受呢，按我妈的话，感觉就是个生育机器。”

有一次，许茹跟家里人说，自己想考研，提升一下学历，但母亲不太支持,“女孩子读那么多的书干嘛，嫁个好老公才是本事。”

这种观念，在新一代的潮汕年轻人里，也依然存在。

许茹的哥哥结婚后，生下了女孩，有次闲聊，他随口说了句，“我女儿读书不用厉害，早点嫁人，找个有钱的。”

“我哥是90后，本科的学历，按理来说思想会开明点吧？但是你看，在潮汕家庭中长大，还是会有这种观念。”

“离婚是一个污点”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于梅和母亲都是彼此对抗的状态，互相难以理解。

她在深圳，跟父母也很少通电话，就算打了，一般聊个五分钟就挂掉，“没什么可说的，说多了又要往结婚上走。”

但在某一刻，她在内心，和母亲达成了和解。

去年过年回家，她因为身体不太好，就没怎么帮忙。闲下来的她，也第一次有机会去观察母亲忙碌的一天。

早上6点天刚亮，母亲便早早起床，去菜市场买好食材，回家之后就开始大扫除，拖地扫地，忙完之后就开始洗菜做饭。

潮汕地区过年习俗多，中间还穿插着祠堂祭拜，接福神这些事宜，7天下来，于梅就没见母亲闲过。

印象最深的一副画面是，忙完一天后，想要做点针线活的母亲，竟然在藤椅上不自觉地睡着了。

于梅凑近去看，发现母亲脸上皱纹多了很多，白发也像喷嚏一样藏不住。

她试图去总结母亲的这一生，突然意识到，这位50多岁的女性，唯一的支撑点就是家庭，最频繁出入的就是厨房，从此之外，她似乎没有任何个人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知道她是潮汕人，大多数人都会提一句，“潮汕女孩好啊，多贤惠”，每当这时，于梅都会反驳一句，“我不贤惠，那是别人。”

在于梅心里，贤惠听起来好听，但里面包裹的是对女性的压榨，而自己的母亲就是“贤惠”的模板——除了赚钱，包了家里的大小事务，家里男人不去帮忙，在母亲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她想让我复制她的轨迹，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受害者。”

许茹记得，以前家里楼下开了一个车行，车行的一家也是同乡的，老板娘时常来家里做客。

偶尔会不小心露出胳膊上的淤青，旁人询问，她也说只是自己摔倒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被丈夫家暴留下的，而且这位男性还在外头养了小三。

不过在妈妈们的眼里，这位悲惨的女性却成为大家口中“不说丈夫坏话的好老婆。”

“当时我才上小学，坐在我妈旁边听到这些，觉得不可思议。”

于梅和许茹达成一点的共识是，无论这个阿姨最后结局如何，她肯定都不会离婚，“这种事才潮汕很忌讳，会觉得是个污点。”

于梅有问过母亲是否有过离婚的想法，听到这两个字时，母亲便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啊?离了这个家就散了，家就是要以和为贵。”

对传统观念的坚持，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在某些方面，许茹觉得这种坚持保留了很多习俗，比如祭祖和修缮祠堂，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让作为独立女性的两个女孩，感到窒息。

很早的时候，于梅就已经打定主意，就算真的要嫁人， 也不嫁潮汕的，“可能也有正常的家庭吧，但我觉得也是极少数。”

许茹已经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的孩子，今年回老家，面对家族亲戚的指指点点，某个瞬间，她有种想干呕的冲动。

她自己也不知道， 未来迫于家族的压力，自己会不会妥协，“我再怎么坚持，可能也会有破防的一天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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