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崛起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华为的伟大就在固守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

壹

华为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与华为现象相对应，联想也成为一个现象，一个问题。他们俩是两个极端，一个被赞美，一个被唾弃。为什么会这样？

要真正理解，我们必须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框架下，在整个近代以来的这个框架下，甚至说，整个中国历史的框架下。拉长历史的镜头，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晰。同时，还要从文化的最深层，才能看清。

从更深更更远的视角，才能看清楚，才能够理解华为现象、华为问题，同时理解联想问题。

我的结论是，华为为什么这么伟大，就是因为他固守了晚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那联想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他偏离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偏离了“中体西用”。

华为在“师夷”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未曾忘记“制夷”，一方面积极学习美国，另一方面则内心深处，又对美国防意如城，在中美关系看起来尚在蜜月期，便着手打造备胎，想着与其一战。华为积极而大胆地从西方引入技术、人员，甚至制度，但是一刻也未曾忘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积极引入“西用”，但又牢牢坚守了“中体”。

华为在业务上、在形式上成功实现了全球化、国际化，但内心依然是中国心。也可以说，在业务上华为是立足全球、着眼世界的，但是在文化上却又是坚定固守传统的。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晚清人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

下面会讲，“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其实中国的古老的历史模式，晚清人不过指出了这一点而已。

反观联想，前面一半“师夷长技”去做了，而后面一半“制夷”却被抛之脑后。联想不仅不去想去“制夷”，甚至“夷化”了。联想也是做全球的业务，但同时其在文化上也西化了，全盘西化，跟着美国人走了。在业务全球化的同时，也丢失了中国心。在引入“西用”的同时，也背离了“中体”。

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啊，“中体西用”，都是晚清的东西，历史书不早就说是错误、过时的嘛。怎么可能说我如此先进大华为还坚持这一点！不是这样的。凡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是错误的，都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不真正了解，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来讲，不仅说企业如此，政党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成功，国民党失败，也是这样。谁固守了中国文化，谁固守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谁固守了“中体西用”，谁才能成功。共产党在这点做的比较好，尤其是毛主席成为领袖后的共产党。对国共之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成王败寇式的利益之争，不是这样的，国共之争其实就是中西之争。

国民党是西化的，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以西方为先进，主张全盘西化。共产党则实际上是固守中国传统，固守“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不讲理之帝国，与晚清视西方为蛮夷同。在积极学习苏联和美国的同时，始终坚守自身的文化和制度，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甚至视其为敌，随时准确做坚决的斗争。

们看晚清啊，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因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知，还是站在我们传统的框架。我们传统是什么一个框架，就是义利之辨、华夷之辨框架。我们说华夏和蛮夷，区分标准就是义和利。咱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啊是义理，我们是一种义理文化。那蛮夷的话他没有义理，缺失义理，没有义理干嘛，就是只有利而没有义，有利无义就是蛮夷。义利之辨，以义为本，以利为末，这是我们华夏。

晚清是在这个框架下看西方，尽管说你的技术很先进，你的军事技术船坚利炮，你只是技术先进而已，但是你的文化你的制度是蛮夷的。所以我才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就是保卫我们的义理文化，抵抗蛮夷嘛。

后来提的“中体西用”，其实是一个稍微的一个改进，开始承认西方的制度了。就是你的制度也有领先的地方，我也学习你的制度，但无论是这种产品上的技术，还是制度上的技术，其实它都是一个技术。“西用”不仅包括产品的技术，也包括制度的技术。“中体”是说在中西制度的混杂状态中，中国固有的制度处于内核和根本的地位。当然，晚清对“中体西用”的理解的确有混乱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贰

到民国之后，开始否定师夷长技以制夷，否定中体西用。而恰恰也是因为这种否定，民国也错了。作为民国的领导力量，国民党也因此而错了。

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开始学日本，那学习日本就认为日本是对的。具体说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对的。实际上，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在对西方的文化判断上是有问题的。他是什么一个逻辑，是说西方为什么技术先进，就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先进，他们认为，西方的技术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的文化是西方的技术的基石。或者说，西方的技术不过是整个西方文化之冰山一角。

晚清对西方的认知是二分化的，将技术和文化、制度分开，只认可技术这一半，而不认可其文化、制度，所以才有既“师夷”又“制夷”，技术上“师夷”，文化上“制夷”。日本对西方的认知则是一元化的，不仅将文化和技术混为一体，甚至以文化更优秀、更基础。

明治时的日本“启蒙思想家”认为，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洋务运动的批评，说你要是仅学西方的技术，而不学文化，那你就是只学枝叶、皮毛，而不学根本、内里，就是沙中建塔，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们也是基于这个逻辑重新看中国，认为中国之所以技术落后，就是因为文化落后。更准确地说，由中国暂时的技术落后，反推中国文化必然落后。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肤浅而错误的技术决定论。

明治之前日本也是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甚至也把儒家文化当成是日本传统的，因此就把日本的技术落后，甚至日本当时所特有的专制和愚昧，统统都归因到儒家头上。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就提出要彻底否定和摆脱来自中国的落后的儒家文化，而彻底地、系统化地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这就是“脱亚入欧”的内涵所在。

在形式上都是儒家文化的，为何在面对西方时，对西方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提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原因有二。一是，儒家在中国不仅是学术的，更是实践的，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实践基础，儒家义理是根植于、渗透到社会最基层的，而日本则缺乏这样的社会基础；二是，尽管日本学儒家学了一千多年，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一直都不得其要，并未学到和掌握儒家义理之精髓，而仅仅是学了一个形式和皮毛。

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逻辑，就和我们晚清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民国就是否定了晚清的正确逻辑，而引入了日本的错误逻辑。

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兴起了一股日本留学热，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留学热的起点。大批的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所学的正是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文化，然后将其搬运到中国，导致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导致晚清崩溃，而进入民国时代。

从发生甲午海战的1894年到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这个短短的17年是中国近代中的枢纽期，也是大变革的孕育期，充当这个枢纽的、提供孕育养料的，就是对日本的学习。现在我们主流的历史资料往往有意淡化这段历史。

民国就是引入明治维新逻辑，同时否定洋务运动逻辑的结果。具体表现就是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辛亥革命是彻底否定中国制度，全盘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新文化运动则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盘、系统性地引入西方文化。

国民党（早期是同盟会）是民国时代的领导者，而蔡元培则是国民党的优秀代表。蔡元培1912年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一上任就搞废止读经。1916年他跑到北大去做校长，然后北大就成为一个汇聚当时留学生的平台，尤其是日本留学生。你像鲁迅、陈独秀、钱玄同都是日本留学生，仅胡适是美国留学的。于是北大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地。

所以，民国的路子，国民党的路子就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路子，也是对此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路子的否定。共产党，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说你这个不对。毛主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叁

我们看中国的近代史，一定要学会区分实践线和学术线，区分实践层和学术层。在学术线、学术层，民国之后中国就是西化的，但是在实践层、学术层，中国则依旧在坚持和固守传统，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义理传统。

共产党就是以实践、实际为本位的，提出要尊重中国实际，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中国实际的内核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则是中国实践的主体，也是中国文化的活承载者、传承者。这就是孔子说的“人能弘道”，人就是人民。四书五经只是中国文化的死的记录者。打倒死的记录者易，而打倒活的传承者难。

概而言之，尊重中国实际，尊重中国人民，就是尊重和传承中国文化。

中国的文化的传承，其实有两条线，一条是学术线，主要通过四书五经，另一条则是实践线，通过中国人民，而基石并不在学术、不在四书五经，而是实践、在人民。四书五经讲义理，那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老百姓也讲义理。在中国你不读书，不读四书五经，也懂得义理，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要讲理、要凭良心，理和良心就是义理。

所以中国文化的基石是在老百姓这里，是在实践这里，谁尊重中国的实践，谁尊重中国的老百姓，谁一定是尊重中国文化的，一定是传承和坚守中国文化的。

所以共产党是更好的坚守了我们的义理文化，义理依然是我们的理念内核，以及制度内核。这里我不能展开讲，那么所以共产党成功了，所以共产党战胜国民党。

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误的流行的说法，把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仅仅看成一个成王败寇的军事胜利，不是这样的。我们历史上的所有能够影响中国未来的大规模战争，也都非成王败寇的，恰恰相反，是“王成寇败”的，是仁者无敌的。

仁者无敌，谁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谁才能聚集这种力量。国民党是脱离人民的，脱离中国文化的。

肆

我们再进一步看啊，师夷长技以制夷包括、中体西用，其实啊不是说，是晚清人的一个思想创造，是魏源的思想创造，不是。如果把中国历史真正看透，就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历史模式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就是中体西用的。

我们中国历史很悠久，很早就遭遇蛮夷入侵，而且是周期地遭遇，那这个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其实是中国应对蛮夷入侵的典型方式。

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说这个事。他的“三千年”指的是，自有蛮夷入侵以来的历史。“大变局”是指蛮夷和应对蛮夷方式的变局，就是这一次蛮夷和以前不同，我应对蛮夷的方式也不同。大变局是更主要是指的应对蛮夷的方式，具体来讲就是搞洋务。因为李鸿章是在奏折中提到这个问题，希望朝廷来支持他做洋务，争取这种资源。

那实际上来看，我们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最早遭遇蛮夷入侵发生在黄帝时期，黄帝战蚩尤是中国最早的抵抗蛮夷战争，蚩尤则是最早的蛮夷。也就是说自黄帝起，中国就周期性的遭遇蛮夷入侵，至今已有4500多年了。

从考古学也支持这一判断。中国早期的先进的军事武器，都是从西方（西亚、中亚，不是欧洲）传过来的，警如青铜器（武器），马，马车这些。这些武器的传入中国，绝对不是和平的，一定是有蛮夷入侵中国，通过这种入侵传入中国。那我们为了抵抗蛮夷，就必须学习这些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我们的学习就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

战国的时候，赵武陵王搞“胡服骑射”也是这个意思。胡服骑射就是，胡人的服装有利于在骑马上来射箭，这在当时是一个先进的军事技术，我们中国没有，中原没有，我们就学习。这也是一次小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其实是中国在周期性地遭遇蛮夷的入侵时，我们去应对，蛮夷的表现。也可以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的义理文化的一个表现，在遭遇蛮夷入侵的情况下表现，它的内核是什么，还是义理，就是我要抵抗蛮夷，捍卫义理。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军事，首先我要军事抵抗，第二个要文化抵抗。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的历史模式，或者说是中国文化在遭遇蛮夷入侵的情况下的一个表现。理解到这一层我们就会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首先不是晚清人的思想发明，其次师夷长技以制夷绝对不会随着晚清政府的崩溃而消失。它不仅一定被固守，而且谁坚守它谁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坚守它了，所以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华为坚守了它呢，所以成就了华为的伟大。

这是华为之所以伟大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所在。

五

也有人讲啊，华为也是西化的呀，你看他们不仅学的西方的产品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管理的技术。据说华为花重金请ibm，给他们做管理流程，这是属于制度上的技术。但华为的西化始终是有限度的，是局部的。

我们要一定要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什么。民国的时候否定中体西用，否定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就因为那些日本留学青年们实际并不知中国文化之内核，而一股脑地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

同时晚清也是有问题的。当晚清当说中体西用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体”当成什么，就是晚清的制度。晚清的制度肯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核，并不是在制度上，而是在什么，在心上。我们说心性学，义理和心性是一回事，那么说的更直白一点来讲，就是你的心是好是坏，是不是正心。

《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的心正不正？关键在心。那么华为，在技术上啊，无论是管理的技术，还是这个产品的技术，都可以大胆的学西方，但是他的心没变，心依然是我的中国心，那我依然是对你西方保持一种警惕。我要防御你，防着你，所以华为很早就有备胎计划。

华为的、任正非的这种意识，那么直接来看，是来自红色文化。那很多人到改革开放之后就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和美国打仗。为什么？毛主席看的很清楚，他有一句话在网上流传的也比较广，就是美国人不讲理啊，凡是讲（一点）理，就一定是被逼的不行了。

说美国人不讲理，其实对美国的文化、对西方文明已经说到最本质的东西。

不讲理这个理其实就是义理。西方是缺失义理的，他只有利，所以晚清也是，基于这种义利之辨的框架，说西方是蛮夷，是没有问题的。毛主席说西方不讲理、美国不讲理和，与晚清把这个西方看成蛮夷，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倒不是说毛主席一定说是刻意坚持晚清的说法，而是说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强烈感受到西方这种不讲理的属性，不仅是美国，苏联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后来也和苏联闹翻，尽管曾一度亲切地称苏联为老大哥。

到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技术的赶超，我们搞改革开放，学美国。但是学美国的时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又是有前提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国特色。我们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如何看改革开放，就出现了两类人，一类人更看重西化，就是学习美国的地方，甚至将改革开放约化为学习美国，认为美国什么东西都好。另外一类人，没有忘记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忘记中国特色。其实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内核就是中国传统的内核，就是义理。

华为就是，就是坚守我们固有的东西的一个代表，而联想就是西化的一个代表。是传统，还是西化，是从内在的心上看，不是从外在的技术上、制度上。中体西用的体是心，华为依然是中国心，依然是坚守着义理文化。那具体话一点就是说这种家国情怀。那我们也看到，任正非他的内部讲话其实也，就多次提到为了国家、人民。

联想是西化的，是偏离中国文化的，是背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离中体西用的，所以联想大失民心。

同时也要看到，华为现象、联想现象在近几年出现，也是我们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经济的崛起，我们中国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崛起；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第三个是疫情，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清了西方的、美国的蛮夷本质。

总之，近代以来，直至当下，在实践层面，我们其实是坚守了固有的义理文化，但是在学术层面，在学术范式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一直是西化的。所以这就有个矛盾，实践层的传统与学术层的西化间的矛盾，或者实践层与学术层是分裂的。

在宏观环境已经发生质变的今天，我们必须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以及回顾我们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需要做的是什么，整理我们的思维，整理我们的认知，那么更具体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变革我们的学术范式，使得学术要反映的实际。

那么我们的学术现在是西化的。西方的学术，西方的文明是一样的，是缺失义理的，有利而无义，是残缺的，不正常的。那中国文化义利兼备，是二维的、健全的。

所以我们需要重建学术范式，建立一个以中国义理为核心的，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那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华为问题、联想问题也反映了这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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