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和神魔小说大全(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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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和神魔小说大全(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童话和神魔小说大全

知名作家卢一萍的中篇小说《大震》,讲述了一个死囚犯在汶川大地震中“逃亡与回归”的故事。在本书中作者将地震现场所产生的特殊情境推至极致,让人物在特殊而短暂的极致情境中释放人性复杂而丰富的纠葛和冲突。

本期将与大家分享《大震》的评论与创作谈,以期更加深入地呈现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其所传达的意蕴。

《大震》评论

从“一对红色小金鱼”到人性最温软处

——卢一萍中篇小说《大震》读后

作者:钟正林

卢一萍的《大震》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中的一部,2021年1月出版,写了一个在死囚犯在汶川大地震中“逃往与回归”,从而完成“秩序的颠覆与人性的救赎”的故事,而其中的诸多精彩,包括第一天报到即遭遇大地震的狱警谭乐为、死刑犯陈尔壁和犯人杨耀东等身心所承受的炼狱般的刻画,都是被金悦娴在大震前一天送给恋人谭乐为的“一对红色小金鱼”的细节生发的。

这“一对红色的小金鱼”使警官谭乐为避开了死神的咒语。这对红色的小金鱼曾经兴风作浪于《山海经》神话,安徒生的童话,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文字中,那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与谭乐为一样历经炼狱般的人生,却在“小金鱼”里归于平静。只不过谭乐为是托女朋友爱的神力庇护,布恩迪亚上校却是以锻造小金鱼来排遣失败和孤独。

《大震》里的“一对红色小金鱼”使我的阅读视野星斗般闪亮,有了这个细节,小说的内涵根系审美因而勃发出藤蔓样的生命力,人性于灾难中的亮光,包括陈尔璧的母子情、谭乐为对于恋人的痛念等都被丰富的凝视并照见。《大震》里有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如果说陈尔璧挟持杨耀东逃跑寻找母亲途中救死扶伤是小说意义的开始。那么,本是去追捕的狱警谭乐为受伤晕倒反而被抬来陈尔璧的手术台上,无疑是值得玩味的细节。这个细节非一般小说家能手绘,它的独特处不止于审美的机巧,我以为,掬捧出警察与罪犯的人性深刻与厚度才是笔力意蕴。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关于文学定义的句子到今天仍然是写作的指南。我甚至以为只要文学表达存在,它的光照依然不会暗淡。

“陈尔璧站定了,他看了一眼谭乐为,发现他脸上有一道模糊的泪痕。”这道“泪痕”即是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发现(铁血警察也是人),亦是高尔基强调的“人学”。有了这“泪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的陈尔璧开始为谭乐为处理伤口,对抗对立由此转为对话或理解。人物在小说语境中的意义开始深入。

“泪痕”这个细节虽只有一句,很容易被诸多的鲜活细节所遮蔽,但这工笔中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是与贯穿全篇的一对“小金鱼”对应的,准确地说是一对“小金鱼”金色藤蔓触须的延伸。这“泪痕”是在后面的细节中出现的:“他看着谭乐为的眼睛有些潮湿”,但当视角转换为杨耀东时。恋人已成摆放着的遗体。谭乐为想起女友怀里抱着的孩子,怎么也掰不开她的手,想起恋人死亡时还是奔跑的样子。我想起了小金鱼,作家开篇描述的这个细节,成为了小说主角心理恋人的身姿延续。有了这“泪痕”,“小金鱼”细节的藤蔓触须因而有了支撑点,大地震后的惨绝人世因而有了一线生机,警察的人性在劫波中发出温暖光亮来。

因此,谭乐为脸上的“泪痕”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是点亮谭乐为与陈尔璧、警察与罪犯对立壁垒的精致之处,这一笔是人物内心深海呈现于海面的浅浅波纹。

一部成功的小说是有小说地理的。《大震》的小说地理是成都西郊,年代是“5.12汶川”下监舍人的心灵史。我们从文本中涉猎的巴中客运站、成都城西看守所、诡异的烂尾楼、茶店子、成都银行西郊支行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重返了大地震时的成都地理,卢一萍笔下的警察与罪犯在那危情时刻的灵魂焠炼就在成都西郊这片大震废墟中展开。

在小说的叙述视角上有两种:一是上帝视角,二是自然视角。前者历来被广泛运用;而自然视角注重的是人与事的带入感,强调叙述者的在场,不乏侦探小说的推敲,不是上帝什么都知道。即使知道,也要由合理的细节来呈现。

卢一萍在陈尔璧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有自己的叙述考虑,他运用的是自然视角,即通过剪断脚链后依然想证明清白的杨耀东的心理活动来口碑陈尔璧这个医生杀人犯的好。

“如果不被枪毙,不知道一生能救多少人呢。所以,他真心希望他能逃走,永远不要再被抓住。”作家的自然视角在通篇弥漫。不止是杨耀东,还有递给他一碗粥的老阿姨。当谭乐为描述自己在追捕一位身高一米八、腿受了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时,老阿姨说,“只知道他叫陈医生,人家一直在这里救人呢,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一口。”

谭乐为在追捕陈尔璧过程中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和蜕变,这是小说隐喻,即意义的发芽。杨耀东反问谭乐为,“非要把一个救了四五十个人的医生抓回去枪毙吗?”当谭乐为来到手术室的窗外,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盯着他头上冒出的腾腾热气,娴熟地做着手术,“心里突然涌出一种异样的从未有过的感慨:‘人类为什么会犯他妈的罪呢?’”

警察的温暖人性从这里开始开花吐蕊。而在手术室里救人的陈尔璧也看到了谭乐为,为他没有抓自己心生好感。谭乐为竟然第一次没有想到要抓人,而是在那一刻萌生了要帮陈尔璧找到母亲的念头,接下来就在烂尾楼的一角找到了。

“你是公安同志?”

“阿姨,是的。”

“我去看我儿子的时候,我见过你。”

“你们把他送走了吗?”

“还没有,本该在今天,这不地震了嘛。”

“那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救人”

“他还有资格救人吗?”

“当然,他救了很多人。”

这是谭乐为把陈尔璧母亲从砖瓦堆里刨出后的对话,白发染成土灰色的母亲嘴里的“送走”是枪毙。这样的对话背后是内心的电光火石,而绝望母亲得知自己的死刑犯儿子还有资格救人,这无疑是儿子尚在人间并有着某种命运改变的兆头,老人竞像个小女孩似地哭了。这哭是好兆头的续笔,是发自内心的悲喜交集。

这种通过简洁而直戳人心隐秘的对话体现了作家刻画人物的工夫。这是读者的期待,更是警察职业操守在人性中的突破,使谭乐为心灵的嬗变在这部小说中发出别样的光来。由一个人的言行绘出另一个人,由一个人的神情折射出另一个人的内心变化,远比作家用上帝视角来形容高明得多。这体现出《大震》这部中篇小说的叙述流变和审美技巧中。

而诸多细节的触须延伸到了陈尔璧与谭乐合力救一个废墟中的人时开出了灼目的奇葩,这奇葩是人性的最温软处,小说的最高光处:认定陈尔璧救地下伤者被余震埋了后,犯人杨耀东与警察谭乐为决定认陈尔璧母亲为干娘,共同照顾好这位救了许多震中伤员的死刑犯的母亲。

小金鱼在玻璃缸里依然活得好好的。这贯穿了整部小说的细节,为结尾处灼目的人性叙述增添了活力,女友金悦娴用这对“红色的小金鱼”挽救了恋人谭乐为在大地震中的生命,她却以震中香消玉殒至始至终为小说生长营造了吉兆。这个细节真好啊!我们常常为读到一部优秀小说里的美妙细节而感佩出声,好小说就如名画,是由好细节锻造出来的。否则就没有跳出罗列生活的庸常。

雨后的蒙蒙旷野里,谭乐为学着老人祭奠儿子的样子,看着天空的深邃处,“他惊讶地看到一个身影从蒙蒙雾气里走了出来,那个身影一瘸一拐,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但他坚持着。”小说至此完成了书写大地震小说人物心灵史的命数。

大地震看起来是一场天灾,实则是人性的炼石场,每个人都在那惨绝危艰里接受试探;大震实则是灵魂的大考场,不仅是小说中的主角谭乐为、陈尔璧、杨耀东的心灵在蜕变在自我救赎,还有你、我,以及芸芸众生。正如卢一萍所说:“我们都需要救赎!”这也使我想到,除了我们所读到的,《大震》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隐含。

警察与犯人并非猫与鼠之关系

——以卢一萍的《大震》为例

作者:张友文

卢一萍《大震》(《小说月报》2019年第6期)是一篇地道的公安题材小说(以下简称“公安小说”),其中一起悬案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正是这起悬案,才让我对她发生兴趣,并让我刻骨铭心。第30页只简单地交代了陈尔壁被判死刑的原因,只因为他杀了妻子与妻子的情人:

“陈尔璧,死刑犯,41岁,原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医学博士,真正的知识分子,妻子梁惠芝……他们相爱四年后结婚,两年后,陈尔璧发现妻子与一个老板在一起,抓了现行,他把妻子和那人都杀了,因此判了死刑,明天午时三刻问斩。”(P30)

从上述叙述来看,陈尔璧定性为死刑犯合情、合理、合法,毕竟他杀了两人。可是读到32页,方知那起杀人案还附上了许多细节:

妻子慌忙开了门,把他(陈尔壁)扶进卧室,忙着给他倒水漱口。他漱了口,突然听到卧室外面有异样的响动,随即是一迭声惊恐的喊叫:“梁惠芝,快来!”迟疑了一下,妻子连忙跑过去,紧接着传来妻子惊慌的声音:“陈尔璧,快来帮忙!”他冲过去,看见妻子整个身体被人扯到了窗外。他扑到妻子身边,用尽全力抱住妻子的双腿,紧接着,他看到了吊在妻子下面的那个男人,正和妻子的双臂拼死纠缠,男人那双绝望的眼神像一把剑捅进他的胸膛。时间瞬间在陈尔璧的头脑里静止了,世界变得一片虚空。等他明白双手的力量变得松懈时,他只抓住了妻子的一只拖鞋……

陈尔璧趴在窗前,伸出头去,看见妻子和那个男人的身体像剪纸一样贴在地面上。陈尔璧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往楼下冲。几个目击者站在现场附近,恐惧地盯着他。他听见一个人说,这个男的厉害,一下杀了两个。

妻子已停止了呼吸。陈尔璧瘫坐在地上,呼喊着妻子的名字,但已喊不醒她。

男人叫廖天宝,是妻子的高中同学,一直喜欢她。廖天宝可能心虚,或者害怕,一听说他回来了,就翻到了窗外,站在空调挂机上,想躲起来。没想空调挂机的支架已锈蚀,支撑不了他的重量,在要掉下去之际,喊梁惠芝去救他,不想她也被廖天宝拉了下去。

或许,陈尔璧拼死抱住妻子的双腿能把他们全部拉上来;或许,他能救下妻子。但他的手力松懈了。

廖天宝是送到医院抢救了一阵后才停止呼吸的,他留下的遗言是:陈尔璧杀了我们。于是,他的岳父母和廖天宝的家人都告他捉奸后将他们双双推下了窗户。(P32)

上面所及是对杀人案的重复,进一步细化的细节对陈尔壁的量刑并无多大帮助,却可以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甚至让读者产生怀疑。陈尔壁被妻子的情人廖天宝和岳父岳母指控谋杀,陈尔壁却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无辜,那么,法官判陈尔壁死刑也就没错。笔者以为这里面有隐情,也像陈尔壁那样没有确切证据,只能主观臆断仅凭叙述文字,陈尔壁不至于被判死刑。正是这起有歧义的案件,才让我对此文本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再次对《大震》进行研读。

《大震》属非公安侦破文本

本人研究公安文学20多年,细读了不少公安小说,发现公安小说可分为两类:公安侦破类,这一类与国外侦探小说十分相似;还有一类则是非公安侦破类。前者无非就是猫抓老鼠之类的智力游戏,程式化写作明显,人性深度相对匮乏,而后者则更具有文学味,更多的是对人物进行灵魂拷问。《大震》即属于后一类。因为犯人(含嫌疑人)已经被收监——成了网中之鱼,不像公安侦破类小说中那样还没有被收监,还需要四处取证并艰辛追逃。文本中死刑犯陈尔壁到底是恶人,还是善人,一言难尽。作者卢一萍有意将死刑犯陈尔壁置于地震这一特殊背景下,就是为了拷问其灵魂。

《大震》中的亮点是反陈规叙述,即警察与犯人之间本该是监管与被监管之类的稳固关系,在此小说中却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先是由监管与被监管(敌对)的关系,随着情节的推进,却演变为互帮互助的关系,这一动态的具体表现有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在押犯杨耀东竟然将馒头给警察谭乐为吃。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情形下,一个馒头甚至可以救人性命,如:

杨耀东把藏在袋子里的一个馒头摸了摸,没有舍得拿出来。但看到谭乐为的样子,他还是把馒头掏了出来:“谭管教,补充一点体力吧。”

谭乐为咽了一口唾沫,接过来,掰成两半:“谢谢你,你也吃一点。”(P43)

以上情景表现了警察与在押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心、相互体贴,而不再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

第二个情节则是警察谭乐为主动地帮陈尔壁寻找母亲。刚开始陈尔壁说要去寻找母亲,谭乐为并不同意。谭乐为主要是担心死刑犯陈尔壁借机逃跑,遂特意将他与在押犯杨耀东用铁镣连在一起。随着叙述推进,他竟然主动地帮陈尔壁寻找母亲,那是因为他被陈尔壁的行为所感动:

(谭乐为)盯着陈尔璧,盯着陈尔璧那副忘我的样子,盯着他头上的腾腾热气,盯着他如此娴熟地做着手术,心里突然涌出一种异样的、从未有过的感慨:“人类为什么会犯他妈的罪呢?”

他在夜色里站了好一会儿。“你忙吧!”谭乐为转身离开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我竟然没有管他,竟然没有把他抓起来。”他似乎有少许的得意,“人家在救人,为什么要管他呢?我要做的,还是去帮他找到他母亲吧。”(P44)

读到这里,笔者下意识地想起了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中看守所警察杜湘东与逃犯之间的关系。在那起跨世纪追踪案中,警察与犯人(嫌疑犯)之间的关系也是从剑拔弩张的冲突走向和解;小说结尾,看守所民警甚至还救了逃犯的性命。

由是观之,卢一萍的《大震》和石一枫的《借命而生》的叙述结构相同,都是将猫鼠之间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冲突转向为人性和解,这对构建社会和谐有裨益。此外,小说中还有几处也在为构建社会和谐而用情、用笔,如陈尔壁的母亲李小芹在路上把钱弄丢了:

接到儿子已经宣判的电话,她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从山里到巴中客运站都很顺利。但当她买去成都的车票时,发现自己的钱不知什么时候弄掉了。她把包袱和身上的口袋翻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她觉得浑身一下变得冰凉,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P31)

如果小说中改为李小芹的钱被人偷了,这么写的话意味着世道人心坏了,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如此表述只表明是李小芹自身的错误,与社会无关,与他人无关,也并非共犯结构使然。

接下来还有更温暖的场景:一是警察四处寻找李小芹;二是警察找到她后,还给她买了两个热包子:

“你老人家太不得了啦!……上级命令全城所有派出所找你,终于把你找到了。我得赶紧向头儿报告。”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了手机。

通话结束后,那个警察对她说:“老人家,时间很紧,上头让我将你马上送到看守所去。”

另一个警察已到旁边的包子铺买了两个热包子和一杯豆浆:“老人家,你先将就着填一下肚子。”

老人连着说了几个谢谢,虽然她这些天靠要饭充饥,早已饿得不行,但包子到了嘴边,她却咽不下去。她的泪水顺着苍老的面颊流下来。她把两个包子偷偷用纸小心包好,揣在了衣兜里。(P31)

如果小说中没有上述情节和细节,并不会损害警察形象,但是加上这些内容后,警民关系就和谐多了。警察虽然只给李小芹买了两个并不值钱的包子,却温暖了李小芹的一颗破碎的心,也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

《大震》有两条线索

《大震》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是爱情线,另一条是亲情线。前者是说警察谭乐为为了爱情,从羊市街派出所调到西郊看守所。他到看守所报到时,居然带着一个精致的玻璃缸:

(女友)金悦娴转过身,拿出一个精致的玻璃缸,里面一对红色的小金鱼正欢快地游动着。“看守所里生活单调,让它们陪着你。”

“啊?我来养啊!”他有些为难,但又怕负了女友的一片深情,赶紧说,“亲爱的,谢谢!只是,我抱着这个鱼缸去报到是不是过于另类?”(P29)

对此,看守所所长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同事王凯说:“抱着鱼缸来上班,应该是前所未有,头儿显然是被惊着了。”(P30)但是,正是这对小金鱼救了谭乐为的命。地震发生时,他外出给小金鱼换水才躲过了一劫。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结尾,小金鱼仍然活着,可是送他小金鱼的女友却死了。笔者以为,这些情节在道出生命脆弱的同时,并道出了爱情的神奇甚或伟大,于是就有了那么一点神秘意味。

金鱼作为爱情信物,并作为一条草蛇灰线一直贯穿在小说始末。它犹如其他小说中开头挂在墙上的猎枪,到最后肯定会射出子弹一样。金鱼含义丰富,除了象征爱情之外,还是生命的隐喻。

文学在于弘扬真善美、揭露假恶丑。《大震》中的人物并非用好坏或善恶二字可以界定。陈尔壁虽然被宣判为死刑,但是我们读者依然对他持有同情之心;纵然他有一定的过错,但也不至于被判死刑(小说中这么定罪,笔者不敢苟同)。地震发生之后,陈尔壁四处救人,其人性光辉不言而喻:

陈尔璧觉得自己在救人与逃命这两个选择之间被撕裂了。他在心里骂自己,一个马上就该被正法的死囚,不去逃命,却忍不住要去救人,真是荒唐。(P45)

由此可见,陈尔壁谋杀妻子与情人——将他们推下楼的行为就更加值得怀疑。作者卢一萍虽然在小说中没有明说,想必读者自己心目中已有了答案。

除了爱情线之外,还有一条亲情线。陈尔壁本是一名死刑犯,即将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其母李小芹为了给他送行,不远千里,甚至步行至成都来给儿子送行。

因为处决时间紧,警察担心李小芹不能及时赶到,便四处寻找;等到找到她后,还特意给她买了两个热包子(参见前面引文)。

等到李小芹与儿子陈尔壁见面后,她说:

“没有什么好东西带给你,给你煮了一块腊肉,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还有,刚才警察找到我后,给我买了包子,我给你留了两个。”她一边说着,一边把肉和包子从口袋里拿出来。餐巾纸和包子皮粘在了一起,母亲小心地把纸剥开:“吃饱了好走路……”(P32)

两个包子颂扬的是伟大的母爱!即母亲爱儿子,亲情流露已经到位,可是作者卢一萍觉得还不满足,进一步发掘,才有了儿子陈尔壁寻找母亲的故事情节,再演变为警察谭乐为帮陈尔壁一同寻找。如此运笔,故事的“整一”性不言而喻。

文学是情学。正因为爱情与亲情蕴藏在文本里间,才会滋润心田,才能感动读者、打动人心。

笔者还发现了一处不经意和一处经意的情节,前者是李小芹问警察谭乐为的女朋友是否“好着”,谭乐为说“好着好着”。毋庸讳言,谭乐为向李小芹撒的这个谎言是善意的。后者是指警察谭乐为和在押犯杨耀东一同去认陈尔壁的母亲李小芹为娘,并替陈尔壁尽孝。这两处情节无疑是善意的书写,正是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恻隐)之意。

将《大震》串起来的,除了以上两条线索之外,还有寻找母题,“寻找”才是此文本叙述的真正动力。小说中多处存有这一母题:一是陈尔壁即将被政府正法前,警察寻找其母李小芹;二是地震发生后,陈尔壁寻找救援器械;三是陈尔壁寻找母亲;四是警察谭乐为寻找女友和陈尔壁及其母亲……这些关于“寻找”的故事恰恰反映出作者对文学功能的思考——文学不会提供“答案”,需要读者亲自在作品中“寻找”。正如作家范小青所说:‘作家可以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编织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呈现给读者,读者会读出其中的真实和虚幻,或者既真实又虚幻,或者既不真实也不虚幻——这样的感悟,就是文学传递的新的观念。’”警察谭乐为正是在寻找陈尔壁的过程中发现女朋友已经死亡。与此同时,他还亲眼目睹陈尔壁全力以赴地救人……

原来死刑犯人性的复苏是通过第三者的眼光来发现的。小说之末是“犯人……陈尔璧……前来……报到……”。经历了这次大地震,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经历了空前的灵魂洗礼,原打算逃跑的陈尔壁主动向警察“自首”。如此写作,并非如鲁迅先生所憎恶的“大团圆”之结局,而是灵魂的复苏、人性的回归。

现在回过头来重申拙作开头有关笔者的怀疑,即“陈尔壁不至于被判死刑。”“(美国法学家)波斯纳认为文学中的法律描写一般是负面的,甚至是不准确的。在对‘法律惊险小说’《当事人》《律师事务所》等作品的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在作家的眼中,‘法律是一场闹剧,而律师是讼棍。间或有一缕阳光穿透浓雾’。”

这么说来,“陈尔壁不至于被判死刑”的观点就不需要深究了。

极致情境、人性实验和现实主义想象力

——读卢一萍《大震》

作者:陈培浩

汶川地震给中国人留下至今难以忘怀的心理创伤,也是新世纪中国标志性的重大灾难事件。文学叙事如何面对这场重大灾难,是一个仍在延续的提问。灾难发生之后,除了迅速涌现的抗震救灾英雄事迹报告外,还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叙事路径:其一是对亲历地震者独特经历的非虚构还原,这方面的代表是李西闽的《幸存者》;其二是对后地震时期主体精神困境和自我救赎的书写,如李玉导演的电影《观音山》;其三是将灾难记忆上升到灵魂维度,为民族创伤谱写安魂曲,也追问现代性视野下故乡的消逝和生命安居的困境等难题,这方面的代表是阿来出版于二〇一九年的《云中记》。在我看来,卢一萍的《大震》则属于另一种地震灾难的叙事路径,他将地震现场所产生的特殊情境推至极致,让人物在特殊而短暂的极致情境中释放人性复杂而丰富的纠葛和冲突,从而完成小说的人性实验和伦理追问功能。

一 中篇小说《大震》的故事不算复杂,作者卢一萍自述:

里面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原本要在五月十二日被执行死刑的陈尔璧、管教民警谭乐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惯偷杨耀东,三人都在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震中幸存了下来。谭乐为为防止陈尔璧逃跑,把他和杨耀东铐在了一起,而杨耀东也因此成了陈尔璧的人质,陈尔璧挟持他逃跑,谭乐为则要尽力追捕。三人的命运由此纠结在了一起。陈尔璧杀人前是有名的外科医生,这个逃跑的机会是他死里逃生的唯一途径,他一度甚至摆脱了杨耀东和谭乐为。但作为医生的他,面对灾难,面对那些受伤的人,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不断要去救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乃至灵魂得到了救赎。

《大震》是一篇以“特殊性”为前提的作品,但这种“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戏剧性”。汶川地震这样达到8.0级的地震已经够罕见,它所催生的种种生离死别、舍生忘死、绝望与坚韧的故事本身已经具有足够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的戏剧性。但这些故事内在所携带的精神叙事未必是作家所想提取的,因此,卢一萍在事件的特殊性(地震)之上,再加了一层环境的特殊性(监狱)。这两重特殊性的叠加就给小说带来了特别饱满的叙事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的背后投寄着作者怎样的思考。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事件,一旦用虚构的方式来讲述,反而难以让读者相信。这就是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卢一萍在《大震》创作谈中如是说。的确,《大震》为我们提供了谈论虚构与叙事的可能性的契机。小说天然享有虚构的权力,虚构使叙事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但我们有必要指出,虚构和想象具有不同的规定性,现实主义想象力和现代主义想象力就具有非常不同的方法和路径。

作为幻想型文学大师,卡尔维诺的想象力属于典型的现代主义想象力,一种更多依靠超现实主义手段的虚构方式。关于想象和虚构的必要性,卡尔维诺用他的写作经历做了绝佳的诠释。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现实性写作之后,“我就意识到,本来可以成为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跨越的鸿沟。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卡尔维诺还以古希腊神话中柏修斯砍杀美杜莎的神话故事为喻,现实世界就是那个能把直视其双眼者石化的美杜莎,文学如何驯服世界?卡尔维诺的回答是,文学不能沿用纪实性逻辑就好像砍杀美杜莎不能看她的眼睛一样。柏修斯以盾牌为镜照出并砍杀美杜莎,而文学家也必须找到自己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境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卡尔维诺以超现实的虚构和想象塑造出的“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皆令人印象深刻,他也成为举世公认的幻想型文学大师。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世界具有某种“沉重、惰性和难解”。假如作家仅对目力所及的局部世界进行直陈的话,必将陷入汤汤水水生活流的无物之阵;假如作家仅以写实的手段来面对世界,也很可能遭遇世界表象严丝合缝的拒斥。未被艺术重构的世界将以碎片性隐藏其自身的谜底。所以,想象和虚构才构成了写作的宝贵资源,是写作赖以凭借的翅膀,以穿越现实疆域的凝固性、碎片性。很多时候,现实、存在以至历史的内质是隐匿封存的,作家的个人体验以至纪实性的经验是有限而散落的,此时虚构和想象使作者获得了一种召唤缪斯的能力。不难发现,文学假如诉诸超现实主义,很容易获得一种容易识别的想象力。

很多人因此误以为现实主义是不需要想象力的,其实大谬不然。现实主义由于追求镜子式的观照效果,其想象力运作常常较为潜在而隐秘。然而却绝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或科幻想象类型的文学更少想象和虚构。现实主义自有其自身驰骋虚构和想象力的方式,只是这种想象不能超越现实逻辑,因此更显其难。显然,卢一萍的《大震》启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想象力,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一种要求既出人意表,又合乎情理的虚构。对于《大震》来说,其虚构最大的前提来自情景的特殊化。汶川大地震已然创造了极大的特殊情景,小说进一步聚焦于特殊事件中的特殊空间——监狱,这种特殊性的设置无疑极大地保证了小说的戏剧性张力。然而,巧妙地将小说架设在特殊情景之上并非现实主义想象力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很多时候,现实主义想象力的深水区考验的是细节的还原能力、情理的想象力和伦理的想象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受到“镜子说”的巨大影响,并因此产生了一些误解。镜子与现实是一种纯客观的成像关系,镜子式写作是对表象现实的完全再现,而现实主义与现实的关系则不然,且不说通过文学书写的中介转换之后纯客观是否可能,对表象现实的完全再现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追求。无论是恩格斯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强调,还是卢卡契对描写与叙述、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都意味着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并非对现实镜子式的静态成像,而意味着将视点、洞察、想象所构成的深度现实隐藏于一种“镜子般”的写实效果中。因此,现实主义要求一种藏起来的想象力。《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现实主义巨著其实到处充满不动声色的想象力。比如安娜和弗伦斯基在火车站的首次邂逅就将想象力隐于严丝合缝和伏笔千里之中。弗伦斯基初见安娜惊为天人,并发现了她脸上“一股压抑不住的生气”。小说透过弗伦斯基来看安娜,对安娜初见弗伦斯基的心理波动全不交代,但弗伦斯基回头看安娜时却发现安娜也在回头寻找着什么。和弗伦斯基母子告别之后,奥布浪斯基在马车上迫不及待地跟安娜倾诉起家庭的烦恼。前来帮哥哥当救火队员的安娜显然没有回过神来,答非所问地问奥布浪斯基跟弗伦斯基是否很熟。她依然沉浸在刚才偶遇的冲击波中。火车站邂逅弗伦斯基之际,安娜还偶遇了一个陌生人的跳轨自杀,安娜生命的悲剧性终结方式在此埋下伏笔。透过这些绵密繁复的细节,托尔斯泰绝不仅仅是铺陈情节,更在揭示心理、塑造人物、暗示命运。可见,现实主义的想象力表现于如何在镜子式再现效果中把尽可能多的艺术信息融合进去。

显然,《大震》也启用着这样一种克制的现实主义想象力,那些不动声色的细节和情境包含着卢一萍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观察和匠心独运的艺术运思及剪裁。小说第一节从谭乐为与女友金悦娴的一次相会写起。写其两情相悦时,叙事人跳出来发了这样一段议论:“要长久地爱一个人,迷恋对方身上的某种东西很重要——比如微笑中的明眸善睐,双唇相触的瞬间,眼波的一次闪烁。如果你所爱的人是一个星体,打动你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如同尘埃般微小的部分。”一般来说,在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叙事人的议论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叙事的聒噪,但是《大震》中这段叙事人声音却绝非可有可无。它所携带的那种更内在、更幽微的爱情观不仅说明作者本人对爱情内在景观的独到观察,更暗示着谭乐为是一个具有内在感受力的人,与他那张不无僵化的原则脸拉开距离、创作张力。一个内心如此柔软,又跟女友正处于热恋之中的狱警,在大震之后,他要克服内心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才能继续坚守那张原则脸,继续在已成废墟的岗位上坚持下去?所谓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就是在不动声色的铺垫中,寄藏着丰富的阐释空间。

《大震》的叙事技艺娴熟,叙事的种种铺垫、冲突、起伏等常规的叙事手段对卢一萍都不在话下,小说在梦境、潜意识的暗示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这些事实上都在考验着作家对于细节现实、情理现实的想象力。一般人只知道地震了,监狱坍塌了,原来稳固的秩序乱套了,但如何在此特殊情境中使不同身份者差异化的心理纤维毕现,并进一步将其提炼为叙事的冲突和动力,就考验着作家的情理想象力了。在这些方面,《大震》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对小说技艺稍有领悟者并有会心,不需赘言。

不妨这样说,现代主义想象力更像一位刻意给人制造惊讶体验的魔术师,它超现实或荒诞的叙述语法使它的“想象性”如此一目了然。可是,现实主义并非没有想象力,现实主义的想象力运作更像是转魔方,作者看似寻常之手使散落在不同侧面的经验板块循一定轨迹运动,六面集齐之时,便是作品诗性显现的时刻。转魔方并不是变魔术,它并无魔幻性。生活的日常面目是一个被打乱的魔方,现实主义倾向于以并不违反现实情理逻辑的方式创造完整性现身的瞬间。显然,《大震》正是深刻洞察了现实主义想象力“魔方性”的作品。

对于小说来说,高超的情境还原能力还属于技艺层面,它固然是小说叙事的基础和保证,但小说从叙事出发,能否抵达更高的精神追问,或者说小说内在是否隐含着立得起来的精神叙事,则关涉着小说的伦理想象力问题。人固然是一种生物性、社会性的存在,但对文学来说,人更是一种伦理性的存在。正是在伦理性的维度,人性遭遇到自身的局限、困境,也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契机。《大震》的伦理想象力就体现在它以特殊情境来进行人性考验,并追问一个具有完整性、高贵性的人是否可能的问题。

大震的发生,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面临着人性的考验。对于刚刚走上岗位的狱警谭乐为而言,监狱的围墙已毁,但监狱的岗位依然存在,他的冲突一方面在于:如何强抑内心对家人的牵挂(小说开篇便铺垫谭乐为和女友的心心相印,乃在为地震发生时谭乐为内心念亲的焦灼做铺垫),继续维持监狱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又在于,如何在地震的破坏性显露出来之后,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根据突发情况实际,给予死刑犯陈尔璧更多自由,以便将他的专业技能用于特殊时刻的救死扶伤。所以,这里需要平衡的既有人伦之情与岗位职责,也有纪律威严性与救亡人道性在特殊时刻下的冲突。谭乐为这个形象初始显得不无刻板,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陈尔璧暂离半小时去探寻母亲的要求。他解开陈尔璧手铐,又用脚锁将陈尔璧和杨耀东锁在一起,既方便陈尔璧救治伤员,又始终没有松懈对他的看管。他既花力气为陈尔璧寻找母亲,又费尽心思在陈尔璧逃脱后要将他捉拿归案。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沙威警长是一个只有刻板纪律性的律法化身,谭乐为坚守纪律的内里却有着人的血肉。

《大震》的真正主角当属沦为死刑犯的外科医生陈尔璧。陈尔璧撞见了妻子出轨,偷情者翻窗发生意外,最后账却算在了陈尔璧头上。这个设置显然是为了创造陈尔璧区别于一般死刑犯那种冷血无情的人设,却似乎需要更多的铺垫来获得说服力。我们且越过这一层,看看二○○八年五月十二日这一天,陈尔璧的内心面临着什么?本该如期到来的死刑被突如其来的大震延宕了,一番地动山摇之后,四周一片狼藉,伤亡无数。死神没有如约带走他,却带走了一些并未事先预约的人,且留下一批死亡车站的候车者。作为一个当天临刑的死囚犯,大震仿佛是大自然对他罪罚的一次豁免,为他的生命自由提供的一次机会。陈尔璧内心一定五味杂陈:临刑时间到了,他却没有被夺去生命。他该感谢大震延长了他的生命吗?可是却有那么多人被夺去生命,或正在一片废墟残砾中奄奄一息,在救援者和死神的对峙拉锯中等待,陈尔璧临刑前尚见不上一面的母亲可能也在其中。因此,即或他内心曾有过一丝偷生的庆幸,但只要一看到遍地伤员,一想到不知身在何处的母亲,这种感觉便不会维持太久。

陈尔璧所面对的冲突来自他突然获得了一种选择的自由,卢一萍正是希望在这样特殊的时刻去探测抉择之下的人性。在此之前,陈尔璧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接受安排好的行刑时刻,时间一到马上执行,无法推迟至他跟母亲见上一面之后。而现在,并没有一种绝对的约束力来锁定他,他获得了些许选择的自由,比如借此逃脱,反正他已经被判了死刑,即使再被抓回来,逃脱的所有时间,对他都是额外所得。这是基于求生原则的选择。他内心是否闪过这种逃脱求生的念头?作者没写,却未必没有。然而,促使他逃脱的却是其他动机——寻找母亲,确认母亲安危,在临刑前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意味着在他内心,并未企图借这场意外来逃脱自己的罪与罚。他向谭乐为提出的仅是暂离半小时。因此,陈尔璧心中,真正的冲突不来自求生与受死的挣扎,而来自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渴盼,这背后一定还有对母亲的愧疚,对母亲未来生活的揪心和担忧。

在这里,我们发现卢一萍巧妙地启用了一种“选择的测验”,因为人性在常态下很难看出差异,抉择之下是最能展示出人性的伦理景观。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就让冉阿让面临过更有难度的抉择。冉阿让来到蒙特伊城,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帮忙,他顺利换上了一身身份马甲,从囚犯冉阿让变成了马里兰市长。这种逆袭的奇迹人生可以制造让人惊叹的神话,却不能探视真正的人性,由此构筑起来的人性大厦也并不可信。雨果不会让冉阿让那么轻松地获得人生的救赎,太轻松的救赎就不足以代表真实的人生。所以,他让冉阿让面临着救助珂赛特和救助尚马秋的冲突。珂赛特是受苦受难的女工芳汀寄养在巴黎近郊一对夫妇处的女儿,冉阿让答应了临死的芳汀,要救助抚养珂赛特,完成这个任务,最好他是马里兰市长。可是此时他得知,有个偷了一个苹果的人,警方怀疑他是已有前科的盗窃犯冉阿让。此时穿马里兰市长马甲的冉阿让比任何人都知道那个人(尚马秋)不可能是冉阿让。因此,冉阿让肩负着让尚马秋脱罪的良心责任。要救尚马秋,他就必须脱下马里兰市长这个身份的马甲。因此,救珂赛特和救尚马秋这两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冲突的。雨果用冲突下的抉择考验着冉阿让的灵魂成色,假如冉阿让以马里兰市长的身份去救珂赛特那不算什么,只是一个大富翁的随手慈善罢了,雨果给了冉阿让的人生一身舒服的马甲,然后又拷问他是否有勇气卸下这层马甲,用自己的肉身和真身去承担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悲惨世界》何以能构建一种人性内在的辉煌性,很重要的前提就在于冉阿让内在成圣的选择是在个人与世界真实的冲突中做出的。

回到《大震》。卢一萍同样做出了抉择,在将笔墨指向大震制造的悲剧、绝望、牺牲与拯救的灾难场面还是将笔墨用于拷问一个人的内心的选择间,他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让陈尔璧去面临逃生与赴死的抉择,顺从管束还是抗争寻亲的抉择,寻亲与救人的抉择,正是在这三重抉择的考验中,陈尔璧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大震》完成了陈尔璧的灵魂成色报告,而卢一萍完成了他于坍塌废墟的大震场景之上关于人性辉煌性的重建。因此,我们看到卢一萍虽是写地震,但他并不愿停留在事件的具体性层面,借由虚构的自由,他最终追问的还是“人如何可能”这样的哲学伦理问题。因此,《大震》就不仅有精彩故事和老练叙述,更有站立起来的精神叙事,人如何在罪与罚、爱与妒、责任与伦理、亲情与良知的复杂纠缠中完成自身的救赎,使尊严的、光辉的人成为可能,这是《大震》的追问,它说到底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由故事和叙事而抵达精神叙事,这是很多当代小说未能完成的任务。

《大震》创作谈

我们都需要救赎

作者:卢一萍

《大震》原来的题目叫《死囚陈尔璧前来报到》,有人说,这有点标题党的感觉,我就改了。

写这个小说,是我第一次试图明确地去讲一个故事。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因为突然遭遇地震,导致看守所垮塌而有幸逃脱,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处境?他能否获得救赎,又如何获得救赎?这是我试图来回答的问题。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十分震撼地感受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蝼蚁般的弱小。我开始关注它。我看了大量有关地震方面的资料和图书。有汶川的,也有唐山大地震的,还有其他地方的。二○一八年是汶川地震发生十周年,十年过去了,我以为我可以面对那场灾难了,但每当我想起那些情景,我还是会忍不住两眼潮湿。那些块垒郁结于心,使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写点什么,郁结于心的东西就永难舒解。

我在资料中读到过在地震中监狱垮掉后,有犯人幸存的故事。我就在想,他们面临突然而至的、天赐的获得自由的机会,会做何选择?这涉及人性。所以,作为小说来说,无疑是想象发挥用处的时候,也是虚构最富有魅力的时候。

我决定写一篇这样的小说。挑战一下自己能否把这样一个小说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微妙的关系。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事件,一旦用虚构的方式来讲述,反而难以让读者相信。这就是小说写作有意思的地方。

《大震》里面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原本要在五月十二日被执行死刑的陈尔璧、管教民警谭乐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惯偷杨耀东,三人都在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震中幸存了下来。谭乐为为了防止陈尔璧逃跑,把他和杨耀东铐在了一起,而杨耀东也因此成了陈尔璧的人质,陈尔璧挟持他逃跑,谭乐为则要尽力追捕。三人的命运由此纠结在了一起。陈尔璧杀人前是有名的外科医生,这个逃跑的机会是他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他一度甚至摆脱了杨耀东和谭乐为。但作为医生的他,面对灾难、面对那些受伤的人,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不断要去救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乃至灵魂得到了救赎。

更主要的是,我认识到,我们都需要救赎。

这个小说要写出来,的确很难。尤其是陈尔璧这个人,他在最后有了逃亡的机会,但他没有选择那样做,而是回到了监狱,向谭乐为报到。他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要完成自我的救赎。这个经历要写得让人相信,尤为不易,我几乎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琢磨出了可能性。而完成它,只有靠真实可信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来自我对苦难的肤浅理解。

小说可能永远涉及意义。在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说,小说作者犹如身处大海。一个人游在大海上,只要看到还有灯在闪烁,就是安全的;如果没有,则觉得世界根本无从把握。

我写《大震》,就有身处大海、无从把握的感觉。

总之,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个重大事件中的人的境遇进行书写。我并不满意。但一个故事讲完了,我已无力再为它做什么,所有的,都只能交给读者了。

《大震》简介

作者简介

卢一萍,男,1972年生于四川南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白山》,小说集《父亲的荒原》《天堂湾》,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等。曾获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天山奖等奖项。现供职于《青年作家》杂志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内容简介

小说以地震为背景写的却是人性救赎的故事。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陈尔璧、管教民警谭乐为和即将刑满释放的惯偷杨耀东在突然降临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可是看守所在地震中垮塌了,三人的命运由此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面对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和漫天遍野的哀号,陈尔璧在逃脱与拯救的边缘不断地挣扎、徘徊,最终内心的人性光辉升腾起来,促使他不断地去救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乃至灵魂都得到了救赎。小说直击人内心的最软处,充满正能量和积极意义,闪烁着人性主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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