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

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作为记录齐白石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一直得到极大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对齐白石在这四年期间部分经历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2010年,北京画院将所藏齐白石手稿公开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比较完整的日记手稿。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点滴的私人笔记,齐白石日记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1)

齐白石

1919——1922年是齐白石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由于家乡连年兵乱、土匪横行,齐白石非常无奈地认识到“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1919年阴历三月初,他生平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是要“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这四年间,齐白石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娶了胡宝珠为副室,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良迟;他结识了梅兰芳、胡南湖等众多京城文化名流与政界达人,并得到他们的热情赏识与鼎力支持;他的画作赴日本参加展览大获成功,由此声誉日隆,“海国都知老画家”。

一方面,短短四年里,齐白石竟然在北京搬了九次家,还有数次带着行李辗转求租而不得入住的尴尬经历;而他在北京、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往返奔波,更是多达十三次。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来形容他这期间的生活状态毫不为过。另一方面,他毅然践行“衰年变法”并开始见到明显成效,为后来一跃成为世界艺术巨匠奠定了坚实基础。齐白石在这四年里的人生大事“密度”之大,超过他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时段。

由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作为记录齐白石生平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权威性一直得到极大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石老人自述》对齐白石在这四年期间部分经历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白石老人自述》目前有多个版本。其中,国内较早出版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10月版,名为《白石老人自传》。在此之前,香港上海书局曾于1961年9月推出《齐白石诗文篆刻集》,其中载有《白石老人自述》一文。香港版虽然面世较早,但内容有大量删节,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基本上接近原文(略有删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此书,皆定名为《白石老人自述》,且均以1961年香港版为底本,除删减部分外,所保留的内容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大体上没有出入。近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为底本,重新推出此书,且将后者所删文字补全,并将书名定为《白石老人自述》,这是目前所见最为接近原稿的本子。

有关齐白石的传记,目前出版的也有多种,相关研究文章则难以计数。这些传记和研究文章在涉及齐白石身世、经历的叙述上,大抵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白石老人自传》或各种版本的《白石老人自述》为主要依据(为行文便利,本文以下统一简称《自述》)。

2010年,北京画院将所藏齐白石手稿公开出版,其中恰好就包括了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比较完整的日记手稿。由于《自述》是从1933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口述、笔录的,整个过程跨越十多年,许多内容甚至记录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方面,齐白石年事已高,记忆难免失真;另一方面,《自述》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公开出版而撰写的,考虑到人情世故、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口述时难免有所取舍,甚至“曲笔”。与之相比,作为逐日记录生活点滴的私人笔记,齐白石日记手稿在可信度方面高于《自述》,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一、齐白石1919—1922年在京居所

《自述》对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在北京多次迁居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地址,齐白石确实住过,但也有个别实际上并没有住过;至于齐白石入住这些地点的先后时间顺序,则被彻底打乱了。

先将《自述》里的相关内容引述如下。由于《自述》是以齐白石向张次溪口述的形式进行的,文中偶尔会出现齐白石与张次溪对话的口吻,以及张次溪的按语。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这是我在北京正式租房的第一次。……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灯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戏题一诗:

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

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灯庵。

刚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当时作了一首诗:

石灯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

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

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灯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从早到晚,鸡啼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战事停止后,我们全家,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昼夜不断,比石灯庵更加嘈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迤南三道栅栏六号……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

先看1919年的部分。经笔者考证,1919年秋,齐白石并未“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查对齐白石《己未日记》手稿,证实齐白石从1919年阴历三月四日到京后,直到阴历九月十三日起程返回湖南,其间一直住在法源寺,从未提及搬迁,也无租赁住房之事。关于这一年齐白石在京住所,《己未日记》有多处明确记载。

(三月)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

题公园图记:……己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时槐花正开。

(七月廿二日至闰七月初二期间记)……昔赵无闷尝居京华,喜刻印。……己未七月十有七日,湘潭齐璜时寄萍法源寺。

关于齐白石在《己未日记》里记录日期用的是阴历还是阳历,这里简单补充几句。齐白石在《己未日记》里多处记录了他将现洋交与杨度(日记中多称作“虎公”)存款生息的情况,每次交银,杨度打收条(日记中称“批折”),收条上注明日期。比如:

(七月)廿二日得家书,借山平安,甚喜。……是夜之虎公处,又交去现洋壹百元。伊批折云:八月十七收濒生交来洋壹百元。

(闰七月)补前十七日,交洋一百元与虎公。伊批云:九月十一日收濒生交来洋一百元。

八月初五……交虎(公)洋一百,批云:九(月)廿二收濒生交来洋一百元。

查万年历,1919年阴历七月廿二日正是阳历8月17日,由此可知,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记录日期用的是阴历,而杨度在存款收条上使用的是阳历。后两则记录中,阴历闰七月十七日应是阳历9月10日,阴历八月初五应是阳历9月28日,齐白石所记均小有出入,应该是笔误所致。本文所叙及日期,如非特别说明,均为阴历。

由前述引文可知,截至1919年阴历七月十七日,齐白石一直住在法源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七月十七日之后,齐白石有没有可能另外租房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齐白石对于搬家之事非常在意,查阅他的《庚申日记并杂作》可以发现,甚至连暂时住一两天的地方,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记录,而《己未日记》中却完全没有七月十七日之后租房的任何记录。

其次,齐白石对于银钱往来一向都非常在意,在日记和各种杂记中记载十分详细。《己未日记》中除上述法源寺佃房费用外,尚有大量关于银钱往来的记录,有的仅涉及两块银圆,也记录无遗,但却没有一条涉及“龙泉寺租房”费用支出的。

如果真有“托人在右安门内,陶然亭附近,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之事,因其必然涉及银钱,齐白石不可能不在日记中记下此事。

更为重要的是,自八月中旬起,齐白石就在筹划回湘潭的事,而直到齐白石离京返湘的九月十三日当日,齐白石到了火车站以后,胡宝珠才由胡南湖送到齐白石身边(后文将要述及),与其一起乘火车去湖南老家。那么,在离京之前的这段时间,独居,且素来非常节俭的齐白石有什么必要另租新居呢?

笔者根据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情况如下:

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2)

由此可知,齐白石1920年先后住了五个地方,其中涉及庙产的只有一处,即当年七月初九日迁入的顺治门内象坊桥观音寺。可见,《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所写的由龙泉寺迁石灯庵之事,并不存在。龙泉寺从来就没住过,入住石灯庵不是在1920年,而是在1921年阴历十月廿七日以后。不是从石灯庵搬到观音寺,而是从观音寺搬到西四牌大院胡同二道栅栏,再搬到石灯庵。在观音寺住的时间不是“不到一个月”,而是有一年零三个多月。住到观音寺这个新址,也不是胡宝珠托人找的,因为此时胡宝珠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南湘潭(后文将要述及)。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写道:“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住。”给人一种印象:齐白石1920年再次来京后,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仍保留着,只是因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才搬迁的。实际上,齐白石1920年年初来京时根本没有地方可住,他当时下了火车就随身带着行李,辗转求租住处,连续奔波八九天都没有一个安稳落脚的地方,简直是其苦万状,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二月)廿二辰刻到京。至法源寺无房可居,即移南湖春雪楼,亦无处置榻两宿。再迁米市胡同四十四号门牌。余先不知此处属公事所,即将迁出。

廿三日,之法源寺相调房间未得。

廿四日,偕马吉皆去象坊桥观音寺佃房间,未妥。午后将行李暂移米市胡同。

廿五日,会朋友及问佃房间事及儿辈入学堂事。

……

三月初一日,余迁于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五爷家居焉。此处余可过暑月,初来似清静。熙宝臣欲聘余往,郭五代为暂谢,约以少迟可矣。

如果齐白石此前租过所谓“龙泉寺的住房”,且此时仍可居住,那么齐白石大可以从容不迫地搬迁,而不至于这般狼狈。

《自述》在1920年条目下提到齐白石写的与石灯庵有关的两首诗,实际上都不是写于这一年,而是写于1922年闰五月廿七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齐白石写道:

又得石灯庵题壁诗二首:

心出家时痴且顽,燕脂铺地作蒲团。

即空即色终身误,一笑天花著阿难。

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

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灯庵。

值得注意的是,齐白石在这里写到“法源寺徙龙泉寺”,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龙泉寺住过,前文已述。这里的“龙泉寺”应是“观音寺”之误。

齐白石在法源寺之后住过的第二个庙宇是观音寺,而不是所谓龙泉寺,不仅有他关于迁居的日记为证,还有他的诗作为证,这首诗作于1920年阴历八月十六日:

答心佛先生赠葡萄干(二首之二)

木偶泥人学老翁,法源寺里感君逢。

此翁合是枯僧未,又听观音寺里钟。

至于齐白石在《自述》1920年条目下提到的另一首涉及石灯庵的诗—“石灯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将石灯庵与帅府园并提,给人一种暗示:他去帅府园避难之前确实是住石灯庵的。实际上,此诗最早记录在齐白石1920年阴历六月十八日的日记中(确实是在避难帅府园期间),但原文与石灯庵没有任何关系:

十八日,题画竹

紫荆山下竹米熟,(己未余避兵,尝食竹米饭。其米坚固,炊成饭,必须细嚼。)帅府园间竹叶香。(庚申,余父子祖孙三人避兵友人郭憨广家,帅府园为外人保卫界也)。我感此君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

不难看出,《自述》中1920年条目下的“石灯庵里胆惶惶”一诗,是从日记里的“紫荆山下竹米熟”一诗移花接木而来的。目前,各种齐白石传记、研究文章多以《自述》为依据,甚或运用文学化的笔法,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客观上对人们正确认识这段史实造成误导,亟待加以纠正。这里举一篇出自学术刊物,相对而言还算比较严谨的文章为例:

民国八年(1919),齐白石第三次进京……再次寄居法源寺后不久,齐白石在北京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为了安顿这个新家,首先是要觅得一所与副室胡宝珠举办婚事的新房。……但没想到胡宝珠在城南找到的新住处位于龙泉寺附近,仍没能离开寺院。九月,新婚夫妇还乡。翌年春回北京时,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增加了三子良琨和长孙秉灵(移孙)……为此,齐白石将家搬到了宣武门内的石灯庵。

这里提到了齐白石于1919年在北京与胡宝珠“举办婚事”,在龙泉寺租房居住,以及于次年即1920年年初搬到石灯庵居住。这些叙述都是以《自述》为依据,而实际上这三件事均不符合史实。

后世研究者以《自述》为依据撰文,被误导而致失实,尚可理解。最令人不解的是,张次溪与齐白石有过长达数十年的密切交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竟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他在《回忆白石老人》一文的开篇写道:

我认识白石老人,是在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的四月,那时我才十二岁,老人已是五十八岁了。我是随同先父篁溪公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他的。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对先父说:“世兄相貌很聪明,念书一定是很不错的。”他还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

张次溪说他于1920年阴历四月“到宣武门内石灯庵”去拜访齐白石,并强调说“老人刚从湖南湘潭原籍回到北京,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据表1“齐白石1919—1922年在北京居所”可知,齐白石1920年阴历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廿八日期间住在“前青厂顺德馆夹道二号郭葆荪家”。前文已经说过,齐白石1919年秋根本没有在龙泉寺租过房,所以当然也就不存在1920年四月“从城南龙泉寺搬到城内”这回事了。

张次溪作为当事人,为什么也会在回忆中出现如此错误?笔者认为,张次溪第一次与齐白石见面时年仅十二岁,尚处于少年懵懂年纪,他对于齐白石“摸了摸我的头顶”“从柜里取出几样点心给我吃”这类比较感性的事,记忆相对比较深刻,而对于齐白石的住址与过往经历,则难以有清晰认知。他在回忆文章里所写的这方面情况,更多是依据后来的了解而补录的。齐白石向他口述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记得你我相识,是我住在石灯庵的时候。”随后张次溪还加了一句按语:“次溪按:那年初夏,我随先君同到石灯庵去的,时年十二岁。”张次溪对于齐白石住址的“回忆”,完全是以齐白石自己的口述为依据,这是非常明显的。

二、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行程

《自述》多次提到陈春君1919—1922年期间往返京湘的行程,可惜均不属实。先将《自述》涉及这部分的文字摘录如下: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不久,春君来京……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挂念家园,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岁。……九月二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岁。……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

由于《自述》关于齐白石1919—1922年间相关经历的失实表述,多年来出版的各种齐白石传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从而对广大读者不断强化误导。比如有一本齐白石传记中这样写道:

1919年春天,57岁的齐白石孤身一人来到北京……转眼快到中秋节了,妻子春君来到北京,她带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给齐白石聘的副室胡宝珠。……齐白石特意在陶然亭附近龙泉寺租了几间房,迎接新人的到来。……1919年冬天,齐白石陪妻子陈春君回了湖南老家。

这里涉及1919年秋天的四件事:陈春君从湖南来到北京,她带来了胡宝珠,齐白石特意在龙泉寺附近租房,齐白石陪陈春君回湖南,都不符合史实。其中三件事是以《自述》为依据,而“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则属作者臆造。

关于齐白石住处问题,已见前述。这里主要讨论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间往返京湘行程问题,以论证齐白石妻子陈春君1919年秋天并没有到过北京、1921年阴历九月也并没有同齐白石一起赴京这两件史实。随之,《自述》所写的陈春君1919年冬间、1922年春末返回湖南之事,自然也就并不存在了。

笔者根据齐白石日记手稿,整理出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间往返北京与湖南湘潭茹家冲老家之间的行程情况。

齐白石及亲人1919—1922年往返京湘情况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3)

由此可见,齐白石大部分时候是独自旅行的。这与他在《自述》里的“我是出门惯的,向来不觉旅行之苦,此次带了儿孙,不免有些累赘了”的表述倒也十分吻合。

齐白石在日记中除了详细记录他自己的行程,对于家人往返京湘的行程也无一遗漏。比如其长子子贞于1921年阴历二月廿七日独自由北京返回湖南,齐白石甚至在日记中用大段篇幅记录了他和子如、移孙去车站为子贞送行时,“车行,吾泪潸潸,贞儿泪亦如雨。余望车不见方归”等情形。

首先,1919年阴历九月十三日齐白石自京返湘,同行的不是陈春君,而是胡宝珠,有齐白石当天的日记为证(后文将述及)。如果陈春君确实于1919年秋到过北京,则齐白石是不可能将她独自留下的。既然齐白石已于1919年阴历九月由北京返回湖南(次年二月才再赴京),则所谓“(1919年)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挂念家园,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之事,也就随之消解了。

其次,1921年阴历九月接到良琨电报后,齐白石是独自上路赶赴北京,而不是与春君同行。这次行程十分惊险,《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中有十分详细的记录:

(九月)廿六,天未明,强食饭少许,起程。至长林铺遇兵,再前四里,祝家亭子遇一暴兵,掳去轿夫一人。余吞声草莽之中约半日。此半日肝肠欲断,时卧地上,时起坐松柴中……至日夕,始另得一人。轿到茶园铺客栈,又大兵至。余又窃窜出街,绕道宿于皋山……

廿七日,天未明,绕道由包爷殿经过至易俗河。独小火轮今日二次,来得甚迟,为兵过湘潭大码头拦截河路故也。立候数时之久,……不得已又宿于湘潭……

廿八日,鸡二唱即出邑城。上早班小火轮到长沙……

廿九日,天未明,昌和船开行……

卅日,平明到汉口。……是日十一点钟,上京汉火车。

十月初二日辰刻到京,呼如儿开门。移孙见祖父至,忙起坐床上……

首先,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旅途六天的经历,却从头至尾没有提到陈春君。前文已说过,齐白石对于家人出行(不管是否与他同行)必有详细记录,如果陈春君此次确实同行,齐白石不可能在日记中对她只字不提。其次,对于当时湘潭一带乱兵横行、治安极差的情形,齐白石不可能毫无耳闻。齐白石自己是惯于旅行的,独自一人更有利于应对不测。如果他带上陈春君一起出行,两个六旬老人在路上的风险显然要远远大于一个人。再者,十月初二日到京后,只言“移孙见祖父至”,而不说“移孙见祖父母至”,亦可见陈春君并未同行。既然陈春君1921年阴历九月并未赴京,则她不可能于1922年春末随齐白石一起回湖南。

实际上,陈春君在这四年期间的唯一一次北京之行是在1922年阴历六月,随同齐白石,同行的还有胡宝珠和她那刚刚半岁的第一个孩子良迟。为了把“眷属”接来北京居住,齐白石于当年六月初二日特意租下了“西四牌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十号程姓房屋”。陈春君这次来京就是住在这里。她在京只待了两个月。当年八月,因为挂念长孙秉灵的病情,齐白石带着她一起回了湘潭,八月廿二日启程,廿六日到达。这次,胡宝珠和良迟没有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

三、胡宝珠由“婢”成为“姬”

目前市面上有些齐白石传记有关胡宝珠的部分表述严重失实,但是与《自述》无关,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林浩基在《彩色的生命•艺术大师齐白石传》中写道:“一天下午,陈春君带着一位年轻女子赶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宝珠……”又如周迅在《齐白石全传》中写道:“不久,陈春君专程来到北京……经过反复挑选,陈春君给齐白石聘到侧室胡宝珠。”

其实,《自述》里的原话是:“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自述》说陈春君1919年去北京,固然失实,但是《自述》从来没有说过胡宝珠是由陈春君“反复挑选”出来的,更没有说过“陈春君把胡宝珠带到北京”这类话。这些“传记”脱离《自述》的叙事框架而凭空臆造,其责任与《自述》无关。

已有研究者考证发现,胡宝珠其实就是胡南湖赠给齐白石的“婢”。关于齐白石与胡南湖的相识,以及胡南湖“赠婢”之举,齐白石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

(1919年七月)初七日:胡南湖,最慕余,一见如故,请余游城南游艺园……

(七月)廿二日: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裁下破烂六小条,灯下一挥成六屏。令厂肆清秘阁主人代为裱褙,裱成为南湖见之,喜。清秘主人不问余,代余售之。余以为不值一钱,南湖以为一幅百金,时流何人能画。余感南湖知画,补记之。

(闰七月)十八: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诗云:菟丝情短此情长,万事何如为口忙。采撷不思红豆子,加餐尝坐紫丁香(原注:南湖有紫丁香馆)。良朋如此皆为累,爱我虽衰未减狂。蟋蟀声中归万里(原注:一作十月家山满篱架),老馋亲口教厨娘。

为什么胡南湖要主动跟齐白石提出“赠婢”话题?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齐白石对于父母年迈、照顾乏人之事一直萦怀,而且很可能向刚结识不久的胡南湖主动提到过。《己未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录,可以作为证据:

(闰七月)十六日,夜作第十一号家书,明日即发。言请人侍奉父母及子如叔侄明年来京读书,今冬延师事。

这条记录写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提出“报公以婢”之前,据此可得出以下结论:正是在齐白石想要找个婢女在湘潭老家侍奉年迈父母的关口,胡南湖得知此事,遂提出将一个婢女送到齐家,以满足齐白石照料父母之心愿。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已明确提出“赠婢”之后,过了将近两个月,直到九月十三日,在齐白石即将乘火车返回湖南老家时,胡南湖才将胡宝珠送到齐白石身边,而且是直接送到火车站:

(九月)十三日:八钟买车南返。至车站,胡南湖送宝珠来,姚石青、马吉皆亦来为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己未日记》手稿本页本条上方的天头位置,齐白石用浓墨竖写了一行字:“宝珠来时。”此四字不仅墨色与正文有异,且字体也很不一样,明显是后来补笔。齐白石有在日记页的天头位置写提示性摘要、做标注的习惯。本页天头,除“宝珠来时”四字外,从右往左,还有“书”“确己未年”“药”“诗”等文字、符号。“宝珠来时”四字竖着挤在“药”与“诗”两字之间的狭小空隙里,“来时”二字甚至写到了下面正文的行间,充分证明这四个字是后来补写的。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4)

齐白石 己未日记 1919年 北京画院藏

合理推测,这四个字应该是在胡宝珠的身份发生变化(由“婢”而变为“副室”)之后,齐白石忆及胡宝珠最初进入齐家的情形,特意加以标注的。这个标注反过来也说明,1919年阴历九月十三日之前,齐白石并没有与胡宝珠在北京同居,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为成家而特地租房之事。

从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确提出“赠婢”,到九月十三日胡南湖将胡宝珠送到火车站交给齐白石,中间有近两个月时间。其间有四则日记值得注意:

(八月)十五日去天津,宿李直绳家。

十六日还京,闻湖南南北又战于朱(株)州(洲)。湖南再战,民何以堪?

十八日,与楚俊生邮片书,问湖南此时可归否。

廿三日,朱悟园(名羲胄)来,赠送《齐白石山人南归序》:“……白石行且舍我南归……”

很明显,齐白石自八月十八日起就开始筹划回湘潭之行,至八月廿三日,行程已大致确定下来,故而才有朱悟园赠送《齐白石山人南归序》,为齐白石饯行之事。由此也可以推定:齐白石此次“南归”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胡宝珠送回湘潭以照料父母,而不是省亲(省亲只是顺带)——理由很明白,如果仅仅是齐白石本人要回乡省亲,那么他完全可以从容等待时局更为平静之后再动身,而不必在“湖南再战”的节骨眼儿上冒着风险急急忙忙赶回。

从闰七月十八日胡南湖明确提出“赠婢”,到齐白石八月十八日左右开始筹划回湘潭,正好有一个月时间。在胡南湖已经答应“赠婢”之后,齐白石为什么没有立即将胡宝珠送到湖南,而是有这一个月耽搁呢?合理推测,一方面,胡南湖需要确定“婢”的人选,并做好相关安排;另一方面,齐白石也要将此事与湖南湘潭家里进行沟通,当时只能通过书信往来。这都需要时间,尤其在当时“湖南南北又战于株洲”的战乱背景下,邮路难保通畅。这样大致到八月中旬,相关事项均安排妥当,齐白石便开始落实既定计划—将“婢”送回湘潭。

前文通过对齐白石1919—1922年期间在京居所以及往返京湘行程的考证,已经证明,所谓“1919年秋,齐白石与胡宝珠在北京成家”并不属实。事实上,齐白石不但没有在北京与胡宝珠“成家”,而且在齐白石将胡宝珠带回湖南老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胡宝珠的身份仍然是“婢”,即女佣。

齐白石有一通1930年致姚石倩的书信,证明胡宝珠到齐家以后,先是为“婢”,后才成为“姬”(即侧室、姨太太):

友人赠来之婢,今已为姬,生有男女五人矣。赠婢之友人不通音问,未知平安否?殊念念。

“赠来之婢,今已为姬”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确:胡宝珠到齐家时,并不是以“姬”的身份“嫁”进齐家,而是到齐家来作“婢”即女佣的。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5)

齐白石致姚石倩书信 1930年 北京画院藏

胡宝珠由“婢”而“姬”,有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笔者考证发现,这个身份转换的完成时间大致在1920年阴历九月到1921年正月之间。齐白石手稿《庚申日记并杂作》里有大量线索可以佐证这一点。

(1920年)三月初四日,发家书第二号。(与内人及子贞及宝珠……)

(四月)十三日,得子贞书……复子一函(四号),并宝珠一笺。

齐白石于庚申年(1920)的二月廿二日到京,十一天后,第二次写家书,就有专门写给胡宝珠的话,后来更是单纸另写。这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胡宝珠毫无疑问是在湘潭齐白石老家,而不是在北京;其二,胡宝珠在齐白石心目中的角色已发生微妙变化。因为如果仅仅是交代胡宝珠如何侍奉好年迈的齐白石父母,完全可以由陈春君或者长子子贞代劳,没有单独给胡宝珠写信的必要。

齐白石刚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给家里的婢女接连写信,已属不同寻常。《庚申日记并杂作》中还有一些涉及胡南湖的记录,值得引起格外关注:

(1920年九月)初九日……又与胡南湖书,寄上海山海关路森益里。晚间又与邮片。十七日……夜深有打门者,南湖快信到。

十九(日),答南湖书,并寄画大小四帧。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6)

齐白石 庚申日记并杂作 1920年 北京画院藏

胡南湖非常喜欢齐白石的画,前文所引《己未日记》相关记载已经证实。为了齐白石的一幅藤豆画,胡南湖可以“报之以婢”,那么齐白石“寄画大小四帧”,胡南湖又将何以为报呢?或者说,齐白石这是为了感谢胡南湖为自己做的什么呢?也许紧接着的另外两则日记可以提供一些思路。

(1920年九月)廿日,得子贞家书,言宝珠事。

廿一日,发家书,言宝珠事。

接连两封来信、去函,不说别事,专门“言宝珠事”,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言宝珠何事?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大概率是与胡宝珠身份转换有关。将其跟此前齐白石与胡南湖之间的“快信”联系,以及“寄画大小四帧”的不寻常举动联系起来看,大体可以做如下合理推测:经过1920年以来齐白石与胡宝珠之间多次通信联系之后,到这年九月,胡宝珠由“婢”而“姬”的身份转换之事正式提上日程,齐白石一方面向胡宝珠的旧主人胡南湖征求意见(从通信地址来看,胡南湖此时已离开北京,人在上海),另一方面,湘潭老家这边的意见也需要统一。显然,对胡南湖来说,婢已归人,人家要怎么改变其身份,他并没有阻拦的权利,于是顺水推舟;而湘潭这边,陈春君等人也最终做出了妥协让步。

有鉴于此,齐白石不由得心情大好。正巧好友夏午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齐白石遂欣然上路,并直接由保定回湘潭。

十月初一日,夏君使人来接余去保定游玩。

廿五,午刻由保定搭京汉车。

(十一月)……初五日到家。

正是在这次齐白石回乡省亲期间,胡宝珠怀上了齐白石的孩子,这就是后来生下来的齐良迟,齐白石第四个儿子。齐白石在日记手稿中留下了相关信息。

(1921年五月)廿六日……得家书,知父母平安。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凭春姊所报,可喜可愁。

白石老人还活着吗(白石老人自述涉1919)(7)

齐白石 白石杂作 1921年 北京画院藏

“宝珠将欲真累我耶”,即胡宝珠已有身孕的消息。齐白石关于“儿孙之累”有多处叙及。比如《自述》里提道:“我是出门惯的,向来不觉旅行之苦,此次带了儿孙,不免有些累赘了”,又如《白石杂作(辛酉并壬戌)》所记:“(1921年)六月初一日,由宣武门邮务局寄银一十五元与梅儿……老翁往返觉难,儿女之累人,翁将逝不可已也”,都是一样的意思。

由于有了宝珠这个副室在家乡,1921年齐白石往返京湘的频率大为增加。他于这年正月廿一日离乡赴京后,又于当年九月初九日再次返湘;仅住了十几天,九月廿五日得良琨电报,长孙秉灵病重,他即于次日启程返京,路上遭遇乱兵,十分惊险。十月初二日到京。这次在北京待了仅一个多月,齐白石又回了一趟湘潭,原因是胡宝珠产子,且产后身体状况欠佳。

(1921年)十一月初一日得贞儿书……宝珠得子,老年人有孙长过于我又生雏儿,将来累及贞、如二儿也,可喜可虑。即名曰良迟,字曰翁子,号曰子长。

十七日……又得家书,宝珠之病危急。余且愁且收拾行箧。

这里记录的良迟出生时间是在“十一月初一日”之前,而《自述》则说“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良迟的出生时间应以齐白石日记中所记为准。因胡宝珠只能是在齐白石正月廿一日(阳历1921年2月28日)离家之前有孕,如果“腊月二十日(阳历1922年1月17日)”才生子,则孕期达320天以上,显然违背常识。齐白石后来与胡宝珠育有五名子女。以齐白石旺盛的生命力来说,如果胡宝珠1919年秋天就已“嫁入齐家”,她不会迟至1921年年初才怀上孩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胡宝珠进入齐家之后,一开始只是“婢”,一年后才成为“姬”。

1921年阴历十一月这一次返乡,齐白石一直住到了1922年阴历五月十三日才又回到北京的住处,而且仍然是独自旅行。胡宝珠自从1919年阴历九月由齐白石带到湖南湘潭老家后,截至1922年阴历五月也没有离开过。

(文章选自《齐白石研究(第十辑)》,转刊自北京画院公众号,原文有注释,此处并未予以收录。 作者系新华社《中国证券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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