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受害者（日本细菌战资源库开放）

不久前，国家图书馆发布“日本细菌战资源库”，揭露相关史料1万余页，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使用。“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没有人有资格替受害者原谅！”……话题迅速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排行榜，引发公众强烈反响，超过12万人为话题点赞。

罪行，即使逃脱国际法制裁，却回避不了历史的凝视。

详实的史料背后，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长达近10年的努力。“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这是他们恪守的责任。

“对于无名的受害者，纵使正义迟迟未到，至少应该做到‘不忘记’。作为他们的同胞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捍卫历史事实结论不被篡改。”国图民保办一位工作人员说。

隐藏的罪恶

“JIG CHARLIE SUGAR”——蹦跳的糖查理，“BAKER WILLIAM”——面包师威廉，“UNCLE SUGAR”——糖叔叔……

一份1947年5月，日本远东司令部致美国战争部总情报部的电文，看上去莫名其妙、语焉不详。而在“词不达意”的背后，却隐藏着“暗通款曲”的交易和不可告人的罪行。

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申子超费了很长时间，才破译了层层谜团，最终将它读懂。

虽然现在看来，这些密语只是简单替换了首字母相同单词的词组，但在最初拿到这份满眼“暗号”的文件时，申子超一头雾水。

就像谍战电影中，许多密码的解读，都要依靠一份解密的“母本”一样，经过摸索，申子超也找到了解读暗语的凭证。线索就在这份文件的电文编码上。经过对1万多页往来电文的整理，他找到了一份与这份文件编号相同的电文。

经过翻译和比对，这些暗号身上的“秘符”迎刃而解。“BAKER WILLIAM”——Biological Warfare，细菌战；“JIG CHARLIE SUGAR”——Joint Chiefs of Staff，参谋长联席会议；“UNCLE SUGAR”——the United States ，美国……

解密暗语的同时，文件的内容也被解读，一个惊天的阴谋浮现在字里行间。

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雷亮解读，这份电文涉及的日本战犯，包括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生产部长川岛清和部队成员柄泽十三夫等。电文中提到，苏联方面的证人川岛和柄泽确认日本进行了细菌战人体试验，对此，石井已默认。日本至少对中国军队实施了三次所谓的“实战测试”，并于战败前夕在哈尔滨平房销毁了400公斤曾计划用于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炭疽菌。

此外，电文还指出，石井四郎的供词暗示了他有上级，据美国情报人员推测，其上级可能是当时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包括1939年至1944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梅津美治郎、1934年至1936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南次郎、1932年至1934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以及1937年至1938年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

电文中，石井要求取得战争罪豁免，这是让他提供更多日本细菌战试验细节的条件。

“美国将把他们提供的信息保留在情报部门，不会用作战争罪的指控证据，以此取代战争罪的豁免。”这是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中，认为可以告诉石井等人的结论。

这封电报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日本对华发动细菌战的行为并非某个人或某个部队‘一意孤行’的产物，而是背后有国家层级的军政要员指挥，日本政府完全知晓，美国政府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国家行为。”雷亮指出。

而本次资料库公开的另一封华盛顿高层与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的往来电文，则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

其中，美国国务院代表罗伯特·费尔里提到：“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细菌战数据……必须记住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更关心的是防止某些其他国家得到我们自己正在索取的那些石井的资料……我相信这是一个正义须向更大利益让步的时代……在我看来，花这么大力气只是为了把两三名日本人送上法庭，而代价却可能是将极有价值的细菌战资料暴露给了苏联或其他国家……我高度怀疑是否应该这么做。”

闭环的证据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四日晨五时许，敌机一架于雾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掷下谷麦、絮纸、毡棉及其他不明颗粒状物多种……敌机抛掷谷麦等物后，在当时无任何不幸事件，迨第一可疑病例于十一月十一日出现，此例为十一岁之幼女……”

国家图书馆珍藏着这样一份手稿，它以毛笔小楷，工工整整誊写在泛黄的红格稿纸上。

这是细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贵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手稿。万言报告，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雷亮介绍，代表国际检察局的美国检察官萨顿赴华收集到大量有关日本在华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材料，并向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递交了一份长达37页的《中国之行报告》，汇报他在华调查日本战争罪行证据所得，并随报告附上了金宝善、伯力士、陈文贵、巴牧师夫妇等人提供的证词证据。

在报告中萨顿明确指出：“在日本侵华罪行部分最值得调查的罪行如下：……违反国际法在战场上使用毒气；通过散播布满鼠疫菌的各种材料实施细菌战。”他认为湖南常德案例证据最为完整。

而本次细菌战资料库公布的一万页档案中，就包含着一份1942年12月3日，美国对欧洲的播报文本，题为《中国湖南常德爆发鼠疫》。文件内容显示，“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记录，中国疫情防治部门的负责人完成了在常德地区的调查并返回长沙，有充足理由相信常德地区爆发的鼠疫是敌人（日军）采取的行动。鼠疫首次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1月11日。此前一周日军空袭的飞机刚在该地区投下了炸弹，而病菌的潜伏期也是一周的时间。所以，可以认定日军在实施细菌战。”

然而，美国却以“鉴于已知现状，谨建议不尝试证实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将这些材料束之高阁，但不曾泯灭的证据岂容无视。

雷亮介绍，此后，致力于研究日本侵华罪行的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曾于1993年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日军侵华战时日志《井本日志》，其中就包括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在湖南常德投放鼠疫跳蚤的记载。

“中美日三方证据形成闭环，罪行昭昭不容辩驳。”

公开的“密档”

一万多页的档案，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各国的收藏机构。国图的工作人员远渡重洋将它们复制回国，以资源库的形式分享给普通公众。

“敲门”、吃闭门羹、想办法再“敲门”，是曲折的征集过程中的“常态”。雷亮回忆，曾有一次赴国外收藏机构征集资料的经历让她印象深刻。

仔细阅读了该收藏机构的借阅指南后，团队向这家机构提出了邮件申请，得到的回复是同意前往查阅，对查阅要求没有做任何说明。然而到场后，机构的工作人员才对拍照相机、复印纸张和存档光盘都提出了严格要求。突发情况造成的窘境时有发生，而团队的工作人员只能当机立断、临场应变，解决困难、完成任务。

“刚开始真的特别难”，雷亮坦言，任务的初始阶段进展十分缓慢，能取得如今的成果，离不开团队成员的摸索，也离不开全馆对项目的支持。“馆里的很多同事听说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有了出访机会，都会主动询问我们，当地有没有需要查阅、征集的资料。然后会按照我们列出的单子，帮助完成初步的查询和调研任务。”

档案征集回来，内容整理和数据库建设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原始档案非常零散混乱，需要工作人员像拼图一样找出档案间的关联关系，组织起来，形成有序的知识体系。

今年9月2日，日本细菌战资源库对全社会免费开放，而建设过程总共历时3年多。除了细菌战档案库，还包括人物索引、地名索引、机构索引、疾病索引、相关报告、伯力审判庭审记录、相关历史事件等子库。

怎么才能让读者搜索的内容，精准地链接到一张张以照片形式呈现的档案呢？申子超介绍，为了方便读者按图索骥查找信息，工作人员将这一万多页档案照片打印出来，反复提炼内容，录入电脑，这才做出了“索引词表”，目的就是更好地揭示和利用这批档案。

除此之外，资源库中的每一份档案都附有一份中文摘要，申子超介绍，在撰写摘要时，既要保证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又要注意不能太过专业、缺乏可读性。为此他们反复打磨，“一位团队成员把她写的摘要拿给当中学老师的妈妈看，稿子改到妈妈说能看懂了，才算达到平易通俗、‘老妪能解’的标准。”

“做好史料征集、整理与研究是国家图书馆职责所在”，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马静指出，日本侵华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给中国经济、环境和人们心理都带来了巨大破坏和负面影响，帝国主义在中国犯罪的事实不容抹杀。“铭记历史，才能启迪未来，珍爱和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