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发音（叶嘉莹穿裙子的士大夫）

引自 光明日报

我的身体是女性，

但是我有中国儒家传统的

士的品格和操守。

莲实有心应不死，

人生易老梦偏痴。

在很多人的眼里，叶嘉莹的印象还停留在《朗读者》上，那位学术渊博、风姿卓越、仪态优雅，被董卿称一声“叶先生”的她。

然而，事实上，叶先生是当之无愧，也是名副其实的。她自誉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大夫。”

在苦水里泡着的她，却没有被凄风苦雨溺死，而是走了出来。

在第五届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上，94岁高龄的她宣布要把毕生所有积蓄捐给南开大学，用于支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首次，她捐了1857万，成立了“南开大学迦陵基金”。

先生之风，犹如从古诗词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令人见而忘俗。

如今，她生活在南开大学的“迦陵学舍”，在那里读诗诵词、教授学生，潜心研学，尽情自由地在诗词的海洋里畅游。

那里也成了很多喜欢古诗词、研究古诗词的学者、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聚集的场所。

在那里，只有诗词，那里洋溢着浓浓的诗意，那里也成了汲取传统文化营养的圣地。

叶先生一生颠簸流离，无论是在沦陷区的北京，还是在流离失所的台湾，再到后来漂洋过海的加拿大，她都一直在三尺讲台上耕耘，讲授着诗词、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

曾经是她学生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回忆起叶先生当年在讲台上的风采，如是说：

“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

《人物》杂志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叶先生回国授课时的场景：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那儿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自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至今，她已整整的在讲台上站了70多年了，桃李满天下。时至今日，她仍然乐此不疲，愿意给年轻人讲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

即便是九十多岁如此高龄，在讲座中她依然坚持站着，学生递给她一把椅子，她却拒绝了，全程没有任何停顿，站着完成了两个小时的讲座，她说要“抓住老年的尾巴。”

在场的学生无一不感动的。

她在讲座中曾说：

“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如果我不能够传输给下一代，是我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师长和老师。”

叶先生平生经过战乱，遭遇波澜，她却把个人的悲苦看得微不足道。

但是，她把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视作珍宝，视作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

她毕生的愿望，就是要把这点光明传下去。

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说：

“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人生转眼之间就衰老了，我九十岁了，但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讲课，我仍然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叶先生教龄超过半个世纪，遍历海峡两岸，大洋东西，就古典诗词方面的人才培育，她的贡献恐怕就称得上无出其右了。

叶先生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始终是她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这个莲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

瞻依犹是旧容颜，

唤母千回总不还。

叶先生写的《踏莎行》里的开篇之句便是：“一世多艰，寸心如水”。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可以说，叶先生一生苦难相随。

花季遭受丧母之痛、父亲杳无音信，中年遭遇丈夫家暴，垂暮之年又受尽失去女儿的失亲之痛。

真是磨难接踵而来，生活从来没有宽慰过她。

叶先生能如此坦然地从磨难中走出来，是诗词化解了心中的悲痛，给了她无限的力量。

在一次访谈中，主持人跟她聊起对人生苦难的看法，回顾自己波澜一生，叶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

平静是好的，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经历过挫折，都是过顺利的生活，不一定是好事。各种苦难，谁都不愿意发生，可是极大的悲哀和痛苦，让你对人生有了另外一种体会。如果不把诗人的小我感情打破，就不会有更高更远的想法。

从叶先生撰写的《迦陵杂文集》中，我们知道，

叶先生家世显赫，曾是蒙古裔的满洲人，隶属镶黄旗。

本姓纳兰，祖居叶赫地。

后因清政府灭亡，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所以先生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叶赫”的首字，改姓为“叶”了。

叶先生是1924年6月24日在北京城的这个叶姓大户人家出生的。

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诗礼传家。

在她三岁时便识字读诗，六岁时跟着家庭教师研习《论语》，四书是她的开门读物。

叶先生在自述中记下了在她启蒙教育中记忆深刻的这么一个故事：

她所临摹的一册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数页不知何人所书写的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

诗中所叙写的故事既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因此她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而由此也就引起了她读诗的兴趣。

这些古典，滋润着她幼小的心灵，也滋养了她淡泊名利的品性和对古诗词的热爱。

抗战开始后，叶先生便失去了父爱。

在航空署工作的父亲一路随着国民政府从上海步步南迁，与家人离多聚少，直至后来失去联系，杳无音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动荡不安的一年。

这一年，已经17岁的叶嘉莹如愿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

可也是在这一年，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无常和生死相隔的悲伤之痛。

母亲忧思成疾、患上肿瘤，自个儿去天津动手术，执意不让人陪，竟然因细菌感染，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溘然长逝。

当时，她以诗寄情，写下了八首《哭母诗》。

转蓬辞故土，

离乱断乡根。

叶嘉莹1945年大学毕业后，因才华出色，同时被三所中学聘为国文教师，深受学生爱戴。

在教书生涯开始时，爱情悄然而至。

大学时，虽然有不少倾慕者，可叶嘉莹从未谈过恋爱。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与在秦皇岛煤矿公司工作的赵东荪相识。

自此，赵东荪便穷追不舍，常常从秦皇岛来北京看望叶嘉莹。

后来，赵东荪失业了、贫病交加，在姐夫帮助下，找了一份在士官学校教书的工作。

临行之前，他想与叶嘉莹把婚事定下来。

他说，如果叶嘉莹不答应，那他也就不去南京了。

叶先生心地淳朴、善良，见这个人为她丢了秦皇岛工作，也就应了下来。

1948年3月，叶嘉莹放弃了北京教书的工作，到南京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赵东荪。

后来，她跟随丈夫辗转到了台湾。叶先生的学识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到台湾不久，便有人推荐她在彰化女中教书。

在台湾，她又登上了讲台，开始讲授她所熟悉的古典诗词。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1949年12月5日，丈夫蒙冤入狱。次年6月，她和不满周岁正在吃奶的女儿也被带走，关在了彰化警察局。

警察查看她的简历，也没什么问题，再加上孤儿寡母的，也就把她们母女释放了。

可是，原来的生活基础全没有了。

叶嘉莹在接受采访，回忆起那段日子，动情地说，

“我们从故乡远到台湾，无家无业，有工作就有宿舍，就有薪水，就可以维持生活。一旦被抓，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正值暑期，一时也难以找到工作。她白天带着孩子四处奔波营救丈夫，晚上则是投靠丈夫一个亲戚家。

然而，这位亲戚也是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子孙三代五口人，只有两间房。

没办法，叶嘉莹母女白天只能在外面的树荫下徘徊。

晚上等亲戚全家人睡觉后，才在走廊上铺一条毯子打个地铺睡觉。

那个走廊便成了娘两暂时避风挡雨的安身立命之所了。

那段日子是灰暗的，也是心酸的。

唯有诗歌才可以疗伤，才可以减轻生活带来的灼伤。

1950年，她写了一首《转蓬》，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战火纷飞的年代，人飘落到哪里都是身不由己。

战乱斩断了乡根，那个时候，叶先生没有一丁点家乡的音信。

平生几度有颜开，

风雨一世逼人来。

命运多舛的叶先生本想着丈夫出狱后，一家人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1952年出狱的丈夫性情大变，暴躁不堪，动不动乱发脾气，甚至大打出手，叶嘉莹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没有抱怨，更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她依然满怀希望，依然在诗词中汲取力量。

1954年的秋天，叶嘉莹迎来了人生的新的转机。

在老师的推荐下，她到台湾大学教诗词曲，做专职教授。

她把对古诗词的那种挚爱，沁透在每一堂课中，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有了名气。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又聘请她为兼职教授。

从1966年开始，她奔波在讲授诗词的旅途中，走出了人生的灰暗时代。

叶先生成为第一个在台湾电视上讲古诗词的人。

“三个大学的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电视、电台的古文讲座，都是我在教。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

西方汉学家，看她讲课精彩，便邀请她到美国去讲课。

这一年，她被台湾大学派到美国讲学，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时光如梭，转眼即逝。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交换期满后，她先是回到了台湾。

在第二年，叶嘉莹决定带着父亲远赴美国。可因为签证等原因未能成行，她又去了加拿大温哥华。

那时，叶嘉莹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的女儿，丈夫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无奈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全部压在了叶嘉莹瘦弱的肩旁上。

加拿大的大学要求，要用英文讲诗词。

那难度可想而知。往往是深夜还在查词典备讲稿，一大清早起来，走上讲台，便娓娓道来。

颠簸流离的生活，刚刚安静下来。厄运却又一次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1976年，52岁的叶先生做梦也没想到，当年与她相依为命的大女儿，竟然新婚不久在一场不期而遇的车祸中与丈夫意外去世。

她把自个人关在家里，拒绝一切亲人朋友的问候。

无论谁的问候，都会引发悲哀。

她提笔写下了《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

风雨一世逼人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

不令欢笑但余哀。

此后，叶先生先后写了十首《哭女诗》。

叶先生又是从诗词中汲取力量，从失去爱女的悲伤中走了出来。

“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卅年离家几万里，

思乡情在无时已。

大女儿的意外离世，使得叶先生意识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我终极的追求、理想。”

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1978年，叶先生申请回国教书。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

1979年，叶嘉莹接到了国家教委的一封信，批准她到北京大学教书。

但恩师顾随的好友李霁野先生给她写信，由衷地希望她能到南开，“南开更需要你”。

于是，叶嘉莹与南开结缘了。

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后，她就飞回国内讲学。

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选择在南开定居，度过浸染诗词的余生。

1980年，叶嘉莹写下《踏莎行》：

—世多艰，寸心如水。

也曾局囿深杯里。

炎天流火劫烧余，

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

历尽冰霜偏未死。

一朝鲲化欲鹏飞，

天风吹动狂波起。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曾经有一个人，从姓名中解构出她的性格和命运，说她柔韧如水，受到外界束缚时，可以暂囿于杯中，解脱无拘时，亦可如大江大河般波涛滚滚一往向前。

她仍然在路上，要把即将失传的吟诵传给下一代。

有人曾劝她，年纪越来越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

这话倒也是有点道理，可是教育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

叶先生说，“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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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靠谱文青”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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