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故事有多少是真的（曾备受追捧的读者知音故事会）

提起《读者》《故事会》《知音》，不少人还会耳熟能详，它们做为中国早期销量火爆的杂志，是许多人青春里不可或缺的存在。

只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些杂志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很久。

如今这些杂志不再畅销，只是待在报亭的一角，偶尔才会有人翻阅，曾经风靡一时的杂志正处于被遗忘的状况。

一个时代的记忆

任何事物的出现和消逝都有迹可循，杂志也是如此。

中国普遍认为，国内最早期刊是乾隆年间刊印的《吴医汇讲》，此刊每年一本，内容多是皇帝的旨意和大臣的文章，被称为邸报，只是一直不太受重视，延续了十年。

《吴医汇讲》

杂志真正普及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当时民众都有着汲取知识的进步思想，没有文化的人也都愿意进入扫盲班识字断句。

只是传统书籍较为晦涩难懂，读这些书的大多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因此这些仅能识字的人想要读书却难在不理解。

这时以白话文形式出现的杂志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兴趣，而接受正规教育的群众，也对这种内容丰富、思路特别的文章抱有好感。

在当时最火的几家杂志，应当是属于《读者》《故事会》和知音了，他们成立的时间不同，但是内容却吸引着同一个时代的人。

其中《故事会》成立的时间早一点，在1963年的时候就已创刊，不过但是没什么喜欢，一度停刊了十年之久。

后来时代发生了变化，主办方还把《故事会》改为了《革命故事会》，里面大多写名人的故事，因此得到了大量的追捧。

几年后因为内容发生调整，增添了关于生活中的故事，又把杂志改为了最开始的《故事会》。

但是这是这本杂志已经运营起来，有了不少忠实的读者。而填充过新内容的故事会，也在时代的推动下更受群众喜欢。

与此同时，在甘肃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胡亚权被委托了重任，总编辑曹克己让他来办一本杂志。

胡亚权一时有些发懵，脑中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找来同是理科生的郑元绪一起筹备。

两人跑遍了所有有书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捉摸着可实施的方案。

他们发现当下的人们对知识都有着极大的兴趣，但是受到书籍的影响，造成无书可读的现象。

甚至还有不少人因为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式，造成了对“地摊文学”情有独钟的现象。

胡亚权

于是两人有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份品位较高的综合性文摘杂志，并请读者推荐稿件。依靠读者，回馈读者。”

刊名则是由赵朴初先生，从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张小纸条，写下横版和竖版两种形式的《读者文摘》，并且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他们1981年4月创立，到了年底发行量达到了9万份，三年之后，杂志得到了数十倍的翻涨，印刷次数突破了一百万，效果显然是十分的好。

而《知音》也紧随其后创立，在1985年的时候以情感类文章为主正式发售。

其实在最开始选定刊名的时候，考虑的是《湖北妇女》和《家庭内外》。

因为名字过于直白且显得有些庸俗，被创刊人直接否决，最终征集决定用了“知音”。

但是杂志社的经费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广杂志，编辑们都是蹬着三轮车挨家挨户的售卖。

他们这种卖大米一样的方式效果很不错，当年就创下了月发行100万的好结果。

这三家杂志类型不同，但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因此都是八九十年代人的回忆。

不同的受众群体

《知音》的文章大多都是中年人的情感生活，例如中年离异，组建家庭，婚内出轨或者名人轶事等一系列关于人群隐私的故事。

这种文章直白好懂，又带着一种偷窥的错觉，因此获得了不少忠实的粉丝。

这些粉丝是以乡镇的中年妇女为主，她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无法去感知新的世界，被困在生活中压抑又艰难，就连个人的负面情绪，都很难通过正确地劝导发散。

而通过观看别人的家庭故事，能得到一种认同，或者解脱感。

但是后来《知音》跑得越来越偏，甚至形成了一种知音体，文章的名字都带着一种直白的世俗。

诸如《姐姐悲愤跳楼背后：房产大亨“通吃”孪生姐妹》此类抓人眼球的信息。网友们对于这种文章名称，也开始了类似的改编。

把《西游记》改为《我那狠心的人啊，不要红颜美眷，偏要伴三丑男上西天》，把《小红帽》改为了《善良的女孩儿，你怎知好心指路采花的哥哥竟是黑心狼》。

群众用“以毒攻毒”的方式表达对《知音》的不满，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嘲讽与谴责。

虽然知音原有的粉丝群体变动不大，但是年轻一代的人们已经不再关注，算是损失了极大一部分用户。

可知音要是仅文章的标题为人诟病还勉强能接受，毕竟UC浏览器的编辑也被称为标题党，还常被人调侃为震惊部，但是影响也算不上大。

可知音还喜好编纂名人故事，通过名人效应引起读者的关注，但实际内容却与真实情况不符，还给部分名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2009年，作家毕淑敏发现《知音》在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是她的文章。

毕淑敏

可事实上，毕淑敏从没写过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也是真假参半。更重要的是，文中还提到了她儿子的工作单位，让两人深受其害。

因此，毕淑敏在一怒之下，把知音告上了法庭。

可打官司并没有让知音有丝毫收敛，他们依旧刊登了多篇与事实不符的报道。

要是实在没有话题可写，他们还会给报社的记者打电话，以高额的稿费为酬劳，希望能得到娱乐八卦。在遭到拒绝后，仍会进行多次打扰。

他们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待见。

相比之下，《故事会》倒是没出过大的问题，他还曾一度火成出差、农民工返乡必带读物。

小小的绿皮火车空间里，不少人都会捧着这本封面略显花哨的杂志，从开头的笑话读起，瞬间就能拥有一个好心情。

故事会的文章内容种类多样，加上直白好懂、幽默诙谐的文风，能吸引各种类型的读者。

它曾在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的发行量都是全国之首，最高时一期就能达到760万册。

当时的《故事会》在现在看来，就像是手机上刷的娱乐短视频，一条一条的信息更人眼缭乱，但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版块，并且沉迷其中。

后来智能手机普及，更便捷更丰富的阅读方式出现，《故事会》也渐渐不再是火车上打发时间的方式了。

虽然它没有收到什么大的攻击，也不像知音一样遭到质疑和嘲讽，但终究是没落了。

它在早年虽然积累了大批的忠实读者，可由于编辑的改动以及阅读群体的变化，文章内容却不再吸引人。

还曾有读者愤怒地向杂志社打去电话，批评他们的笑话不再幽默，完全脱离当下社会，显得老土又落后。

新来的编辑一边委屈，一边还要安抚着读者的情绪。

只是他们现在处在了一种特别的情况，曾经的老读者上了年纪，难以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如果改变较大，也会遭受质疑。

对于新的读者，或者及时跟着社会脚步的读者来说，又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不作为。

但是不管如何，大多数人对于故事会总是好感多于厌烦。

而《读者》在这两者之中显得更长久一点，他创立之际针对的群众就是青年和知识群体，文章内容也是种类繁多，更以科普为主。

但是故事内容又不会晦涩难懂，对于各类人群来说，都算得上是一本优秀的读物。

而且读者在初创时，为了听取群众的意见，《读者》编辑部欢迎大家投稿，与所有人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也愿意和读者进行互动。

最受欢迎的时候，编辑部一天都能收到9万封信，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青年以及社会人士，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提出意见，或者分享阅读中的收获和感想。

那时《读者》里的文章让人收获颇丰，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学生作文里的完美模板。

甚至有中学的语文老师，提着装满《读者》杂志的一个大塑料袋，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边看边讨论书里的内容。

能被老师推荐课上阅读的杂志，自然也让学生久久难忘。

也有读者是十年如一日，坚持订阅每一期。出生在江西的黄谦，从二十出头的青葱少年开始，直到头发花白他对读者的热爱始终如一。

而且他还特别注重形式，在时间足够里，尽力前往报亭买，以至于和报亭老板都成了相识多年的好友。

他大学刚毕业后做过主编，也做过高校文学院的院长，读过的文章不计其数，创作出来的也多如牛毛，但只对《读者》有着最特殊的感情。

2011年时，他还在学校开过一门选修课，就只讲《读者》。

本以为向他这样爱这本杂志的不会多，谁知堂堂座无虚席，甚至还有毕业的人在工作之余特意驱车前来听讲。

诺大的阶地教室里非常寂静，只有一个人的朗读声，所有的学生则像穿越时空，在黄谦的声音里回到了遥远的八九十年代。

后来，黄谦在2016年退休，还坚持到各地开办《读者》的分享会，可以说他以一人之力，带动的身边所有人对读者的关注。

可惜他一人的力量实在不算大，不说报亭不再是年轻人光顾的地方，邮政订阅的方式也让许多人望而退步。

在这个什么都便捷的社会，一旦有一点麻烦，就是会被人排斥的选择。原本销量突破1000万份的发行量，也在2018年跌到487万份。

新时代下不得已的落幕

看着曾经辉煌的杂志不再有声势，杂志社也做出过相对的努力。

《故事会》不断地向社会征集着稿件，试图用新一代的人的想法留住留下新的读者。

但是《故事会》原本受到人追捧的原因，就是之前的作者写出来的故事跌宕起伏，内容新奇。

可是之前的作者早已改换行业，不再投稿，新的作者则大多来自学生或者工作稳定的公职人员，因为生活背景不同，很难再写出上个时代受人追捧的故事。

这本杂志既努力保持曾经的文章结构，又要适应当下添加现代化的故事，因此成为了想要做出改变却不得其法的模样。

《读者》也在销量下滑后做过改变，只是错误的方向，让他们被批评为通篇的心灵鸡汤，新读者看不下去，老读者也感到失望。

不过，后来《读者》转换了形式，不再固执地在文章上做改变，而是开了实体书店，以复古精致的装修，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顾客。

其实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每个人内心也都有着慢下来的想法，整日步履匆匆的上班族，也愿意在休息日坐在读者的小店里看会书。

但这里更多的，还是退休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安静整洁又充满书香气息的环境，让这里算得上是一个另类的休闲场所。

在这种举措之下，读者传媒的收入也顺势得到增长，杂志的销量也在2019年上升到了520万册。

《故事会》和《读者》都带着一种怀旧复古的意味，大多数人听到都以可惜为主，但是《知音》因为受众较窄的缘故，批评声会更多于怀念声。

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饱受争议，知音却始终没有改变过他们的经营方式，写作始终以煽情、低俗为主。

而且还因为随意杜撰名人的家事被告上法院，这番事件不仅丢人，更毁名声。

加上世界的变换，曾经喜爱这种家庭伦理文章的女性有了新的乐趣，也都逐渐消失于知音的目标客户里。

其实不止是杂志没落，所有纸媒或者说传统行业都在呈现下滑趋势，这是大环境所致。

如今，人们不必再通过纸质书本才能学到知识，更多的想法和社会实事，都能通过网络快速浏览。

因此，人的大脑中积累的信息也会越来越多，对于现实的分辨也更为清晰。

而杂志要想改变现状，不仅是需要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也要专注输出更加新鲜有质量的文章。

参考资料

[1]《北京日报》，《〈知音〉欲上市引争议 毕淑敏称其缺乏道德底线》

[2]新华网，《〈读者文摘〉的破产：传统媒体如何数字化生存?》

[3]人民网，《“新报”停刊“成报”暂停发行印刷版 逐渐消失的报刊亭》

[4]《解放日报》，《年近花甲的〈故事会〉：越来越像一个互联网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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