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谁征讨的吐谷浑（吐谷浑在唐蕃两国战略结构中的判定）

吐谷浑的战略价值，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它是唐蕃国战中，最重要的砝码国家，也是吐蕃从王国走向王朝的第一块拼版！”

但对于吐谷浑的战略价值，唐蕃两国却有着相去甚远的判定。

这直接导致，两国在争夺吐谷浑的过程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决策和力量投送。

究竟该如何看待唐蕃对吐谷浑的认知差距，又该怎样解读“砝码国家”和“帝国拼版”的定义呢？

一、唐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判定

吐谷浑本为人名，乃是辽东慕容鲜卑一部的首领。

《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慕容廆[ Wěi]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约在4世纪初叶，慕容·吐谷浑率本部由辽东出发，先是“西附阴山”（内蒙河套北的阴山山脉）。游牧二十余年后，又“度陇而西”。

“陇”即陇山（六盘山），在今陕西陇县。“度陇而西”之意应为，经陇山到今甘肃临夏西北地区。

此时的吐谷浑部落，虽尚处于“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状态，但其势力范围已拓展为“极乎白兰数千里”的广大区域。

《魏书·吐谷浑传》对其游牧区域这样记载：“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

到吐谷浑孙慕容·叶延时(329--351年)，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作姓氏，建立政权。

由此，“吐谷浑”由人名，转化为族群代称，及国家名号。

吐谷浑政权最盛时，疆域东起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周边氐、羌等族皆在其统治之下。

吐谷浑政权从慕容·叶延创建，到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灭为止，绵延300余年，历经东晋、南北朝、隋、唐四个历史时期。

作为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吐谷浑先后硬抗过西秦、北魏（南北朝时期）的多次进攻。

隋朝定鼎后，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御驾亲征，一举攻灭了吐谷浑，并在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但不久，隋乱爆发，吐谷浑乘机复国，再成西北地区霸主。

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至唐太宗贞观八年(634)的16年中，吐谷浑寇边24次。

兵火所及涵盖鄯（青海乐都）、兰（甘肃兰州）、凉（甘肃武威）、河（甘肃临夏）、洮(甘肃临潭)、叠（甘肃迭部境内）、岷（甘肃岷县）、芳(甘肃迭部东南)等多个州县，甚至在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竟扣押唐使不还。

此时，已解决了东突厥汗国的李世民，终于腾出手来，要动动吐谷浑这个西北“小强”了。

贞观九年六月、十二月，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契苾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段志玄等名将倾巢而出，先后在库山（青海湖东南）、曼都山、赤海（青海共和县东南曲沟一带）、牛心堆（青海湟中县东南）、赤水源、乌海（青海玛多县冬给诺纳湖）、柏海（青海玛多县扎陵湖、鄂陵湖）等地大败吐谷浑军。

吐谷浑王伏允自缢而死，伏允之子伏顺举国而降，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了唐朝属国。

但唐朝显然对吐谷浑的战略认识不足，大概是因为侯君集、李道宗曾“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龁冰，马啖雪”。

唐朝君臣对这块高寒地区的草原兴致阑珊，仅将吐谷浑看做为河西走廊的战略缓冲区，满足于扶植在中原长大的伏顺为王，而没有采取派驻军队的措施。

当然，唐朝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判定，并不能说错误。

因为，谁也不会预料到吐蕃王朝扩张的烈度如此之大。至少在当时西南地区，并没有实施上的威胁。

其次，吐谷浑毕竟是个草原游牧区，即便实施郡县制，没有农业区的依托，也会很挣扎。隋朝设立的西海四郡，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二、吐蕃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判定

贞观初年，吐蕃王朝的崛起速度，超过了所有周边政权的想象。

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吐蕃兼并了高原上所有其他政权。

随着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开始增长，对外扩张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成了吐蕃君臣共同的目标。

但西藏高原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周边地形有诸多受限之处。

南部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东部有横断山脉的高山幽谷；

西北部有昆仑山的皑皑白雪；

东部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在东南西北四个战略方向中，南方的天竺（印度）诸国，虽武力值无限趋近于零，但他们有一种吐蕃人难以忍受的核武器——湿热天气。

吐蕃王朝曾至少两次尝试向南拓展，均无果而终（王玄策灭天竺三国、赤松德赞立柱恒河）。

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是天然的阻碍。

吐蕃军队想要越横断山脉，组织大规模军队补给，根本无法实现。

唐蕃以维州（四川理县）为中心，长达几十年的胶着战事，足以说明吐蕃打得很挣扎。（唐军也很挣扎，毕竟地形的阻隔对谁都一样。）

向西跨越昆仑山，攻于阗取西域的战略，同样受制于补给线。

另外，南疆地区沙漠绿洲的地貌，极不适合大兵团作战。

唐蕃两国在南疆盆地的博弈，全都高度依赖当地部落的支持。这就可以看出，两军都无力保持强势的军事存在。

因此，安西四镇才会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六度易手。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染指河陇，其间虽也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从那曲开始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整个部族全体征发，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我们在史书上，经常看到蕃军动辄兴兵数十万，其实所指是吐蕃全军的数量，包含了大量负责后勤保障的部落民。

需要注意一点，西藏从来就不是很多人心里想象的闭塞之地。

古已有之的商路，早已将西藏和周边所有地区牢牢铆接在了一起。

云南地区出产的麝香，经吐蕃转口销往波斯、罗马，深受各国王室贵胄珍爱。以至于，阿拉伯史料只要提及麝香，言必称“吐蕃”。

这足以说明，吐蕃君臣对周边地形地貌、道路特点，有着清醒而准确的判定。

北上兼并吐谷浑，就成了吐蕃从王国到王朝的唯一通路，也是松赞干布国家大战略的基石。

正是这个原因，贞观十一年（637年）松赞干布第一次走下高原，刀锋所指便是吐谷浑。

《旧唐书·吐蕃传》：“弄赞（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

19年后，禄东赞再次带兵走下高原，目标依旧是吐谷浑。

《旧唐书·吐蕃传》：“（显庆五年，656年）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

两位吐蕃领袖，均将吐谷浑作为首选目标，说明吐蕃的国家扩张战略，在松赞干布时期便已制定。

三、唐蕃两国在吐谷浑博弈

吐蕃对吐谷浑的谋划，由其周边归附的羌人部落起始。

西部诸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且部落分散。

吐谷浑人在青海立国时，仍处于较落后的状态众羌部落，是其国内的重要社会组成。

慕容鲜卑为加强统治，吸收了部分羌族酋长参予执政，并与羌人上层通婚，形成了某种具有联盟性质的国家体制。

因而吐谷浑政权内部，羌人部落具有很强的话语权。

吐蕃人在汉地史料记载中，也属于羌人一支。作为血缘相近，且生活方式也趋同的势力，吐蕃自然在具有天然的优势。

松赞干布攻击吐谷浑之前，首先降服的是位于其南部的白兰羌部落，并将周边的羌系部落编入吐蕃军队。

击走吐谷浑王后，松赞干布开始图谋挑战唐朝的统治地位。

双方在松州（松潘）城下一番比拼，均发现对手不可小觑，以和亲方式达成政治妥协。

作为政治妥协的代价，吐蕃在唐朝要求下，退出了吐谷浑领土，但对吐谷浑及周边诸羌的政治经营却从未断绝。

反观唐朝，虽然也采用了武力打击、公主和亲、入学国子监、质子侍卫的一套组合拳，但其所涉及的均为部分鲜卑贵族，对吐谷浑国内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吸引力。

这显然无法与走群众路线，打血缘亲情、文化认同牌的吐蕃无法相比。

因此，王吉林先生在论及三国关系时，才会以“唐得其君心，吐蕃获其臣意”来总结。

656年，吐蕃卷土重来，独断朝纲的大相禄东赞再次走下高原，依旧秉持了先取白兰羌，再攻吐谷浑的战略方针，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後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而后，吐谷浑领土上的博弈，实际上表现为其国内亲唐派与亲蕃派的斗争。

从659年（显庆四年）开始的吐谷浑之战，历时三年之久。

战争之初，以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为首的亲唐派军队，顶住了吐蕃的进攻，双方在千里草原上互有胜败。

但663年（龙朔三年）时，吐蕃之前的政治投入结出成果，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倒向吐蕃，“尽道吐谷浑虚实”，诺曷钵才兵败如山倒，逃入唐境。

吐谷浑争夺的成败，某种程度是唐蕃政策路线，在军事上的映射。

吐蕃是通过获得普通民众的信任后，以上下贯通，里应外合的策略，击败了唐朝的上层路线。

同时，在国家资源投送方面，两国也相差甚远。

为了能够支撑长达五年的军事行动（白兰羌两年，吐谷浑三年），禄东赞在吐蕃全国实施了“大料集”，几乎调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堪称倾其所有，孤注一掷。

反观唐朝，却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西域和高句丽）上左右摇摆，并最终选择在高句丽投下重注。

高宗武后二圣临朝时期疆域

四、三个战略方向上的取舍

我们以事后观之，唐朝的决策显然是个严重战略失误。

但当时，唐朝君臣对东、西、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优先级排序和取舍，要从一个更高角度考量。

1、东方的高句丽，远在千里之外，对唐朝的核心利益，并无实施性威胁。

但对于唐朝来说，征服高句丽有三条极有诱惑力的理由。

其一、证明唐朝比隋朝强，有权取而代之。

其二、证明唐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不容撼动。

其三、收复汉四郡故地，证明唐朝的能力远迈强汉。

上述三条，对任何一个古代君主都拥有魔咒般的诱惑力。

而实际上，高宗李治心里可能还要加上第四条，“证明自己比老爸和隋炀帝都强！”

2、西部天山南北，涉及唐朝的核心利益。

向西拓展是所有中原王朝的国家战略主轴，汉武帝对此描述为“断匈奴之臂，张帝国之掖”。

换言之，北方的威胁，从西部解决。打破游牧民族在西、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联动，来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全。

因此，李世民才会在629年（贞观三年）十一月，一击而亡东突厥后。次年便挥师西去，痛击西突厥部落，置伊州（新疆哈密）。

640年（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国，设西（今新疆吐鲁番）、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二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贞观十八年（644年），讨焉耆国（新疆焉耆）。二十二年（648年），平龟兹国（新疆库车），染指南疆盆地。

但安西地区的西突厥部落屡降屡叛，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爆发的阿史那·贺鲁之乱，显庆二年（657年）才被彻底平息。而此时，吐蕃已开始对白兰羌用兵。

由此可见，西域频繁的用兵，牵扯了唐朝大量的国家资源。

但显然，唐朝君臣都认为，西突厥势力已难成大器，不会对唐朝解决北方边患的战略主轴，造成致命影响。

详见《对东、西突厥的战略差异，看唐朝的西域经营和管控》

3、西南方向与吐蕃的吐谷浑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中原王朝没有一个将西南方向，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轴。

因此，在唐朝国家战略的构架里，吐谷浑始终都是战略缓冲区的定位，只要其能保证河西走廊的畅通，即心满意足了。

其次，唐朝君臣对吐蕃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

将其与周边纯游牧民族等同，没有认识到吐蕃是一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具有，其他游牧政权不具备的抗天灾能力，和相当完备的手工业系统（尤其是金属加工能力）。

在无法预见吐蕃王朝威胁的前提下，不在国家战略主线上的吐谷浑，显然是优先级最低的方向，也是首先被忽略的方向。

而在东西两线的选择中，更有心理诱惑力的东线，成了李治的首选。

综上所述，唐蕃的吐谷浑之争，实际上是国家战略走向之争，也是国家资源投送的取舍之争。

如果能预见吐蕃将成心腹之患，以当时唐朝的国家实力来说，扼住吐谷浑的控制权，并不存在困难。

这样的话，唐朝将锁死吐蕃的发展空间。

以西藏险恶的自然环境、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口天花板的上限将在一百万左近，完全不具备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基础。

但历史没有“如果”，吐蕃在收吐谷浑如囊后，获得了西可染指天山，东可争夺陇右，北可控扼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

而随着，吐谷浑一系列后勤基地的建成，吐蕃军队中吐谷浑人“半出其中”。

《新唐书·哥舒翰》：“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马匹，半出其中”。

咸亨元年（670）8月的大非川之战，论钦陵在周边异族面前，第一次痛打了唐军，宣告东亚一个新霸主的到来。

这就是吐谷浑在唐蕃国战中，“砝码国家”和“帝国拼版”定义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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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吐谷浑史》_周伟洲；

《唐代吐蕃史论集》_林冠群；

《试论吐蕃与唐争夺吐谷浑获得成功的原因》_邓慧君；

《略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唐蕃之间的吐谷浑之争》_安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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