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就是天理（天理良知是安身立命之根本）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认准一个天理，就无所不知，就无所不能。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保持天理，天性即善，本性即善。过与不及即恶。故曰善恶一体。善恶怎么说它是一体呢？天理人性，都是一体的，人性一过就是恶，人性不及就是恶，所以过与不及和中都是一体的。

王阳明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一般人好恶总是夹着私心杂念，故圣人之学，只是一个诚字而已。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就转糊涂了。就是在实事上用良知，这个事要真做了，真见效。王阳明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社会上普通的读书人所谓修养，表面收敛，装潢一些，没有根本学问，壮年时也看不出啥毛病。“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严格要求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完全松懈了，丑陋的思想掩饰不了了，所以最后放倒了。“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只要良知真切，虽作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也会及时克之。良知不碍举业，举业者有良知，诸事可通。人要永远致良知，即如天地万物时时在发展进步。如间断了良知，自己思想即是一潭死水，与天地万物即脱离了。故圣人也要不断努力跟上大自然运转，与时偕行。有良知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有铁铸的身板，而有了良知，生死问题也看得更加分明，为正义，为正事，为国家大事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所以，良知是点铁成金的法宝。王阳明50岁时，在南昌给邹守益信中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主宰正，视听言动皆可正。修身根本在正其心，正心关键在诚意，诚意之本在致良知，致良知之本在格物。只有严于格物，才不至于使得诚意、致知落空。格除恶，即真的不做恶事了，这是学实事，做实事。“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功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

王阳明说：“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只要着实用功，致良知，格物，即使有些妄想，久而自消。

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历史上多少名人，只是因为一个傲字，便了了一生。“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曾国藩也有类似的论断。弟子舒国裳中过状元，还要王阳明为之写《孟子·告子上》语：“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弗思甚也。”状元还需诵此以求警。王阳明倡导学生多思多问，曾举子贡、颜回为例，“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

《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者必问学求道，不问学求道者，也不能尊德性；广大者是由集义、尽精微而成；不尽精微、不集义者就不可能致广大；极高明者仍然学中庸不已，如不学中庸，也不可能高明。致良知即中庸之道也。

总之，《传习录》全书提出四大论点：一是亲民；二是知行合一；三是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四是致良知。王阳明56岁时，在出征思州、田州前，与钱德洪、王畿提出四句教的心学要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在给王嘉秀、萧子玉的送别诗中说：“吾道既匪佛，吾学亦匪仙，坦然由简易，日用匪深玄。”这就道出了阳明学说的真谛，即广泛而深远的心学实践价值。王阳明《睡起偶成》诗云：“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胜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就这么磨，就这么学。第四，教人、化人，不拘死格，持中，致良知，而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具体指向地去化育。《传习录》有传承，有创见，对于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新的高峰，使得中华民族在其后500年间，积聚了厚重的民族精神、民族信仰，为中华民族融通世界奠定了文化自信的思想精神基础。

（本文内容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