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爱豆瓣（黑暗时代的爱Editor）

本周 Editor's Pick 当班编辑何珊珊，她推荐的书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黑暗时代的爱》。

单读编辑珊珊的推荐语：

奥斯卡·王尔德、伊丽莎白·毕肖普、詹姆斯·鲍德温、佩德罗·阿莫多瓦……他们都是文艺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但读者们乃至批评家几乎不曾严肃对待过他们的性取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作家并没有在公共生活里明示过身份，另一方面，批评家也未意识到他们的“欲望的法则”在精神生活里所起的作用，而这实际上影响了他们的写作。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决定将同性恋作家推向文学传统的中心。在《黑暗时代的爱》中，托宾评述了前后横跨百年的九位同性恋作家（包括上文提到的四位）。透过托宾细腻、温柔的笔调，他们潜藏在文学中的暧昧情愫浮出水面，我们得以知悉他们的挣扎与作品的关系，也得以瞥见社会宽容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在托宾看来，他为这群人书写了历史，被压迫而消声的群体，不再被遗忘，不再忍受孤独。

其实一开始托宾并不打算针对这一话题写些长文，尽管他的性取向已为外人知晓。向他约稿的《伦敦书评》编辑被拒绝后并没有放弃，他们不断给托宾寄去与之相关的书籍，使得他抑制不住兴趣，最终开启了这本书的写作，并怀着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处理了那些素材。托宾显然意识到了反复谈论问题在塑造人性上的力量，或许黑暗时代永难终结，但至少要让更多人开始谈论问题。

《黑暗时代的爱》

[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栎 译

99 读书人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

徜徉于绿林

（本文摘自《黑暗时代的爱》）

科尔姆·托宾

博尔赫斯在《阿根廷的作家与传统》一文中写道，阿根廷作家与南美作家，由于与西方文化的距离既疏离又紧密，他们比任何西方国家的人都对西方文化更有“发言权”。他接着探讨了犹太艺术家对西方文化，以及爱尔兰作家对英国文学的非凡贡献。他说，对他们而言，“作为爱尔兰人已经足够，但在英国文化中作为创新者是全然不同的”。同样，犹太艺术家“耕耘在文化中，但同时并没有因为任何特殊投入而感觉与它捆绑在一起”。他这篇文章写于 1932 年，当时任何明确有关同性恋作家在文学传统中地位的观点都远未曾出现，这样的观点也未曾出现：爱尔兰人、犹太人或同性恋者（或之后提到的南美人）的作品本身就是中心，而非衬托中心的边缘。

博尔赫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保守者、一个谨慎的批评家。他必定对这个想法感兴趣：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现代文学的革新者都是同性恋，或是爱尔兰人、犹太人：梅尔维尔、惠特曼、霍普金斯、詹姆斯、叶芝、卡夫卡、伍尔夫、乔伊斯、斯特恩、贝克特、曼、普鲁斯特、纪德、弗班克、洛尔迦、谷克多、奥登、福斯特、卡瓦菲斯。但我觉得当他想到这串名单中的同性恋成分，想到他那篇关于传统的文章中的“爱尔兰人”、“犹太人”、“阿根廷人”能被替换成“同性恋者”时，会稍感不安。你能在莎士比亚、马洛、培根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足够的迹象或直接证据来宣布他们属于同性恋传统，这条连缀而成的暗线贯穿了整部西方文学。我想，博尔赫斯也会被这个想法所困扰。然而与大部分作家一样，博尔赫斯关心的也是年代早于他的作品——《堂吉诃德》、高乔人的《马丁·菲耶罗》、福楼拜、吉卜林——这些代表了他自身与过去相系的那条暗线。他无法脱离它们。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左）与著名画家达利。据信两人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同性恋情。

某些作家不确定的爱尔兰属性容易引起争议。斯特恩是爱尔兰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是爱尔兰人？罗伯特·特莱塞尔是爱尔兰人？艾丽斯·默多克是爱尔兰人？可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同性恋，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些问题更是难解。在没有直接证据的前提下，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同性恋呢？就拿果戈里来说吧，当你排查他那些风格冷峻的短篇小说，会发现一个充满迹象、画面、恐惧、偏见的暗藏的世界，这能被诠释为他性取向的证据。

何必探讨？有何重要？此事重要是因为，当同性恋读者和作家渐趋公开而自信，同性恋政治渐趋稳定而严肃，同性恋历史也成为同性恋身份的重要内容，正如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这不单单是寻觅历史上同性恋的晦涩踪迹（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寻找某些作家——他们确凿无疑是同性恋，其性取向被大多数批评家、教师所忽视，但对其作品有巨大影响。惠特曼就是典型。异性恋批评家倾向于将同性恋作家写成异性恋，或认为性取向对他们的成就无关紧要。1944 年，莱昂内尔·特里林出版了一本论E.M.福斯特小说的书。1972 年，他致信辛西娅·奥齐克：

我写完关于福斯特的书，才明确认识到他是同性恋。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某方面的迟钝，还是因为……同性恋尚未在文化中形成一个课题。我明白这点后，起初似乎没有什么大关系，但这种想法很快改变。

同性恋的历史创作时而清晰时而隐蔽，而同性恋的当代创作大多只有清晰的一面。同性恋者在西方世界即将不再遭受困难和歧视。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城市，情况已然如此，“后同性恋”这个词渐趋流行。因此，我们如何阅读历史、理解历史、评判历史很可能成为更开放的议题。很难避免做出过时的判断，提出过时的问题。为何托马斯·曼没有出柜？为何福斯特没有在 1914 年写完《莫里斯》时就将之发表？为何美国批评家 F.O.马西森没有写一部美国同性恋创作史？为何莱昂内尔·特里林没有意识到福斯特是同性恋？为何同性恋生活在那么多作品中以悲剧呈现？为何同性恋作家不能像简·奥斯汀给异性恋那样，也给同性恋角色一个圆满结局？为何同性恋生活时常被写得阴郁煽情？

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和态度，即便是在过去不久的时代，如今看来已几乎无法想象，世事变迁太快。在 20 世纪 70 年代，散文家约瑟夫·爱泼斯坦还在《哈波斯》杂志中写道：

在我的经验中，没有人在内心接受同性恋，即便是那些思想最为解放、成熟和开明的人。同性恋或许是美国唯一一个毫无官方矫饰的话题……同性恋承受着原因不明的诅咒、无法解脱的磨难，这是对我们理性的羞辱，是我们不可能为这世界作出合理规划的活生生证据。

他继续道，假如他四个儿子中有一个成了同性恋，他“知道他们将永远沦为人类中的黑人，无论他们对自身处境作何判断，他们的生活都将成为一种尘世痛苦。”

格雷戈里·伍兹在《粉色三角形》这一章中写道：

在联军“解放”集中营后，那些佩戴粉色三角臂章——表明他们是因同性恋而被拘禁——的获救者被当做罪有应得的普通犯罪分子。许多人被转移到监狱去服役……粉色三角形被剔除出大屠杀纪念碑……1935 年，纳粹在德国刑法典第 175 条中进一步严格了反同性恋法。与其他纳粹法不同的是，这条在战后并没有被废除。

其他受压迫的团体——如犹太人，或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自小就有足够机会来理解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听人讲故事，手边有各种书。而同性恋者是在孤独中长大。没有历史。没有诉说历史上不公的民谣，牺牲者已被遗忘。正如艾德丽安·里奇所言：“你看着镜子，却什么都看不到。”因此，发掘一段历史、一份遗产是每个人的分内事，是通往自由之路或至少是知识之路上的一程，对于不太关心同性恋身份的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也具有严肃的意义，并且也有重大的危险。

让我们从惠特曼说起吧。他是最早的一个。他的诗《傍晚时我听说》全诗只有一个句子。尽管叙述者听到他的“名字在议会上得到褒扬”，此诗告诉我们，这对他来说仍不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但“当我想到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恋人即将到来，啊，此时我是快乐的”，诗的结尾是：

我最爱的人睡在我身旁，

在沁凉的夜里，盖着同一条被子，

秋天寂静的月色下，

他的脸依偎着我的脸，

他的胳膊轻搂着我的胸膛——

那天晚上我是快乐的。

这只是惠特曼明确表达同性恋情的诗歌之一。不难想象 F.O.马西森和他的恋人鲁塞尔·切尼在二十年代读到这首诗的感想。鉴于他们没有榜样可效仿，也没有归属于任何传统的觉悟，这类作品对他们何其重要。马西森写道：

我们的人生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类似的人生。我们站在一个未经勘探、无人居住的国度中央。自然还有与我们相类的同盟，但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经验。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切。而创造向来不易。

美国极为重要的诗人惠特曼（左）与他的情人彼得·道尔

马西森钻研“未经勘探、无人居住的国度”的那些年里，他在哈佛大学执教，写出《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达》，此书于 1941 年出版，成为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但他对埃米莉·狄金森的遗漏在近些年损害了此书的经典地位）他论惠特曼的文章长达百余页，巨细靡遗地讨论惠特曼的语言、方言与抽象之间的张力、实际与超验之间的张力。他论述惠特曼受到的各种影响，如歌剧、绘画，以及惠特曼对他人的影响，如亨利·詹姆斯——他曾告诉伊迪丝·华顿，他在“压抑的狂喜中”读惠特曼，如霍普金斯，他曾写道：“在我心里，我一直知道惠特曼的心灵比任何活着的人都跟接近我的心灵。”“霍普金斯指的一定是，”马西森写道，“惠特曼的同性恋性取向以及他对内心深处压力的逃避。”他在脚注中全文引用了惠特曼写给朋友的信，没有加以评论，此信明确表达了同性恋情。

五十页后，马西森再次提到惠特曼的同性恋性取向。他谈到了《自我之歌》开头的一节：

我记得我们曾躺在一个如此清亮的

夏日早晨，

你是怎样将你的脑袋横在我的臀部，

轻轻地从我身上翻过身，

怎样解开我胸口的衬衣，

朝我赤裸在外的心房

探出舌尖，

你伸开手臂，直到你触到我的胡髭，直到

你捧起我的双足。

马西森对这节的语气略有不满。“在诗人身体的被动性中，”他写道，“有种轻度病态和同性恋的感觉”。这句话在落笔后的五十多年后，仍在纸上燃烧。病态与同性恋。马西森信件的编辑乔纳森·阿拉齐写道：“为了创造美国文艺复兴的核心权威批评身份，得替换、疏散、否认很多东西。”马西森也明白这点。1930 年 1 月，他在给男友的信中写道：

哥们，我的性取向让我感到困扰，有时它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世上站错了位。而意识到这种错误似乎会削弱我的自信心。我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知道这些事实后会彻底否定我的社会里吗？我靠的就是直言不讳，我厌恨隐瞒。

“对他大多数学生和年轻同事而言，”《美国传记辞典》说：

马西森的同性恋性取向如果有所显示的话，唯一的证据就是较之当时的哈佛文艺圈，在他的圈子中异性恋占绝对优势，以及他对那些把学术与性关系混为一谈的同性恋同事非常不友好。

1950 年，在马西森的恋人过世五年后，就在马西森即将出席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之时——他也是左翼活动家——他从波斯顿一家酒店的十二层楼纵身跃下，自杀。时年四十八岁。

我们研究同性恋遗产时，常常提到惠特曼，说他的同性恋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语言，然而我们对马西森能做什么？他过着双重生活，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他对自身以及他人的同性恋性取向深感不安，这方面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这并不是说这些选择是强加于他的，他当然还有一个选择。但那很难，需要大无畏的勇气，而在马西森的智识中这种勇气深受怀疑。我们如今手头有他的信件、期刊和评论作品，一种语气是赤裸裸的同性恋（而且坦率，随性），另一种语气则是有才情，有学术性，除了对同性恋的恐惧外什么都没透露。这种恐惧也属于我们所有人：这几乎是每个同性恋者在某种程度、某个年龄、某个地方都感受过的。同性恋的历史并不单纯（相对而言，爱尔兰历史往往可被视为单纯），它具有欺骗性，难以捉摸，需要极大的同情和理解。

于是同性恋历史与惠特曼的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样蕴含着沉默与恐惧，或许这也是卡夫卡为何能一直如此吸引同性恋读者的原因，也是为何能轻易在卡夫卡的长短篇小说中找到同性恋潜文本的原因。虽然有的批评家对此有更深解读。“只有当我们读完卡夫卡全集后，”鲁斯·蒂芬布伦纳写道：

才会明白他所有主人公的困境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同性恋……因为卡夫卡毕生都在刻意隐瞒他的性取向，他在私信、日记、笔记或是创作性作品中有些许流露，这也毫不奇怪……卡夫卡向离经叛道的同道们分享了他们最大的特色：他们同时需要隐藏和展现自我。

格雷戈里·伍兹在《同性恋文学史》中认为鲁斯·蒂芬布伦纳对卡夫卡的才赋评价不足，但在说明卡夫卡性取向与其作品的关系上则是可信的。“我们需要自问的是，”他写道：

为了欣赏疑为同性恋文学的文本，我们是否需要接受一个大体是猜测出来的作者生平……简单说，为何文本不能证明基于其自身之上的读后感？

于是这一争论从卡夫卡的意思是什么，转向了卡夫卡的原意是什么，我们读卡夫卡时的理解又是什么。

我想，我们做出了很多理解。短篇和长篇小说戏剧化了孤立的男主人公的生活，这些人被迫不能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应当，他们活在身份被发现、被揭露的危险中（《变形记》），遭受不公正的私议（“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Ｋ”），他们与其他男性的关系充满了半遮半掩或是毫不遮掩、明白无误的渴求（《争吵》或《城堡》中的某些场景）。“我们这个世纪没有第二个作家”，欧文·豪写道：

如此强烈地唤起现代经验中的避世感、困惑感、失落感、罪恶感、被剥夺感……笼罩着卡夫卡生活和工作的危机感既是私密主观，独属于他自己的，又不囿于个人，为我们所有人所知。

这种危机感当然因为卡夫卡是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讲德语的犹太人，一个中产阶级世界中的天才人物，但对同性恋读者——如果不是对欧文·豪——而言，至少还因为他是同性恋。这并不是说同性恋读者希望卡夫卡仅仅被解读为同性恋作家——虽然有些人确实如此希望——而是他的作品受到自身性取向的重大影响，作品中许多方面可被解读为一则关于同性恋者在充满敌意的城市中的寓言，同时也是关于一个没有信仰的犹太人，一个二十世纪的人。

格雷戈里·伍兹对《一九八四》有一篇精彩的解析，其中对卡夫卡的作品解读提出了一些疑惑。他认为温斯顿和茱莉娅之间不正当的私情，以及奥威尔的驱逐性和性欲的思想警察的做法，是对 1948 年（小说写作之年）伦敦同性恋者生活的一种表述。伍兹引用了如下片段：

他希望他和她一起走在街上，和他们现在一样，不过是坦坦荡荡，毫无畏惧地，边走边聊些琐事，买些生活用品。他最希望能有个地方单独待在一起，不用每次碰面都觉得非得做爱不可。

并评论道：“同性恋读者将这段理解为柜中的私语，这让我们找到了要点。”

伍兹的要点是：

每次我读《一九八四》就不禁想象字里行间存在着另一部小说的幽影，一部叫做《一九四八》的同性恋小说，书里两个名叫温斯顿和茱莉娅的伦敦年轻人相爱了，他们在勒索信、曝光和被捕的持续威胁下勉力维持着这段感情。

他当然知道，无论奥威尔还是他的异性恋读者，都想不到能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这部小说。

异性恋读者将此书解读为未来的噩梦，这在同性恋读者看来是某种程度的偏执和无知，因为那太接近当时英国的同性恋生活真相——但这并不表明奥威尔明白他的情况。

于是同性恋读者，尤其是在石墙事件前受过教育的读者，在主观世界中逡巡于关于禁地、秘密与恐惧的文本之间。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证据表明他也许一方面极力掩盖自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拿性取向来做文章。奥威尔的作品中就没有这样的证据，事实上，他的自传清晰有力地证明他是异性恋者，而卡夫卡没有。然而正如伍兹强调，造成差异性的是读者。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在《柜中认识论》中写道：

直到十九世纪末，跨阶级的同性恋人物与持续性的、思想上完全形成主题的男同性恋话语才完全浮出水面，推动其发展的是王尔德审判事件的公众戏剧化，但并不局限于此。

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谨慎地没有将此事进一步推演，但其他作家——伍兹把他们叫做“后福柯主义者”——认为在王尔德审判事件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概念。即便是在那些被同性所吸引的人中也是如此，确实存在同性恋行为，但因为缺乏明确的话语，即使对涉身其间的人也难以了解其意义，直到王尔德事件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在泰奥菲尔·戈蒂耶 1835 年出版的小说《莫班小姐》中，男主人公达尔贝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男人，并思考个中意味，格雷戈里·伍兹曾对此评论道：

这就是在 1835 年一个法国人如何对自己（以及对最亲密的好友）出柜的方式。注意到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变。他并没有仅仅困惑于自己对一个男子的肉体临时产生情欲，也没有困惑于这种想法的指向——他能由着情欲与这名男子做爱。不，这问题还要深刻得多，这是一个关于他身份认知的问题，而不是短暂的身体越轨。

伍兹指出，这种身份后来被称为“同性恋”。还可以认为，伍兹所描述的在戈蒂耶小说中的情况自鸿蒙之初（或更准确地说，自人类诞生）就已有之。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似乎大体上明智地秘而不宣，或者驱逐这一身份，并在表面上顺应社会认可的性道德观，直到近些年为止。（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同龄男子之间的关系、排他性的同性恋则与男人与男孩之间的关系大有不同。）

1885 年，王尔德被判“鸡奸罪”，于监狱中服刑两年。

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之间，任何有涉同性恋情感的说法都极为有趣，因此某些十六世纪的英语文本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如《十四行诗》的前 126 首，还有莎剧中的某些场景。伍兹先指出了这些剧作，让我们将《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视为同性恋者，不过更明显的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阿基里斯与帕特罗克洛斯，然后他引用了《奥赛罗》里的段落， 在该段中伊阿古追述了他与凯西奥同榻之时（伍兹强调说这没什么特别），听到他说“亲爱的苔丝狄蒙娜”，然后：

他就紧紧地捏住我的手，嘴里喊，“啊，可爱的人儿！”然后狠狠地吻着我，好像那些吻是长在我的嘴唇上，他恨不得把它们连根拔起一样；然后他又把他的脚搁在我的大腿上，叹一口气，亲一个吻，喊一声“该死的命运，把你给了那摩尔人！”

伍兹问，为何伊阿古没有推开凯西奥？但他并没有说伊阿古仅仅是一个同性恋主人公（假如伊阿古是同性恋的话）。他的目的是为下文提到的《十四行诗》做好铺垫。他觉得第 20 首十四行诗最有趣：

你有女性的脸儿——造化的亲笔画，

你，我所热爱的情郎兼情女；

你有女性的好心肠，却不会变化——

像时下轻浮的女人般变来变去；

你的眼睛比女儿眼明亮，诚实，

把一切看到的东西镀上了黄金；

你风姿独具，掌握了一切风姿，

迷住了男儿眼，同时震撼了女儿魂。

造化本来要把你造成个姑娘；

不想在造你的中途发了昏，这老糊涂，

拿一样东西胡乱地加在你身上，

倒霉，这东西对我一点儿没用处。

既然她造了你来取悦女人，那也好，

给我爱，给女人爱的功能当宝！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中，海伦·文德勒指出，第 20 首十四行诗“多行诗句中都有单词hews（四开本的拼法）或 hues 的各个字母”。她还注意到贯穿全诗的阴韵这一“罕见情况”。伍兹写道，批评家们对此诗尴尬不已。1840 年 D.L.理查森表示：“我真心希望莎士比亚没有写过这首诗。”1963 年 H.M.扬认为第 20 首十四行诗“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同性恋写的”。他问，假如诗人是同性恋，造化加上的那一样东西——阴茎——如何可能对诗人“没用处”呢？“那须得是一件必备之物。”那可未必。格雷戈里·伍兹非常正确地指出：“毕竟对一个男孩来说还有比阴茎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他的肛门？”他说，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提醒我们，“此里和十四行诗其他地方一样，‘没用处’指的也是女性的生殖器。”于是，正如伍兹写道，少年“得到赞美主要因为他愿意献出后背”。

之后伍兹又冷静地写了几段话，认为这首十四行诗，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将其对象性欲化了，“构成了诗人对自己出柜的自我陈述”。把“出柜”这样的词用在莎士比亚和第20首十四行诗上，我想读者有权对此感到不自在，估计伍兹也是有意为此。他在论莎士比亚的那章里引用了一些对同性恋满怀偏见的评论家语。“风险无处不在，”他说，“一个国民诗人比任何一个差强人意的、碰巧用国民语言创作的作家更是面临被挑剔曲解的风险。”艾瑞克·帕特里奇 1968 年在《莎士比亚之淫秽》中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同性恋，开头就是“与绝大多数异性恋者一样，我相信……”伍兹引用了帕特里奇的话，并驳斥其论调，接着他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传记作者赫斯基思·皮尔逊的话：

同性恋者使劲浑身解术把莎士比亚拉下水，把他当做他们自身怪癖的广告。他们援引第 20 首十四行诗来证明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此诗无疑证实了他在性取向方面是正常的。

哈雷特·史密斯评论第 20 首十四行诗说：“诗人对这位朋友的态度是爱与欣赏，是奉承与占有，但全然没有性欲。”罗伯特·吉鲁认为，这些诗里的感情“并不能代表一个主动的同性恋者的感情。”彼得·利瓦伊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的同性之爱肯定是禁欲的。”

胡扯吧，彼得。读过马洛《爱德华二世》的人有哪个会觉得爱德华与盖维斯敦是禁欲的关系，也不会有人看到剧本中爱德华把他的爱意转向斯宾塞那段后还没法接受和理解爱德华喜欢男人。莫蒂梅尔在剧中有一段话，似乎认为爱德华与盖维斯敦的那种关系有着悠久历史，只不过他自己就敬谢不敏了：

看他这般钟情盖维斯敦，

就让他恣意任性为所欲为。

至伟的王者自有同好：

功勋盖世的亚历山大爱上了赫费斯提翁；

战无不胜的赫拉克勒斯为西拉斯流下眼泪；

铁石心肠的阿基里斯为帕特洛克罗斯一蹶不振；

除了王者，还有智者。

罗马的塔利爱过屋大维；

还有严肃的苏格拉底，狂放的阿尔西比亚德斯。

陛下的青春转瞬即逝，

我们便尽情担待吧，

让他尽情享用虚荣轻浮的伯爵，

待他年长稳重，便会丢弃这些玩物。

“看到那工具，”哈里·莱文写道，他指的是在剧本末尾捅了爱德华肛门的那个又红又热的棍子，“就足够让观众惊骇了，不过更深层次的想法——比如威廉·燕卜逊——认为这是对爱德华恶行的反讽戏仿。”伍兹无暇考虑更深层次的想法，他直截了当地写道，莱特伯恩“假装引诱基佬国王，然后提供给他每个基佬都需要的东西：顶在屁眼上的又红又热的棍子。”任何一个观众都看得懂。

前 126 首十四行诗中的大多数都带有一种巧妙的、戏谑的欲望，调子较为轻快，马洛笔下的同性恋情则阴暗得多。爱德华愚蠢又任性，他的同性恋人最终陷入泥淖。在惊悚的戏剧效果下，爱德华所受的惩罚会让每个与男人有过性行为的观众都心生恐惧。这也许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最为政治正确的时刻。至少，它并没有用积极色彩来描绘同性之爱，莎士比亚就有积极色彩，尤其是《第十二夜》。

这对同性恋作家和读者来说是个重要问题。伍兹写道，七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男同性恋，往往给同性恋读者树立一种“模范，其所追求的种种幸福是解放后的同性恋生活所应有的。”福柯也意识到同性恋的幸福是一种严重的越界，他说：“人们能容忍自己看到两个同性恋一起离开，但要是次日他们彼此微笑，牵手，温柔拥抱，他们是无法被原谅的。无法宽容的并不是离开去寻欢作乐这件事，而是幸福地醒来。”伍兹继续说：

同性恋评论者们让同性恋作家意识到应该怎样去写合适的结局。同性恋主人公不能被谋杀或自杀，即使有除了同性恋行为之外的充分理由，因为他们不敢强化同性恋的悲剧之谜。

（《爱德华二世》的现代版会在剧终前让莱德伯恩递给爱德华一盒“精品街”糖果或一瓶卡尔文·克莱恩的须后水。）

1913 年初，E.M.福斯特开始写《莫里斯》时就清楚意识到这点。小说开头，爱德华·卡彭特的朋友乔治·梅里尔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后背：

就在臀部上方。我相信他摸过大多数人的。这种感觉很特别，至今我还记得，正如我记得一枚早已掉了的牙齿的位置。这种感觉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生理上的，像是直接从腰下传入心中，一点没触到我自己的想法。

他去了哈罗盖特——他母亲正在那里就医，“就立刻开始写《莫里斯》”：

这个大致计划——三个人物，其中两个结局圆满——涌入我笔尖。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一九一四年完稿。

圆满结局是必须的。我不该再去写别的结局。我决定让小说中两个彼此相爱的男人在小说允许的范围内一直相爱到永远。在此意义上，莫里斯和亚力克仍然徜徉于绿林间。我将这部小说题献给“更快乐的一年”，并非毫无意义。快乐是小说的基调，这点顺带也……使此书更难出版。要是结局不好，一个小伙子上吊或自杀，那么一切都好……但一对逃离惩罚的恋人是会怂恿其他人犯罪的。

四十多年后，福斯特还在思考此书的结尾，他重写了一个仍为圆满但更可信的结局。（这对恋人不再生活在伐木工小屋里。）

同性恋作品有种写悲剧与不圆满的倾向——这正是福斯特与石墙事件后的作家们想要抵制的——这种倾向在爱尔兰作品中找到回音，最常见的是父亲或孩子死掉（利奥波德∙布鲁姆的父亲自杀，他的儿子死了），以及家庭纠纷。没有一部爱尔兰小说是以婚礼为结局的。如《威克菲德的牧师》（1766）与罗迪·道尔的《唠叨人生》（1989）这类小说中出现的家庭幸福，只为了被毫不留情地摧毁。爱尔兰小说、戏剧、诗歌中最强烈的意象是破碎、死亡、毁灭。剧本中充斥着呐喊，诗歌中俯拾皆是哀歌，小说中到处是葬礼。

福斯特英勇地抗拒这点，在《莫里斯》中他没有让斯卡德被捕、上吊、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反，斯卡德再次与莫里斯会面，说：“如今我们不该再分开了，就这样。”然而这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好比利奥波德∙布鲁姆幸福地结了婚，牵着儿子的手在都柏林散步。这会令人心生鼓舞和希望，在政治上也是正确的，但不符合另一种与希望、政治无关的真相。当然，随着同性恋生活的改变，爱尔兰的改变，这一真相也会改变，然后不幸的结局、夭折的孩子、疯癫的老父也许就会被贴上与艺术要求的真相无关的标签。

同时在我看来，九十年代同性恋作家写的两部最优秀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所有作家创作的所有题材中也是出类拔萃的），用哀歌的形式纪念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这两部是汤姆·冈恩的《夜里流汗的人》和马克·多蒂的《我的亚历山大》。两者都描绘了一个福斯特应会赞叹的，以同性恋的幸福——望福柯海涵——为基准的世界。

假如我今日得享永生

我想我也不会做出任何

改变

多蒂写道。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同性恋的生活和同性恋的死亡：爱人与朋友、同性恋的性、同性恋社会。但每一句诗都流露哀愁，每一刻的生活都隐含着悲伤的结局。自由的同性恋生活被视为难得的恩赐，但也是悲剧。格雷戈里·伍兹引用了《经济学人》上的书评，书评人说自己对冈恩 1982 年的诗集《欢乐之路》印象平平，因为“它把同性恋写得很快乐”，而十年后出版的《夜里流汗的人》则“赋予他诗作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人的原始活力”。伍兹认为冈恩在《夜里流汗的人》之前的两部诗集“同样优秀”。这点我不同意。《夜里流汗的人》里的诗非常出色，并不因其“生命力”或“人的原始活力”——不管那叫什么——而是因为哀切的悲声与这些诗歌里正式的、几乎毫无私密感的语调之间的互动。也许也是因为这些诗满足了我要将同性恋人生写成悲剧的念想，一种我知道我应当遏制的念想。

弗雷德·卡普兰在他的詹姆斯传记中写道：“1890 年代中期，[亨利]詹姆斯身上开始发生不寻常的事，并在之后的十年中更为频繁。”他开始与年轻男子相恋。“詹姆斯的性自觉，”卡普兰继续道，“似乎既不是全然的懵懂，也不是尴尬的一清二楚。”“其实我还想要你，”他对其中一个年轻人莫顿·富勒顿说，“你令人惊艳……你很美；你很懂人情世故，有神奇的温柔触感。但你人不好。是这样。你人不好。”

亨利·詹姆斯（1843 年 4 月 15 日－1916 年 2 月 28 日），美国作家。有学者认为他是同性恋者。

没有证据说明詹姆斯曾与他们发生过肉体关系。然而在《亨利·詹姆斯：年轻的大师》中，谢尔登·诺维克提供了竟然颇有说服力的描述，詹姆斯或许曾与后来当了高级法院法官的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有过一段情事。那是在 1865 年，当年他二十二岁，霍姆斯二十四岁。诺维克接着写了詹姆斯如何在表妹明妮·坦普尔一事上与霍姆斯互争高下。这在凯特·克罗伊与默尔夫人那里都能找到回音，一个有趣且有用的事实是，她们都是天真的即将坠入爱河的美国年轻女子。

詹姆斯对约翰·阿丁顿·西蒙斯的生活甚感兴趣，他时常从爱德蒙·古斯那里听说此人的事。当他风闻西蒙斯可能是同性恋时，他对古斯说他自己“好奇得寝食难安，只想再听到后续消息，哪怕是一张（写着暗语）的明信片也能缓解悬念。”1893 年古斯给了他一册西蒙斯私印的《现代伦理学的一个问题》，此书总共印了五十册，在道德接受度与审美价值上支持了同性恋。两卷本的西蒙斯传记在他死后出版，詹姆斯“饶有兴趣地读了……应该为他写篇一流的书评，一篇真正生动的文章，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话题。但谁来写呢？我写不了。虽然我想写。”

1892 年，詹姆斯与“古怪的约翰·阿丁顿的道德观不一致的妻子”共进晚餐，这给了他创作短篇《<拜尔特拉费奥>的作者》的灵感。小说中一个美国年轻人拜访了一位名作家，作家的妻子很反感丈夫作品中的道德观。“他无法控制在艺术中表达自身最深沉的情感，”卡普兰写道，“他有两篇精彩的短篇《<拜尔特拉费奥>的作者》与《学生》都表达了无处发泄的同性恋情欲。”

问题是这些作品并没有。令人意外的是，詹姆斯能将自身的同性恋性取向摈除在作品之外。同样意外的是，有一些短篇很糟糕，稀奇古怪，晦涩难懂，又莫名地不完整，甚至有些是他在创作最后几部伟大作品的那几年里写的。幸亏有一系列关于古罗马、古希腊和佛罗伦萨的暗示，读者或可据此认为马克·安比恩特——《拜尔特拉费奥》的作者——在其著作中写过同性恋话题，因此他的妻子郁郁不乐。读者也可能认为小说中极为崇拜安比恩特的美国叙述人是同性恋。但同样可能的是，安比恩特的书并不是写同性恋的，叙述人也不是同性恋。马克·安比恩特已婚，有个非常漂亮的幼子。他的妻子担心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父亲的性取向。但小说只写到她担心儿子会去读父亲的作品。而儿子仍在稚龄，这并不可信。《学生》也是一样。彭伯顿去莫林家教他们早熟而病弱（且极其不可思议）的儿子。这家人没有付他薪水，他还是留下来了，因为他喜欢这个孩子。小说并没有暗示他对孩子有邪念，也没说他是同性恋。你若乐意自可如此解读，但文本中没有。

詹姆斯可以通过添加几句话甚至几个字来改变这两篇小说的整体意味。但那样他就得重头写起。他选择不添加这些字，不让自己有机会将他头脑中的场景戏剧化，因为他无法把它写清楚。他在生活与创作中一直小心谨慎，一直严加控制，确保用于虚构作品的素材万无一失。《<拜尔特拉费奥>的作者》与《学生》的有趣之处就是他差点失去了这种控制力，但他失去了小说。

批评家们不会放过詹姆斯。他是同性恋，所以一定写过透露这方面证据的小说，只要我们仔细深入阅读就能发现。关于在《螺丝在旋紧》中迈尔斯被学校开除这件事上，伍兹发问：“每个男孩不仅仅和自己喜欢的男孩说悄悄话，还讨论喜欢男孩这种话题，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回答：“这点存疑。”为何要多此一问？《螺丝在旋紧》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故事中融入了那么几种可能性：叙述人是完全没有可信度的疯子，或者彼得·昆特真的甚至是在肉体上玷污了迈尔斯，或者两种可能都有。《<拜尔特拉费奥>的作者》与《学生》中的同性恋潜文本先被暗示而后取消，但此文中的潜文本是明白无误的。此文更容易做到这点是因为同性恋潜文本提供了纯恶的意象，而《<拜尔特拉费奥>的作者》中的好心的叙述人和天才作家都只能双双是同性恋才行，《学生》中的好老师和病男孩也是如此。应该了解的是，1885 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草案》，私下的自愿同性恋行为要被判处两年重劳力刑罚。并不难想象亨利·詹姆斯对重劳力的态度。

在提到的这三篇詹姆斯的短篇中，天使般容貌的年轻男孩都最终死去。也许在 1910 年与 1911 年间，詹姆斯用弗洛伊德一名弟子的方法作分析时，发现了自己写的这些小说有何意味，但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线索。（托马斯·曼的家人没法理解为何他把自己最疼爱的孙子作为《浮士德博士》中被残忍杀害的孩子的原型。）詹姆斯的第四篇小说《丛林中的猛兽》几近经典，也同样被诠释为含有同性恋主题。

在《柜中认识论》中，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有一篇关于詹姆斯和《丛林中的猛兽》的有趣文章。她写道，批评家们可能认为詹姆斯“将自身的同性恋欲望转化成作品中的异性恋欲望，转化得如此彻底如此成功，以至于这种差异性无迹可寻。”另一方面，她认为詹姆斯“经常——虽然并不是一直——尝试这种伪装或转化，且确实留下了痕迹，一种痕迹是他不想转化的材料，另一种痕迹是只能被粗暴胡乱地转化的材料。”

在《丛林中的猛兽》中，梅·巴特拉姆遇见了约翰·马尔谢，她记得他十年前告诉过她的那个“秘密”。“你说过你自小就知道，在你心底最深处藏着什么怪异的，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而且迟早会发生。”伊芙·科索夫斯基写道：“我认为马尔谢的秘密如果有内容的话，那就是同性恋。”

我认为马尔谢的秘密显然是有内容的，那很可能就是同性恋。这篇小说的问题是，这个“秘密”、“什么怪异的”是一种笨拙的自我戏剧化，乍一听会让人发笑，在小说中马尔谢过了好久才摆脱这个问题。读者有权期待两种情况，一种是多年之后马尔谢的秘密最终成为巴特拉姆一直在说的幻觉，另一种是在小说末尾真有灾难降临到他头上，这像是兰慕别墅中来了几分卡夫卡的感觉。小说中仅有的两个人物都性情孤僻，神经兮兮。梅在去世前暗示她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这指的是某种已经发生的情况。在她死后，马尔谢也模糊地意识到了那是什么。他没有恋爱过，他不能恋爱。他显然无法去爱梅·巴特拉姆，正如詹姆斯无法去爱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至于梅是否一直都明白马尔谢的不能，就任由读者评说了。他不能爱她或许因为他是同性恋。因为他无法处理自身的性取向，就谁都不能去爱。卡普兰指出，这“象征着詹姆斯从未过好这一辈子，一直拒绝爱与性的噩梦。”

当你了解詹姆斯的生活后，这篇小说更为阴暗，而他的长篇小说中几乎从未出现类似情况。你意识到小说引导你去期待的灾难，正是詹姆斯所选择的或被迫选择的那种生活。“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莱恩·埃德尔写道，“没有一个故事比这个被注入更多的个人情绪。”在《丛林中的猛兽》中，詹姆斯孤独的存在以最可怕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冰冷的生活。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人，这个人，对他而言世上的一切未曾发生。”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写道：“否认这个秘密有内容——明言它并无内容——是典型的并且‘令人满意’的詹姆斯式的正式姿态。”但这并不是一种典型的或令人满意的正式姿态。表面上这是一个男子意识到自己无法去爱是种灾难，但对熟悉埃德尔或卡普兰的詹姆斯传记的读者，对愿意在字里行间寻找线索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同性恋男子的性取向将他冻结在了世上。以其各种内蕴而论，这是一篇凄凉而令人不安的小说，用埃德尔的话说，是詹姆斯“最现代的故事”，“没有一种情感触动过他，因为这正是情感的含义。他是从生活之外观察，而非从内心体验。”

封面图来自电影《少许灰烬》

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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