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防疫志愿者还有补助吗（该不该给防疫志愿者发补贴）

文 / 巴九灵（吴晓波频道）

疫情封控之后，“志愿者”成了连接居民和外界的渠道。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快递等“最后一公里”的生活需求，都需要通过志愿者作为桥梁。

既然志愿者付出了劳动，那么是不是应该给志愿者报酬呢？如果给，应该谁来给？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当志愿者的动机可以分为金钱激励和非金钱激励两种。非金钱激励包括荣誉感、社区责任感等等。

拒绝接受报酬的志愿者

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有一群小孩经常在一个老人家门口踢易拉罐，老人已经被吵得不胜其扰，多次和这群小孩沟通，都没有任何效果，相反这些小孩反而踢得更加起劲了。

直到有一天，老人又找到这群小孩，说从今天开始，我付钱给你们踢易拉罐，每天你们来我这里踢半个小时吧。

小孩们觉得很意外，但是有钱拿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于是这群小孩就每天来踢易拉罐，拿钱。

过了一周之后，老人说：最近收入紧张，只能给之前付的钱的一半，希望小孩还继续来踢。

这帮小孩觉得不太高兴，但是还是同意将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

又过了一周，老人又找到他们说：现在家里多了一笔额外的开销，自己实在不能给小孩钱了。于是这群小孩气愤地说：不给钱，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踢易拉罐？

于是，这群小孩再也没有来过。

这个小故事里面，老人就是先把小孩们的非金钱激励，巧妙转化成了金钱激励，然后减少金钱激励，最终成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有一篇很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叫做《Pay Enough or Don't Pay at All》（直译为《给足报酬或干脆啥都不给》）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人们是靠着非金钱激励来工作的，如果贸然给钱，用俗话说就是“性质就变了”，变成了金钱激励。

如果把非金钱激励转化成了金钱激励，然而给得又不是足够多的话，就可能会产生最坏的结果——钱付了，服务的质量反而下降了。

但是抗疫志愿者们的劳动，似乎和小孩踢易拉罐，甚至和去养老院做义工，还是有微妙的区别。

任何理论，都有适用的范围。像上面那个踢易拉罐的例子，踢或者不踢，对小孩们来说，付出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行为经济学上一点点激励的变化，就可能导致其行为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去养老院做义工，对义工而言，自己所要承担的工作量是有预期的，并且也是义工可以一定程度上所能控制的。无论义工出于献爱心的动机也好，出于社区责任感的动机也罢，去养老院之后其面临的突发事件、压力和责任都要远远小于抗疫志愿者。

而身为抗疫志愿者，有很多工作的内容，是在参加之时无法预计的，并且劳动量也远远大于通常的“义务劳动”。这种因为任务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效用，其实是需要补偿的，这个补偿可以称为“不确定性的溢价”。

“五一”坚守岗位的志愿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又应该给志愿者适当的报酬，来让他们有动机去完成自己的职责。

除了“不确定性溢价”之外，免费的志愿者还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

道德风险问题，是2016年诺奖得主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的贡献。说的是因为我们无法完美地对合同进行监督，人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

志愿者在抗疫的过程中，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能够接触外界，能够在外走动。如果志愿者没有收到足够的报酬而又感觉自己“亏了”，那么就可能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谋利，或者怠工。而这会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比如资源配送不到位，私下里收取酬金送货等等。而这些计划外的行为，显然与抗疫目标背道而驰。

从这个意义上说，支付一定的报酬也有助于减轻道德风险的问题。

如果应该给钱，那么应该由谁来支付这笔报酬呢？是应该政府财政支付给志愿者，还是应该居民直接众筹支付？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需要一个清晰的反馈渠道。因为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志愿者的直接雇主，志愿者直接对政府负责，向居民提供服务，同时获得报酬。只有当居民能够有效地将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反馈给政府，而政府也能够及时响应的情况下，上面说的道德风险问题才能减轻。

另一种实践是“众筹”的志愿者。比如说一栋楼房里面的业主，自发组织起来，出一定人数的志愿者来给其他人提供服务，而其他人则通过众筹来给这些志愿者报酬。

首先，这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微型的“保险”市场。

保险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风险的交易。我交保费给汽车保险公司，不出事便罢，出事了保险公司赔付，用一个负的现金流——保费，把我的风险卖给了保险公司。对我而言，减少了风险；对保险公司而言，获得了风险溢价，这是一个双赢的行为。

而小区抗疫志愿者也是如此，有一些人愿意出力，擅长组织和处理各种事件，有一些人则愿意花钱让自己少做一些类似的事情。这样相当于后一批人花钱，把自己承担的抗疫责任转移给了前者。双方在市场上通过交易，都满足了自己的偏好。

工作中的社区志愿者

其次，众筹的委托人是业主群，和志愿者之间的代理关系相对更加明确。如果志愿者收了钱之后，提供的服务不让人满意，或者有更严重的渎职行为，那么业主群可以通过更换志愿者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因为存在“更换”这一外部选择，众筹的志愿者往往也更有积极性来帮助自己的雇主，也就是业主解决问题。

有人可能说了，那现在负责“团购”的团长，是不是也是众筹的志愿者呢？那为什么业主们无法因为对团购不满意而随意更换团长呢？

团长和众筹志愿者，还是有区别的。

众筹志愿者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资源，只是因为业主群的授权而获得了志愿者的权力，这里面有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换一个志愿者，能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但是不少团购的团长们自己有联系货物的渠道，这让其本身有了独特的价值。换一个人，可能就联系不到这些货了。这种因为渠道垄断而造成的不可替代性，属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自然就会导致之前我们说的“道德风险”寻租的可能性。

总之，志愿不等于免费，适当的安排和设计志愿者的激励机制，无论是对于业主的生活条件，还是对于抗疫的效率，都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

本篇作者 | 司马懿 | 当值编辑 | 范程远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