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修志工作（浅议二轮修志中的详与略）

二轮续志启动以来，由于中指组未对三级志书的篇幅作出具体要求，目前，随着新编志书陆续出版，笔者发现有过分强调志书的资料性而忽略志书著述性的倾向，这就导致篇幅不断增加，有的县级续志动辄二三百万字，甚至更多；地市级志书普遍四五百万字、七八百万甚或上千万字。篇幅不受控制，形同脱缰的野马，无限地拉长，“块头吓人”，拿不动，买不起，读不完，造成志书阅读不便，只好成为束之高阁的摆设，使经世致用的功能大打折扣。虽说志书是一方之百科全书，但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编者面对浩瀚的资料，并不是漫无边际地悉加收录，更不是志书部头越大越好。这就要求编者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正确处理好详略关系，要尽量压缩志书篇幅臃肿现象,做到统筹兼顾，详略有度。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提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行文标准，即语言简练而意义丰富，叙事浅显而意旨深远；他还提出“体约而不芜”，即体式简约而不芜杂。李铁映同志的要求则是：写志书就应像发电报那样“增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 对此，笔者认为志书的详略应遵从“有用详述，无用略记”一说。而如何框定“有用”与“无用”呢？地域独有的、时代独有的、个体独有的即个性鲜明的为“有用”，反之普遍的即共性的为“无用”。编者应根据内容的主次安排记载的详略，主要内容宜详，次要的从略；否则即会造成详略不当，或芜杂而不得要领，或简略而疏漏百出。另外，还要掌握好典型记述（点）与概述（面）的关系，前者宜详，后者宜略，“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详点略面，点记细节，面陈大要。此与彼是指主体与客体，即立足本地，详内略外。做到抓住主次，点面结合，有骨有肉，详略适宜。在具体编纂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心设计，详略有度

方志学的奠基人、地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对修志的基本要求是：“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其中“决去取”就是要求修志人首先要明白所修志书要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为达到此目的而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即哪些是有用信息，哪些是无用信息；在有用信息中，哪些是重要信息，哪些是一般信息。方志学家寿鹏飞在所作《方志本义管窥》一文中主张：“先言志义，因义而生例”,“义以经世，例以救时，义则精神，例则形式也。”这就要求每位编辑尤其是主编在动笔之前，有一个详细的写作方案，首先要做到立意高远，力求凸显本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规律，将志书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比如在二轮修志中，方志专家武铁良先生首先给涉县二轮修志提出定位：“你们是革命老区，又是最早、最大、最广祀奉华夏人文始祖女娲的圣地，理应编出一本名志。”涉县二轮修志的纲目送给全国10多位专家修改，然后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才编出30万字的详细的篇目纲要，这样要项得体、详略适宜的蓝图成竹在胸了才为后来编出较好的志书奠定了基础。我们新编《邯郸市志》也是在收集资料篇目的基础上，通过对《地理卷》的评审又重新对篇目进行了调整编排，从而为其他几卷编修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少走了好多弯路。也就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收集资料之前，就要做到孰轻孰重，孰详孰略，哪些内容要拒之门外，哪些内容一言以蔽之，哪些内容应该展开来叙述，每位编辑必须具备一双甄别有无价值和价值高低的火眼金睛，而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事无巨细一篮子，不识庐山真面目，甚至陷入鲁迅先生所针砭的“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泥潭。志书立意的基本要求是力争修成一部具有辅治功能教化功能的传世之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结合，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高度统一。在此思想指导下，其内容必然要详略得体，该详时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该略时必须删繁就简，在简练为文的基础上，做到惜墨如金，将“要言不烦”“文约事丰”落到实处。

二、抓大放小，提纲挈领

清代文学家、方志学者洪亮吉在《泾县志序》一文说过：“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地方志必须抓大放小，突出主线，才能纲举目张。如在编纂地市级志书时，站位必须高，要写全市的大事、要事、新事，不能面面俱到。对县（市、区）志书已有的可略写，只记其在全市有影响的大事、要事、新事。在编纂中，要重点写好各县（市、区）概况，对于各县（市、区）“三农”与“环保”、居民人口、经济总情、人民生活、党政群团活动、决策与施政、文明新风、艺文与创作、史志与谱牒等，诸如此类主体性强、易出彩的亮点部分，编纂者都应给予必要的倾斜。如我们在新编《邯郸市志》中，对所辖县（市、区）志已有的就略记或不记，主要选录在全市影响大或特色鲜明的事物；对市区各部门的记述也不是面面俱到，只记载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对一些小的、众多的企业已记述过的相类似的则略记。

抓大放小就应不断记新载变。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刘勰说：“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其意是说变通的生命力才能经久，能够继承、创新才不致缺乏营养。二轮志书要十分注重记载新事物，如社会阶层变化、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空巢老人、留守妻子和儿童、农村养老、“空心村”、失地农民状况、“富贵病”、互联网、新生习俗、婚姻家庭新态等，均要予以必要的关注和适量的增加。如新编《邯郸市志》就把记述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尤其是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邯郸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在纂修时不少编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古”更感兴趣，详古成为通病，后来才逐步得以纠正。

抓大放小还必须要注意提高文化品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国者，

先灭其史；欲灭其族者，先灭其文化。”文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和成败优劣，地方志必须全方位提高文化品位。如《涉县志（1991－2011）》把全县最具文化魅力的“千年古县”，享誉中外的中国女娲文化之乡娲皇宫，被誉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坚力量摇篮”的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以及“女娲祭典”“涉县赛戏”“上刀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冠于各专志之前，凸显了地情文化亮点。还有一些志书注重考证和注释，邀请文人写序，后记反映编纂特点等，以此增加文化气息。

同时，抓大放小不能忘记拾遗补缺。拾遗补缺是编修志书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是对首轮志书遗漏进行必要的补充，使志书更加完善。如管理对象（志书一般对管理主体记述较多，对管理对象近于忽视）——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其他社会问题等，适当予以增补。著名国学大师和方志学者黎锦熙提出修志首先要“明三术”：续、补、创，即续写前志有关类目，补充前志的遗缺与纠正前志的舛误，创立新增事类。“如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门，新获者固当‘续'入，旧有者类多阙遗，须为拾补；或涉舛误，应与纠绳。”如《井陉县志（1985－2004）》续写和补充了“井陉拉花”的渊源及其影响，并使之升格为一级目。《武安市志（1989－2010）》在附录中增加了“勘补辑佚”，对前志中的遗缺进行了增补，并对前志中“武安县曾属林虑郡”“武安是从河南省划归河北省”“白起受封武安君”等进行了核查、考证，对前志错误处进行了纠正。

三、把握重点、详略得当

准确掌握好各篇章记述的重点。在编纂《邯郸市志》政治部类记述“政治活动”“政党”“社团”“政务”“军事”等方面的内容时，各有不同的重点，如“中国共产党”记述的重点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中心活动及主要工作上，在志书中要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鉴于这种考虑，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邯郸市委员会”这一章中，除对“党的组织”“党员队伍”“党的干部”以及纪检、统战、宣传进行必要记述外，还单独把“中共邯郸市委重大决策”作为一节加以记述。“政府”章，把重点放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工会”把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妇联”把重点放在“妇女解放与妇女运动”上等等。而不在历次代表大会、人员任职、机构设置、组织沿革上平均使用笔墨。

在记述上要做到详略有度。贯彻“详略得当”的原则与把握各章的重点是相辅相成的。即使是重点，也应该做到详略得当。即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详重略轻。是否是各篇（章）的重点，是否能做到详略得当，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所记述的内容能否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尽管归属得当，语言流畅，也是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的。诸如涉县的“三珍”（花椒、核桃、柿子）、魏县的鸭梨、鸡泽的辣椒、馆陶的黑陶、永年的驴肉香肠等等，尽管前志已经涉及，但续志仍不能疏漏，要错开角度，变换落点，常写常新。《嘉靖耀州志▪凡例》规定“凡事涉国典，海内共有者不书”，亦即“通典不录”，此说已成为方志界的基本规则，然其仅分国史与地志之别，尚无凸显地方之性。如邯郸市是严重缺水城市之一、钢铁工业星罗棋布、轻纺市场繁荣等颇具特色，因此水环境如何保护、重工企业如何转型、产业如何联动发展、民营企业如何培育、外来人口如何管理等可详述，至于民生改善、“三农”建设、城镇建设等共性内容可略记。但要注意的是，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主张略记的是共性中宏观的内容，微观的、细节性的还得要记述，要做到详中有略，略中有详。

在编纂时要做到“精准”。在尊重历史、略古详今、服务现实、激励未来的原则下，把涉及到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等方方面面，在编纂时要做到“精准”，即凡选录入志的资料力求达到精而必备、载而生辉，可选可不选的坚决不选。这里所说的“精准”主要是指资料的质量和价值，不是指文字的多少、所处地位的高低等。可以想象到，选中入志的资料肯定是编者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中反复进行筛选、加工、比对而最终确定的，因此，所选用的许多材料才显得富有生机而感人。这种求“精准”的精神要贯穿于全书。如《邯郸市志》文化卷在“民间文学”章中，在众多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中，我们着眼于有地域性的、邯郸独有或独特性的事物入志，而北方普遍流传的，虽有一定影响也未被入选。再如，对邺城的“建安文学”，除志文中概括记述外，在“艺文”部类，又选入多首“建安七子”的诗文与其呼应。这样既彰显了地域文化，又能详略得当，为打造邯郸文化品牌提供了历史依据。

四、选用典型，点面结合

典型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它能够足以代表某一类事物特性的标准形式。“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论认为，个性即典型。”由于志书篇幅有限，对所记述的热点问题，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面铺开，必须在谋篇立目、资料取舍、内容剪裁上狠下一番功夫，只能有的放矢，抓住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较大说服力的事实材料重点记述。可采取板块结构，对相应专题进行多角度、多体裁、立体化的反映和挖掘。

在编纂时，不仅选取反映事物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的概括性材料，而且应在各篇章中大量采用具体的典型材料。使概括性材料统帅典型，典型材料充实概括性记述，点面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立体记述。如在《广平县志》“农业”章记述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变化，首先概括记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积极购置农机具、选用良种、打井改土、采用新技术，促进了工业迅速发展。1989年比1977年，粮棉每年分别递增6.7%和16.8%，增幅为1.3倍和5.5倍。农村人均收入1981年是407元，1989年是450元。”这是采用“全景”摄像法让人看到全县农村新貌。接着，志书记载了“农村10个承包户”典型，内容有各户的生产投入、经营管理、粮棉产量、经济收入、生活的提高。这是10个“特写”镜头。在“乡镇企业”章中，概括记述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经济类型和产业结构以后，记述了“8个手工业专业村”。8个先进典型与前边的概括记述相呼应，使全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广平县志》90万字，在已出版的新志书中属于规模较小的志书。但读后感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血肉丰满，这与恰当运用典型、立体记述很有关系。③

在点与面的结合上，还要做到粗与细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如新编《邯郸市志》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事件，我们在“大事记”中有记载，在各分志中有记述，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这一编中有专章，这样做，既可以通过“大事记”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脉络，又可以通过专章窥视到其全貌。虽说志书是一方的百科全书，但不是大杂烩，事实证明一部志书无所不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编纂时首先要处理好政治部类与志书整体的关系。政治篇章在整个志书中所占比重大小，应服从志书总体的需要。正像有的专家所说，地方志姓“地”，而不姓任何一个专章。其次要处理好政治部类中“中国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与“地方党史”的关系。史学界一直存在着“隔代编史，当代修志”的说法，而中共党史的研究编写工作与我们修志工作基本上在同时进行。如果处理不好，会出现记述重复、雷同，或是相互矛盾，给后人研究带来困难。

五、增加图表，节省篇幅

图照，最有历史感，最能印证史实，是高度浓缩的语言。图照具有形象、直观、简洁、信息量大的特点，达到“一照胜千言”的良好效果，而且可增强志书美感。当前，有些编辑对图照运用仍然重视不够。有人认为图照一多，成了图经，其实未必。殊不知，“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确实具有重要地位。图经始于东汉，发展于隋唐时期，至两宋时期盛极一时，使它成为我国历代地方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照运用，图注言简意赅，形神兼备，省去了大量文字，增强了可读性和真实性。首轮志书大都是通志，历史照片稀少，尚且无可厚非。二轮志书编纂的是近20年的史事，已有丰富的照片，何乐而不用呢？在选用典型照片时，要突出表现主题。尤其要选取具有地方特色、人文特征、生活气息浓和史料价值高的照片。譬如《邯郸市志》，采用图文混排，全书彩印。并在首卷前，设最具邯郸地域特点的彩页，突出体现了邯郸的人文与历史。既有全景式的航拍照，又有近距离的景观照，既有最新的城市广场，又有历史上“领袖莅临邯郸”，近与远，古与今相得益彰。

表格，可以起到统计和比较作用，可以省去一定的文字说明。史学家刘知几指出：“观太史公之创表也……虽演、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若将繁复的数字列表反映，可以化繁为简、聚零为整、提高有效信息含量、反映全貌、表现动态、体现本质，具有直观性和便览性。复杂纷纭的事物用表列出便一目了然，比文字记述更加清晰、深刻，又节省了篇幅。把重要年份、重要时段、重要史事设计成一份表格，以数据的变化来反映史事的发展，使资料充足，有说服力。关键是编纂哪些数据，GDP、农民人均收入等常规性、政策性的基本无大用，人均耕地数、外来人口数、家庭人口数、千人拥有医生数、家庭用电用水量等数据都十分重要，一排列就说明一切。我们也可以就个体某项以纵向排列方式来记述史实，那更能方便读志用志。

六、注重删减，锤炼语言

锤炼语言，就是压缩志书水分、精炼文字。著名文学家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志书汇集资料，并不是将大量原始资料原封不动地堆砌起来，而必须是资料性的著述，必须将资料进行大量的浓缩处理，最终形成主题突出、详略得当的志稿。刘勰对锤炼语言的要求是：“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原始资料是多种多样的，有总结、有报告、有记录、有图表，有粗有细、有详有略、有单一性的也有多主题性的等等。相对于一定的主题而言，原始资料中的无用文字或不相干类项占据着很大比重，因而必须通过选择、提取、合并、重组，尽可能地挤去水分，使原始资料以新的志稿形态出现。在实际工作中，删减无关资料容易，但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删去了可惜，不删总显得臃肿或过于细碎，这就需要概括、提炼。当然，对于志书初稿，在粗细详略问题上不必要求一步到位，在一时拿不准的情况下，可暂予保留。原则上，志书初稿在详略方面适当放宽，应为后边的通盘斟酌和进一步修改留有余地。

正在编修的二轮志书具体要做到：一是要删削雷同内容。雷同的表现，有的是一事多处记述，有的是概述、小序与正文重复，有的是文表重复。二是要力避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注意综合概括。要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作为剪裁取舍的依据，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削冗长，钩玄提要。三是删削套话空话。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配合下”“通过什么什么”“达到什么什么”“为了什么什么”“开展什么什么”等等，无具体史料，无实际意义，均应当删去。四是压缩共性内容，保留个性内容。全国、全省、全市共有的内容、宜简不宜繁。有的志书出现个性资料不够，共性内容来凑，这是不可取的。五是舍弃动辄议论和褒贬，在概述中可述议结合，在其它地方应述而不作。六是避免总结报告式语词。志书记述、记事、记物、记人，全用事实说话，不加修饰。总结报告式语词，往往用很多概念性语言掩盖了原貌，徒增篇幅，是志书之忌。七是精简过多过繁的表格。八是删去浮言赘语。如《广平县志》“概述”中记述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四位英雄：“县大队侦察员郝元书，以一挡百，英勇搏斗，从巍巍塔顶抱敌跳下，血溅古刹；游击队长包天吉，率部激战，继而与敌白刃格斗，最后为国捐躯；公安队长潘成法，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击毙日兵四名而后壮烈牺牲；工商科长苏静坡，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英勇就义。”采用排比句式，节奏鲜明，语言简洁，气势宏伟。“血溅古刹”“为国捐躯”“壮烈牺牲”“英勇起义”，用不同词语贴切地表述了4位英雄牺牲的不同情景。而且不少段落用词富于变化，注意语言的节奏韵律，给人以美感。

综上所述，志书的详略是由其本身的内容需要来决定的。同样一部《水浒传》，该详时如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反复渲染铺陈，否则，不足以反映惩治恶人的痛快淋漓；而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写“那雪下得正紧”，“紧”做到了一字传神，绝不浪费。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编辑在志文的详与略上下足功夫，充分酝酿，反复打磨，力争做到 “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这样说，志书的繁简问题解决之时，就是传世之作出台之日。

（作者：河北省邯郸市地方志办公室杨富中。本文入选2017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并于2017年11月刊载于《重庆地方志》杂志）

编审|杨富中 责任编辑|王拯 编辑|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