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二七路以前有个什么大学（从街道口到八一路）

充满浓郁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氛围的武汉大学校园，往往在给世人的第一印象中，便将这种古典优雅的建筑美学展现了出来——当人们来到学校的正大门处时，便会看到矗立在校门广场中央的一座威严雄壮、古色古香的牌坊。吸引人们眼球的，并不仅仅是这座牌坊别致的造型，也包括牌坊上镌刻的六个大字。许多第一次来到武汉大学的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按照我们今天从左往右的读写习惯来念这六个字——“学大汉，武立国”。其实呢，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按照从右到左的传统书写顺序，读作——“国立武汉大学”，也就是武汉大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校名全称。

大多数游人并不知道，如果我们在这座“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下转过身来，背对校门，沿着与之垂直的珞珈山路往校园外前行数百米，穿过一个名叫劝业场的街区之后，便会惊异地发现，在这条小路的尽头，也就是靠近武珞路的路口处，竟然还有一座几乎和它一模一样的牌坊，只是尺寸稍小，看上去也陈旧、灰暗得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武汉大学校园内外怎么会有两座“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

事实上，武汉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校门牌坊，还不止这两座。

昙花一现的街道口木牌坊：1931－1932

1929年初，刚刚成立不久的国立武汉大学，选定了武昌郊外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新校舍建设。随后，学校函请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武昌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新校区的专用道路，全长1.5公里，宽10米，于1930年初建成通车，并由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

1931年，在街道口大学路的起点处，面朝武珞公路，背对珞珈山，武汉大学建起了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校门牌坊。这座牌坊是纯木质结构的，由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监造工程师缪恩钊、绘图员沈中清设计，是一座色彩鲜艳、带有江南建筑风格的木牌楼，“油漆彩画甚是别致”（沈中清语）。牌坊正反两面的横幅上，均书有“国立武汉大学”的六字校名。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木牌坊（图片来源：《国立武汉大学民二四毕业纪念刊》，1935年）

然而，这座牌坊的整体比例却不大协调，不仅明间跨度过大，而且四根立柱也过于纤细，整体上给人以“头重脚轻”之观感，在建筑的坚固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果不其然，这座木牌坊在落成后的第二年，就被一场大风所吹垮。

就地重建的街道口水泥牌坊：1934年至今

大约在1934年，武汉大学在不幸损毁的街道口木牌坊原址重新修建了一座牌坊。这一次，学校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放弃了木结构，而代之以钢筋水泥。这座新牌坊仍由缪恩钊、沈中清二人设计，改用四柱冲天式，造型较为朴素敦实。据沈中清先生晚年回忆，“此牌楼是我设计，Kales来工地时见了牌楼和我握手表示赞赏”。Kales即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总设计师、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除了外观与之前的木牌坊大不一样之外，这座新的水泥牌坊背面的文字，也由与正面完全相同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换成了由时任中文系主任刘赜教授手书的小篆体“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当时，武汉大学已拥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农学院正在筹备之中，医学院的增设也早已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也就是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非常明确地标示了这所综合性大学在当时所追求的理想办学格局与学科结构。

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作者拍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以及日寇侵华所带来的长期破坏，国立武汉大学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方才最终实现这一早在十几年前便已基本确立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理想。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局面仅仅只存在了三年时间便告结束——1950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开始，武汉大学的医、农、工三大学院先后分离出去。直到整整半个世纪过后，武汉大学与毗邻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及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才重新获得了宝贵的工科和医科。如今，武汉大学下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信息科学和医学六大学部，可谓是赋予了传统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科门类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20世纪30年代建于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距离珞珈山校园尚有一公里多的路程，而连接牌坊与校园的“大学路”南端大约一半的路段，也从不属于武汉大学的校址范围。因此，这座牌坊的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校门”，而只是在街道口这个交通要冲，起到了一个“指路牌”和引导标志的作用，即告知那些来到街道口的路人——只要循着这个牌坊所指示的方向拐弯进入大学路继续前行一段路程，就能抵达“国立武汉大学”校园，而并不是说只要过了这座牌坊就进入武大校园了。

最初，在武昌郊外开展建设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并没有任何围墙。数十年后，随着武汉城市的发展与市区的不断扩充，原本处在郊区的武汉大学校园，逐渐与这座日益膨胀的大都市连成一片。

20世纪5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该牌坊后面的几处建筑为当时的中南民族学院（现中南民族大学）校舍（现为湖北省军区所在地）由于大学路的南段与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均在校园范围之外，时日一久，便逐渐被包围和淹没在熙熙攘攘、喧嚣嘈杂的闹市之中，失却了往日那般绝世而独立的风采，而牌坊旁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也在悄无声息地破坏着它的尊严。于是，这座孤悬于校园之外的老牌坊，更加不能起到“校门”的作用，而在大学路真正进入武汉大学校界之处，却只有一座非常简易的校门，这就使得这所风景优美的著名学府，逐渐陷入了“一直没有一座与校园环境相称的大门”的尴尬境地。

2001年，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与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内的多处老建筑一同入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却没能得到比较妥善、有效的保护。2020年6月5日，这座已有86岁高龄的老牌坊，不幸被车辆撞损，引起了全国舆论的高度关注。目前，武汉大学方面正着手对其进行修复，并切实加强其保护工作，努力使之恢复昔日的神采。

异地仿制的新校门牌坊：1993－2012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武大师生和校友建议学校修建新校门，并表示愿意解囊相助。1991年底，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向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当时，学校先后聘请了诸多知名专家学者设计了十余种方案，经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对比、推敲、修改，最终还是决定仿照街道口老牌坊的基本样式进行修建。

1991年12月，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吁请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书（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校友通讯》1991年第2期）在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武汉大学新校门于1992年底破土动工，1993年9月宣告落成。这座新的校门牌坊位于八一路与珞珈山路（大学路）的交汇处，其大小与街道口老牌坊基本一致，几乎就是后者的“翻版”，只是柱底夹杆石造型有所不同，并增加了一些装饰图案。

1993年落成的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2012年拆除）（图片来源：《武汉大学》宣传画册，1995年）牌坊两侧的门房，则是以1990年落成的人文科学馆屋顶造型为设计元素仿制而成，相当于是后者的缩小版。牌坊后方不远处的“校训墙”背面，则镌刻着“个人捐助一百元以上”人士的姓名及“单位捐助一千元以上者”的名称，以感谢和纪念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友好人士为武汉大学慷慨解囊的善举。

将近20年后，为改善武汉大学正门周边的环境与交通，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武大文理学部与信息学部之间的八一路沿线修建一条地下通道，并将路面改为绿化广场，使两个校区实现无缝对接，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由于1993年落成的新校门牌坊正处在八一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之内，为了配合这一惠及学校的市政工程的施工，武汉大学遂于2012年10月将这座建成还不到20年的校门牌坊予以拆除，然后易地重建。这座牌坊历史虽短，但也早已凝聚了诸多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厚意，承载了一届又一届武大学子的青春回忆，令他们恋恋不舍，并对其被拆除的结局感到深深的惋惜。

再次重建的新校门牌坊：2013年至今

2013年9月，在被拆除的“93版”牌坊旧址以北约10米处，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四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正式登场亮相，其造型与1934年建于街道口的第二座牌坊及1993年建成、2012年拆除的第三座牌坊仍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尺寸略有放大，所有石材均取自中国石雕之都——福建惠安。

两个月后，与之配套的校门广场也全面完工，总面积2.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广场两侧，种植着由广大校友慷慨捐赠、以高大常绿植物为主的“校友林”，高大挺拔，四季葱茏，与焕然一新的校门牌坊一道，喜迎莘莘学子与四海宾客。

2013年9月落成的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综上所述，在武汉大学历史上先后存在过的四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中，目前尚存1934年建于街道口的老牌坊与2013年在武大正门重建的新牌坊这两座。前者饱经风雨沧桑数十载，并于2001年入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者与前者样式相仿，只是尺寸与装饰略有差异，以崭新的姿态成为武汉大学的地标性建筑。

这一新一旧两座牌坊，虽然空间距离不过数百米，但在时间维度上，却已跨越了80余年，充分见证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沧桑变迁。两座牌坊上的四根八棱石柱，通常都被人们解读为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80多年过去了，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地理位置与“版本”几经变迁，而不变的则是“辟门吁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宏愿与热诚。

关于“国立武汉大学”牌坊题写者的历史“悬案”

长期以来，对于“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这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题，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并且众说纷纭的一大热门话题，甚至总共有过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王世杰、闻一多、刘永济、萧君绛、郭霖、曹立庵以及摘录颜真卿字帖等十多种说法。然而，以上的每一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足以证实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相关的一些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1931年在街道口建成的木牌坊与1934年在同一地点建成的水泥牌坊，其中的“国立武汉大学”字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1934年的这座老牌坊，其字迹在“文革”期间一度遭到破坏，事后已无法恢复原貌，于是学校后来只好又给它换了一种字体。不过，1993年和2013年，武汉大学两次在八一路边复建校门牌坊，其校名字体均是从街道口老牌坊后来的版本中直接复制并沿袭而来。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1932年损毁）的“国立武汉大学”木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最初的校名字体

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文革”期间遭破坏后更换的校名字体

1993年落成（2012年拆除）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

2013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

总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事到如今，不仅20世纪30年代的木牌坊与水泥牌坊上两个版本的校名题写者已基本不可考，就连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产生的新字体究竟是从何而来，也没有一个确凿无疑、令人信服的准确答案。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在街道口的这两座牌坊上先后出现过的三种“国立武汉大学”字迹，其出处究竟分别何在，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越来越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一大难解之谜。

（作者系武汉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