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武工队纪实（敌后武工队之真实史料与作者本人的奇闻轶事）

自古以来，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尤其在血火交织的抗战岁月，河北这块英雄的土地，不仅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雄壮活剧，而且滋养出一批红色作家——孙犁、梁斌、徐光耀、李英儒、李晓明、王林、雪克、冯志、刘流、袁静、孔厥、管桦、邢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或参加八路军游击队转战于敌后，或作为记者、编辑、教师、文工团员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其中，冯志创作的《敌后武工队》堪称抗战长篇小说的经典，乃是笔者六零后这代人从小到大百看不厌的传奇名著。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书中讲述了一支神奇的队伍，一段神奇的历史。而《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原本就是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智勇双全的小队长。

1943年冯志任冀中军区九分区武工队第1小队队长时的留影。

书中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人物刻画跃然纸上——我方勇敢机智的小队长魏强、队员中生龙活虎的贾正、胆大心细的刘太生等英雄形象，以及衷心耿耿、机灵可爱的我方小情报员郭小秃等不同性格的人物均有血有肉。

而作者塑造的几个敌方反面人物，也都是活生生的富有性格特征。如蛮横粗野贪得无厌的伪军小队长“侯扒皮”、寡廉鲜耻老奸巨猾的伪警察所长苟润田 ( 外号哈巴狗 )、穷凶极恶狂妄自大的铁杆汉奸长刘魁胜，以及阴险毒辣的日本宪兵队长松田，还有贪生怕死投机取巧又好色的叛徒马鸣……等等，无不入木三分，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年冀中抗战的敌后武工队，是在一个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呢？

据冯志在《敌后武工队》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魏强小队长等人极其尊重的上级领导——武工队大队长兼政委杨子曾的原型——中国航天二院离休老干部杨寿曾口述回忆：

1942年10月，我奉命由18团来到九分区司令部，接受一项特殊任务——组建冀中第九军分区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敌后武工队。

当时，日军对我冀中地区刚刚进行了“五一”大扫荡，对我边区实行“封锁”和“蚕食”政策，叫嚷要“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妄图将我华北变成他们“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我军为了保存实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主力跳到外线去作战。冀中地区一时间碉堡林立，沟壕成网。日军在每个乡和村都建立了伪政权，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剿灭共党，肃正思想”，一片白色恐怖。为了粉碎日军阴谋，根据中央指示，聂荣臻司令员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制订了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方略。九分区敌后武工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的。

敌后武工队由我任队长兼政委，周继发任指导员，张朝仁任支部书记，小队长是蒋宝庆、冯志（《敌后武工队》作者）、魏树槐等人。分别在十八团、二十四团、军分区机关精心挑选出年轻力壮、机智勇敢、有单独活动能力的连、排、班级干部五十多人组成，编为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十二、三人。装备上，每小队配备冲锋枪一挺，马步枪九支，手枪六支。除正、副小队长配手枪外，有的队员也配长短枪各一支，以便作战和单独执行任务。另外队部还设政工干事（王震宇），锄奸干事（胡同新），敌军工作组长臧永安，成员有刘增旺、王振宇、张志强、孟庆同等同志，司务长张怀忠，卫生员魏玉民、慈太保，通讯员杨小铁、赵福生，炊事员李嘉宏（红军战士）、贾玉涛。还有高保中队（高、博、蠡起义人员组成）附属武工队指挥。

晚年的九分区武工队头号人物杨寿增（左）与老队员贾正喜（书中的贾正）叙旧。

敌后武工队组建后，为了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全队拉到完县（今顺平）贾各庄南边二三里地的南峪村，进行“实地练兵”。夜间行军，翻墙登房，爬树越沟，射击骑车，空手格斗;对完县周围的敌人碉堡岗楼，进行围楼喊话等活动。同时进行政治形势教育，逐渐掌握了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熟悉了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本领，取得了小部队隐蔽活动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初的一天，在夜幕的掩护下，整个武工队迅速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秘密潜入冀中平原，来到了保定郊区清苑、之光地区，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了敌人心脏。

原来，武工队员虽然装备精良，个个都是八路军中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但是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却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主要做改造基层"伪政权"、建立"堡垒户"，策反伪军，铲除铁杆汉奸的工作。所以，尽管武工队长期周旋于敌人眼皮底下，险象环生，出生入死，但因为艺高人胆大，又有地利、人和加持，就算斗争多么残酷，伤亡人数反而要比八路军大部队少的多。

实际上，当年冀中抗战之所以如此艰难，很大程度上是伪军太多，数十万计的伪军充当着小鬼子的帮凶，不把他们争取过来，日本人还不知道要猖狂多久。对此，杨寿曾老人也有回忆：

我们对每个据点、岗楼、伪大乡，以至保定城附近的敌伪军、政机关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敌人了如指掌。并在调查的基础上经常有选择有目的地包围岗楼，进行喊话，向敌伪宣传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和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战争前途。教育他们不要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当炮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待机杀敌反正，或在战场上交枪投靠八路军才有出路。

围楼喊话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开始喊话时，伪军还向我们开枪或谩骂：“有种的白天来”。我们则耐心地宣传。以后喊话次数多了，伪军不打枪也不谩骂了，只是静静地听着;甚至有的岗楼一听到我们喊话，站岗的伪军就说：“八爷又来了，快来听八爷讲话。”开始围楼喊话都是武工队全体参加，至少一个小队。以后情况熟悉了，摸着了规律，我们就三五人甚至一两人，向岗楼喊话。逐渐，围楼喊话发展成了一种群众性活动。日子久了，对伪军队长、班长以至士兵的名字、籍贯，每个人的表现都掌握了，对做了坏事的就指名道姓地提出警告。如孟庄岗楼的小队长向村里要布匹做衣服。晚上岗楼喊话时，点名伪小队长向村里要布做衣服是勒索老百姓。伪小队长听到喊话后说：“八路弟兄们，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啊，布还没送到你们就知道了，听你们的话，不要了。以后再也不随便向村里要东西了”。

再说冯志。他1923年7月15日生于直隶省静海县(今天津静海县)一个贫农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只在本村小学上过4年，11岁时就辍学务农。全面抗战爆发后，15岁的冯志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伍辉文（建国后担任中央党校副书记）当警卫员。

后来，冯志在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历任班长、排长、剧社社员、文工队长等职务。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5万余人，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拉网”式大扫荡，使得原本人烟稠密的冀中地区变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起狼烟”的人间地狱。

面对鬼子猖狂、汉奸遍地的复杂形势，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军分区决定组建一支精干的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深入敌占领的区域开展斗争，这也是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最早出现的敌后武工队之一。冯志闻讯，积极报名参加，于同年8月被选拔任命为武工队第1小队队长。

在1小队副队长贾正喜眼里，“他（冯志）太精神了，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冯队长胆子大，枪使得好，枪一抽出来子弹就出去了，又快又准，可是个能耐人！”

冯志的二儿子冯援曾告诉记者：“战斗生涯给父亲留下了许多‘纪念’，他的左锁骨曾在白刃战中被刺刀挑断，左手食指被扎残，头部、胸部也都曾中过弹。但父亲都一次次挺了过来，并带领武工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除汉奸，这些对敌斗争的事件后来都成为他小说的主要章节。更为神奇的是，在父亲任小队长期间，武工队员没有一个牺牲的，在当时残酷的形势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冯志的小儿子冯刚也讲过一个父亲死里逃生的故事：“有一次父亲到军区开会，回来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他闪身钻进路边一堆麦秸垛里。鬼子过来用刺刀挑那些麦秸垛。父亲感觉到鬼子到跟前了，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了扳机，谁知这一枪竟没有响，而鬼子竟也没有挑这个麦秸垛，转身走了。父亲事后一看，原来枪被麦秸秆卡住了，这真是神奇般地逃过了一劫。”

1944年，敌后武工队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冯志也被调到了冀中第3纵队前线剧社工作。

这期间，冯志开始给《前线报》写稿，发表了第一篇特写《英雄连长王志杰》，后又发表了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和通讯《团结模范高水来》。与此同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并写出了《护送》、《打集》、《化袭》等。这些作品后来经过修改，都成了《敌后武工队》的重要章节。1947年冬，入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华北局、保定市委、新华社河北分社、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河北电台工作期间，正式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1956年完成初稿，1958年11月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1958年到“文革”前夕，又写了《前线文工队》、《地下游击队》、《成长曲》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但还未来得及修改和出版就有一部分手稿在动乱中丢失。1968年11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年仅45岁。1980年1月，为其平反，恢复了名誉。

关于《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的出版，时任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社编辑的张孟良先生，曾经撰文做过详细介绍：

张孟良先生近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最初只是总政治部下属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1958年以前，只负责编辑成书，然后交地方出版社出版，并注明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而1958年以后改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自己编辑出版了，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冯德英的《苦菜花》，第二部就是冯志的《敌后武工队》。

说起这部小说来也相当蹊跷，因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自己编辑出版就得有稿源，虽然每日收到的稿件很多，但是作品的质量、尤其是长篇小说却匮乏的很。虽然“马标”是一面响亮的牌子，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仍然远远不够，要打算在全国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多出书、出好书，否则就容易掉下“马 ”来，所以编辑们到全国各地去组稿，尤其对军事题材的作品特别重视。

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到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去找当时的社长林呐，因为他是我们的老相识，他和他爱人李萍，原来在《华北解放军报》(《战友报》前身)工作过，也是当年冀中文化界的老人，大家见面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谈了一会儿话，我们向他提出“解放军文艺丛书”已经开始自己出书了，希望他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有军事题材的作品能给我们介绍几部最好，林呐听了爽快地说，我刚接到一部稿子，作者叫冯志，写的是抗日战争的题材，名字叫《保定外围神八路》，我看着还有点意思，不妨你们拿去看看。

于是他从书橱里拿出这部稿子来，这当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大家分别翻阅了几个片段，相互交换了意见，便欣然接受下来，我们把稿子带回编辑部，经过编辑们传阅，认为稿子虽然还有某些不足，但是从总体看，是部好作品，可以出版。

当时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出版，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作者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是作品的内容，有没有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不满的表现，也就是说有没有如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利用小说反党”的倾向，诚然以上两条从冯志的稿子内容，和他本身的政治条件全都没有问题，排除以上两条以外就是艺术上的问题了，一部长篇小说他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主题、人物、故事情节以及语言几个方面，能够基本过得去的话，这里说的过得去就是作品的主题明确，作品中有几个血肉丰满、性格突出、形象丰满的典型的人物，有几段或者是通篇有几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就是所说的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爱不释手、拍案叫绝，语言生动流畅，这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

一部长篇小说最忌讳的是出现“硬伤”，比如：《敌后武工队》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哈巴狗苟润田被武工队捉住了，武工队把他押在堡垒户一间房子里，门口有武工队员站岗看守，苟润田被关押在屋子里，发现了地道，借着地道逃跑了，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是堡垒户的地道，应是非常秘密的，只有堡垒户和武工队知道，有地道的房子里不能关押敌人的，显然这是一个漏洞，是作者为了延续故事的发展放苟润田逃跑安排的一个条件，由此我想到红色娘子军把南霸天逮着了，也有这么个情节，红色娘子军把南霸天押在南府，由娘子军看押，南霸天被关押的房子里有地道，娘子军不知道，南霸天知道借地道逃跑了，但苟润田被押在堡垒户的房子里借地道逃跑了，显然这个情节是说不过去的，这块“硬伤”必须调整好。

作为本书的编辑我同冯志约定了时间，我从北京专程到天津市清和大街河北省电台宿舍去找他，当时他任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在他家，他和他爱人苑莎接待了我，给我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其实我并不饿，只是点点而已，以表示对主人的恭敬的谢意。饭后，我们两个人对苟润田逃跑的这个情节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笑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说老兄你能想出一个修改的好办法吗？因为这部书是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作品之一，一枝动百枝摇，修改时间太紧，不允许大动，这就成了难题。

冯志在写作中。

编辑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编辑都是无私的，编辑是为作者做嫁衣裳的，经过我绞尽脑汁，反复推敲，在原稿的情节上做了一点修改，改为关押苟润田的地道是堡垒户新挖的，还没有来得及告知武工队，而看守苟润田的又是个新战士，所以才发生了苟润田借我们的地道逃跑这件事情。这样改动虽然颇为牵强并不圆满，但是付梓在即，也只好如此了。

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从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时期。在建国十周年时候，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12部优秀长篇小说，这其中就有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和我的《儿女风尘记》。另外的十部作品是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德英的《苦菜花》、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这12部作品应该看做是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代表作。朱德委员长亲自题词“多读好书，多读有益的文艺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制了一张大海报，因为这12部作品中，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作品占多数，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

1959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困难时期，印书的纸张非常紧缺，各个出版社，为了解决纸张困难到处奔跑，而“解放军文艺丛书”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同吉林造纸厂同舟共济，互相帮助，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动员了东北某部汽车团，运送芦苇作为造纸原料。有一次吉林造纸厂不慎失火，造成很大损失，烧焦的残破的纸张我们都收购下来，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吉林造纸厂职工们尽了最大努力，保障了“解放军文艺丛书”最大的用纸量，那时候在书店里“解放军文艺丛书”出版的作品格外醒目，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就相对的少一些。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出版的热销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纸源，能满足市场需要，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要多少印数，我们就印多少。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发行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发行总量有一百多万册。由于《敌后武工队》大量发行，冯志的名声也逐渐被广大读者所熟悉。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连同另外被推荐的十一部作品，在全国造成了读书热潮，而且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了文艺评论专家为每一部作品出版了一本辅导读物。

《敌后武工队》原稿书名叫《保定外围神八路》，在最后向印刷厂发稿之前，讨论会上大家对书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想给这部书起一个能叫动读者的响亮的书名，讨论得十分热烈，八仙过海各抒己见，最后还是副总编辑宁干，提出就叫《敌后武工队》，切中主题，又响亮，又有相当的震撼力，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征得冯志的同意以后，就这定下来了。

关于稿费问题，全国各出版社实行的稿费标准，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规定的标准执行的，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各出版社掌握的尺度也有一些差别，据我的记忆，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基本稿费是按每千字8元发的，余外，按规定加发了印数稿费，这个标准在当时算是够优厚的了。那时候，以致后来很长时间，作家们一提起稿费，就相当头痛。作家写出作品来，出版社按国家的规定，付给作家一定的稿酬，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作家来说，可以说，俯仰无愧，劳动所得，同时也给作家带来沉重的压力，因为那时候，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风潮吹到每一个角落，在作家集中的部门，如作家协会，写书的多，拿稿费的人多，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谁也不说什么。可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就大不一样了，周围的人看着一夜暴富的作家，心内总有点不平衡。作家在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也不平静，甚至酿成灾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作家都吃尽了苦头。冯志是如此，本人也是如此，好的是那种不正常的年月已经过去了。作家们得多少稿费，再也不会受到责难和凌辱了……

1964年，张孟良在保定与冯志见过最后一面。他回忆说：

当时我已经转到地方工作，大约是三月中旬，我到保定市参加河北省召开的戏剧小说创作座谈会，在会上遇见三个熟人，一个是侯金镜，他是当时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是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去做报告的；另一个是写《小兵张嘎》的徐光耀；再一个就是冯志。这次遇见冯志好像有点意外。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从招待处门口向外走，冯志向门里走，两人恰好走了个对面，当时我是很兴奋的，两眼望着冯志，冯志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穿着呢子制服，戴着一顶鸭舌帽，脖子上挂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脸上红晕晕的，带着几分酒意，我喊了一声冯志，他并没有跟我说什么，只是把右手里的一卷稿纸举了举，说：“他们给了我一个剧本，让我给看看”，再也没说什么，就走进门去。我心里在说这位老兄可能喝多了，也没太在意，谁知此次见面，竟成为了我们的永诀。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在静海工作，被划在黑帮的队伍里，对于外界的消息知道得很少很少，偶尔听到一些马路新闻，也有时看到一些宣传小报，似乎传说冯志已经死了，是真是假也闹不清楚。1980年1月份的一天，北风呼啸，黄沙弥漫，阳光惨淡，因为我有事要办，走进静海县委大院，空阔的院内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小吉普车，县长邢光潜正要上车，见我走进去，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让我跟着他一起上车，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上石家庄参加冯志的追悼会去。我说，老伴儿在住院，离不开，你代我签个字吧。从保定一别，到知道为冯志平反昭雪16年的光景，才真正知道冯志的确切消息，从那时到现在屈指算来光阴荏苒又33年过去了。

最后讲一段冯志夫人苑莎生前给孩子们讲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小说刚出版发行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有一次苑莎和另外一名女记者坐火车到外地采访。在她们斜对面，坐着一个男子。他用双手拢着放在腿上打开的书，可能是看累了眯着眼睛休息。就在这时列车一晃，他腿上的书掉在旁边乘客的脚下。醒目的封面正好朝上，苑莎和同事下意识地注意到掉在地上的正是《敌后武工队》，她和同事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乘客热情地帮那位同志捡起书，递到他的手上。那人连忙道谢！就和那二人开始聊起来了。一个说：“这本书我听朋友们说特别好，打鬼子、锄汉奸真过瘾！可我还没看。” 另一个说：“知道吗，这本书的作者冯志曾到我们那儿做过报告, 他本人就是武工队分队长，讲的全是他自己的故事，那报告听得真带劲，这不，听完报告后我才买的这本书。”那人不时展示着手里的书，身体向前倾了一下， 实质上他就是有意识地让附近座位上的人都注意他。这一位同志兴趣盎然地继续讲：“我告诉你，这本书不但写得好，作者冯志你不知有多帅气、精神，一米八几高个儿，大眼睛，男同志一见都喜欢， 别说大姑娘了。”

年轻英俊的冯志（左）与战友的合影。

周围人们的脸都扭向了他，那人更兴奋了。他忽然长叹一声说：“ 嗨——不如意啊！不如意。我为冯志无限惋惜，这么好的男人，这么好的作家，他的媳妇可太不行了，你们不知道他的女人是奇丑无比， 真是要多丑有多丑，丑还不说，更恶心的是那满脸的麻子。”这时苑莎的同事说话了： “我问你，这位同志：你见过冯志的爱人吗？ ” 那人回答：“听说的。”苑莎同事接着说：“不知道，没见过，别瞎说，我告诉你，这位同志，今天是太巧了。前面你讲得都很好，但冯志可没那么高，后面说得太离谱。”随后他指着身边的苑莎：“我告诉你，这就是作者冯志的妻子苑莎。”随后抬手指了指身上的照相机和背包式录音机，“我俩都是记者，准备外地釆访。”那人傻了，面对跟前的二位记者，目瞪口呆，不知是真是假，不知是哭是笑，犹如做梦一般，无地自容，内疚尴尬，嘴里不住地叨唠：“要是真的话，真的话，那就对不起，对不起了。” 车厢里听他胡侃的乘客，看到他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听苑莎讲这个故事的孩子们也笑得前仰后合，从此时常叫苑莎“大麻子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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