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荀子历史地位（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熟读《孟子》的人无不拜服于他气盛言宜、汪洋恣肆的文风，但是如果要说治国平天下，抛开心性论的那部分，似乎就只看得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那些具体操作的礼制典章他提到的并不多。而在这方面，教出了李斯和韩非子的荀子，则显然比孟子强得多，但是他却始终不属于儒家的正脉，也不为一般人所熟知。

孟子与荀子

为什么荀子不像孟子那般为后人所喜呢？主要原因之一是荀子所持的独特人性观。在日常与人相接时，我们脑海里也许会出现自私的冲动与想法，但我们很难接受自己是本性粗鄙的，善是出于人为的。本心存有无私之念，能行无私之事，对此我们持有最根本信仰——虽然最开始是无意识的。日常经验也证明了对自我的这种信念——虽然最开始是主观建构的，挺立在某些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之上。

后人对荀子持有偏见，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于荀子的书写风格。一个思想能否被广泛接受，并不总是由其真正的价值所决定，在许多情况下却是由其表达形式所决定。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某个过时思想因为新瓶装旧酒，穿上了新的外衣，而大受欢迎。荀子在这方面的天赋是远逊于孟子的。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推理过程不同寻常地更有力量，同时又简洁而富有逻辑性，但是荀子的书写风格却没有孟子那般天才恣肆有诱惑力。

其实，荀孟这两位大哲的哲学前提和结论都存在不足，各执一隅，都不全面。

重仁义还是重礼乐

从历史角度看，荀子强调了儒家的礼乐方面，而孟子则推进了儒家的仁义方面。在《论语》中，孔子究竟更看重礼还是仁，有时颇让人困惑。孔子对礼仪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以至于《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的音容行止，将孔子刻画为礼之化身。据相关史书，孔子年轻时“适周，问礼于老子”，因为周王室保存了各种周礼档案，而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在当时似乎被公认为祭祀礼仪方面的权威。

孔子热心倡举礼乐，不仅在于其外在表达，而在于它对道德性格的涵育光大。帕斯卡正是在这相同意义上要求所有教堂严格执行所有礼仪，因它有助于基督教性格的养成和虔诚心的培养。孔子哀叹当时四处可见的礼崩乐坏，并一有机会就表达自己的不满。如果没有孟子这位不世出的天才人物进入孔门，并强调伦理的主体性，即儒家学说的仁义方面，荀子这位礼乐的高举者无疑会成为儒家正统学派的代表。

荀子之所以不那么受欢迎，究其原因就在于他那激进的人性观。与孟子恰恰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礼乐制度来予以纠正，而正是为了化性起伪，圣人才发明了礼乐制度。

通过礼乐化性起伪

但是严格来说，人性本恶这一令人不喜的观点对荀子而言，并没有他的礼乐主义那般重要。荀子致力于为他的伦理学给出一个哲学基础，于是便抛出了人性本恶的观点，即人性需要后天纠正。荀子的目标在于引导百姓走向德性之途，为了实现这一点，礼乐成为了最好的工具。人性在理论上是本善或本恶，若从实际上来考量的话，并无多少区别，最重要的在于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荀子发觉人性不像孟子所言的那样，若人性本善，为什么还需要后天通过礼乐秩序和道德规训来加以纠正呢？

《荀子·礼论》篇首便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由此看来，荀子很明显认定社会乃是一种人造制度。人生而好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于是纷争四起。圣人发现这种混乱局面不该持续，人和人应该乐群和睦，因此必须对人永不餍足的私欲进行一定限制。圣人知道这一限制有违人的天性，是对自然冲动的约束，因此是一种“伪”（字面意思即人为）的创制，与人性本来之恶形成对峙。在荀子看来，圣人究其本源也只是化性起伪的典型而已。圣人与百姓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天生的本性，而在于对原初的粗陋之自我施加的“文理隆盛”之创制。

由此便出现了荀子和其他儒家传人的道德实践体系的最突出差异。子思（孔子之孙）、曾子（孔门著名弟子）、孟子等儒家传人无一例外都更看重仁、敬等的内在价值，认为礼乐规范是内在情感的一种很自然的外在发展。由于荀子不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不可能倚重人的自我修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强烈地相信外在环境在塑造人的性格和命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类心灵不是一张白纸，等待着美德的引导，相反，它是一种非常粗陋的存在，需要最为精心的处理与最为系统化的再调教。把古之圣人所制礼义运用于这一朴初的材料，慢慢打磨它，以至于得到一个化性起伪的和美自我。

《荀子·礼论》又说：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通过化性起伪，饥馁者可以让老者先食，劳累者不怕艰难困苦，兄弟恺悌，老百姓甚至会对陌生人施以温情。所有这些为人称赞的高尚行为都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必须在礼义的打磨淬炼下才能实现。

如果说其他儒家传人可以被归类为主体性的高举者，那么荀子无疑是强调了人的客体性。他不认为人的内心有不断充之扩之的善端，而认为应该从外部将善嫁接到人心。他不认为仁是人类的一种利他本能，而是希望通过人为手段来淡化自我中心主义。考虑到在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各种传统和人类的模仿本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不可否认，荀子关于道德训练的客体性方法虽然失之偏颇，但在美好道德人格的塑造上，很多时候是相当富有成效的。

宗教或传统所规定的礼仪、规范和法令，是古之圣人所感受到的内在情感的自然外显，然后百代传承之、圣化之。当百姓遵守这些礼仪、规范和法令，外铄于内心——而非由内而外推——便可以合逻辑地期待在百姓心中激发起与古之圣人类似的道德情感。人心就像多条弦，每条心弦都等着外来音符与之共鸣。如果这些心弦因根器有限而不足以自震，那么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手段对之施以帮助。以上这就是礼乐主义的心理学解释。

也无怪乎后来的儒家思想家在荀子那里会发现异端的种子，因为他反对的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至为珍贵的儒家唯心主义潜流。

荀子认为道德训练不能仅凭内省功夫，而是需要成年累月地致力于学习和实践。《荀子·劝学》中说：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在儒家经典的研习及其重要性方面，荀子与其他儒家思想家无异。不过，礼乐之书在荀子眼中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哲学史通常有两大相反相对的思想脉络，一为主观主义，一为客观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中，荀子代表了后者，极为强调礼制的意义。

荀墨二子的哲学处处针锋相对，故而与墨子相反，荀子极为重视音乐的功用。墨子仅从经济上无所产出来看待音乐，忽视音乐对情感起到的慰藉与提升作用。荀子则穷尽一切外在手段涵育人格，在他看来，音乐可以移风易俗，是最有效的修养身心之手段。《荀子·乐论》曰：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在这方面，荀子所吐露的感情可以说带有典型的中国人特质。

《铃木大拙中国哲学小讲》

作 者：铃木大拙 著

“世界禅者”铃木大拙的中国哲学史，

首次中文译本问世，

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二星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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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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