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摆谱（你真的可以摆谱了）

自行书诞生至今，一直是各种书体中最受书家和世人喜爱的体势，这皆由于行书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而决定，如比楷书流便，比草书易读，上手也不难，有着巨大的亲和力和民俗意识，所以一直生生不息。时至今日，行书也是书法创作中数量比例最大的例。

行书自东汉中后期，在日常隶书俗写体的简化、草写(“草隶”)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书体。敦煌出土的《永和二年(137年)简》、西安出土的《永寿二年(156年)朱书陶瓶》、亳州出土的《延熹七年(164年)砖刻》等是行书的早期雏形。这时的行书与成熟的“二王”行书相比，还有相当明显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体势上还残留着旧有隶书的书写习惯，如捺角的波挑，用笔上不太连贯，点画之间没有强烈的呼应，线条组织也显得松散，不紧凑等。

相传行书为东汉刘德升(刘为汉桓帝、汉灵帝时期书家)所创，不太合乎实际，因为一桩历史事件，一人之力无法完成，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刘在民众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规范而已。

从汉魏至东晋初年这一阶段是行书的逐渐普及和成熟期，出现了一批有名有姓的行书书家，如汉末魏初的钟繇、胡昭(二人皆学于刘德升)等。楼兰残纸(如《济呈白报残纸》、《正月廿四日残纸》、《九月十一日残纸》)真实地反映了西晋行书的基本面貌。从书法本体上看，此时的行书隶意尚存，书风简朴，在书写节奏上，对比要素不多，但与东晋成熟的行书比较，已差距较小。到了东晋，行书最终成熟，形制已基本定型。

王羲之一变汉魏质朴书风，融古纳今，创妍美流便新书体，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神韵萧散”的晋人书风。其子献之，继承父亲书艺，敢于创新，另辟蹊径，与其父将行书推向崭新的高度。后人称之“二王”。

“二王”在行书发展史，甚至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皆具备无可比拟的地位。在行书的笔法、结构、章法构成、行气节奏等书写元素的探索上，“二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此之后，行书大大发展，但多从“二王”中来，直至清代“碑学”之兴起，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帖学派系，王羲之可谓帖学派系之祖也。帖派大家中智永、虞世南、陆柬之、蔡襄、赵孟頫等继承其平正一路；王献之、李邕、米芾、王铎等继承其欹侧一路。

千百年来帖学书法一直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虽然客观上受到“碑学”的冲击，但在审美、取法多元的当代，随着书法教育、研究的深人开展，其可持续发展之趋势越来越清晰，历史总会适时适地地矫正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

王羲之在书法上所做的贡献除了理学上的意义外，其大量的行书作品(几乎皆为摹本)也给后世取法带来便利，其中《兰亭序》(世称“天下第一行书”)代表了行书技法的最高理想。

《兰亭序》是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为兰亭雅集所撰写的一篇序文。是日也，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雅士到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行“修楔”之礼，以除晦气。大家在“崇山峻岭、茂林修行”、“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优雅环境中畅叙幽情，饮酒作诗26首，众人公推王羲之为此次雅集作序。书圣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挥而就，一件千古杰作就在不经意之间诞生了。《兰亭序》不光是书法史上的杰作，也是文学史上的一篇美文，作品的艺术格调和文学意境相得益彰，历代书家莫不顶礼膜拜。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在帝王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如南朝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本人贵为一国之君，其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功绩地位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但他更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长于文学、善乐律，尤精书法。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这给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奠定坚实的基础，史书称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他认为王羲之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古今书人优劣评》)

再一个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在为《晋书·王羲之传》写的一篇赞辞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惟独盛赞王羲之，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海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传论》)在中国古代，一位君王亲自为书家作撰记甚为罕见，而经过皇帝的大力提倡，王羲之书法渐渐成为书法之正宗，也就成就了有唐一代的尊王书风，这对后世书法的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从另外一层意义上，也使得书法审美的视野趋于狭隘。

当然书论家的评述似乎更理性一些，如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孙过庭《书谱》：“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李嗣真《书后品》：“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据肃穆。'"'"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人月怀。”

《兰亭序》真迹作为王氏家族的传家之宝，到唐代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弟子辩才手里时被酷爱羲之书法的唐太宗“骗”到手。遂命当时的摹书高手如韩政道、冯承素、赵模、诸葛贞等人用双钩填廓的方法勾摹数本，以赐近臣，于是才有《兰亭》摹本散落人间，真迹则被太宗殉葬昭陵，天下第一的行书杰作就这样在人1司消失了。后世所传的《兰亭序》为虞世南、褚遂良临本，冯承素摹本，刻本有“定武本”(相传据欧阳询的临本所刻)，其中冯承素摹本勾摹细致，牵丝连带历历在目，最接近原作，所以名声甚旺，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禊序》、《禊帖》。全文28行，324宇。冯承素摹本《兰亭序》为纸本，由两幅楮纸拼接而成，质地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

《兰亭序》笔法精妙，表现在：

一、起笔、行笔、收笔三段均作精细处理，无丝毫懈怠，具有成熟行书的相当范式。所以作为行书教学的范本，《兰亭序》历来具有特殊的意义。只是其过于精熟的牵丝映带、妩媚的体势若取法不当的话容易滑向流俗一面罢了，但对于训练笔性的灵活度还是有其正面意义的。

二、用笔灵活多变。中锋、侧锋交替使用，藏露结合，运笔过程跌宕起伏，开合较大，线形多变。“曲线”在《兰亭序》中作为一种基本笔法不可忽视，“作品的用笔方法直接决定风格的大致导向。”《兰亭序》的用笔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笔画的跳荡，另一个是线形的多变。因此，强调提按动作的明确性与准确性，成为临摹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平拖与直画是绝对与之南辕北辙的。”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地道出用笔上力度节奏(跳荡起伏)及“曲线”(不可平拖与直铺)在临摹中实乃占据重中之重的地位。

三、笔势上处处隐含无穷的生机活力。在临写时要注意除了顾及线条完整性刻画的同时，还要联想到笔势的走向，使其活而不死。

《兰亭序》在结构上貌似平正，实际在细微之处却极尽变化之能事，更加强调欹侧取势，不求对称的形式美而强调揖让的内在呼应，不求均匀的稳定而强调对比的视觉冲击，这是后世赵孟類类在取法上所忽略的地方，也恰恰反映出王羲之行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自由之神趣也。另外还有一些细节，如：

一、形体大小穿插。通篇看来字形都被有效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内，但又能在自然之中求变化、而这种变化讲究的不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巨大反差，而是一切看似皆在不经意间，这需要笔墨技巧和深厚的功力，也需要超然的天赋和萧散的个性，王羲之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此得以体现，黄庭坚《山谷论书》云：“右军笔法如孟子道性善，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拒之。”

二、字法多变。同字异形在《兰亭》中是其构字多样化之一绝。世人常举文中二十“之”字、七个“不”字、五个“怀”字、三个“盛”字之多样造型，无一雷同。

《兰亭序》在行气章法上也开创了行书布局的新格局，对后世影响较大。

一、纵有行、横无列，上齐下不齐的整体构成。这种布局依然是目前行书创作中取法之大多数。

二、行轴线的巧妙连贯。通过上下字之间的大小错落、穿插、宇间距的疏密变化等要素的运用、使行气流畅，字字成趣，包世臣《艺舟双辑》谓：“《兰亭序》神理在‘似奇还正、若断还连’八字。”在行行之也讲究疏密的空间对比，此作前四行间距疏松，从第四行到第十六行稍紧，为过渡，从十六行到二十八行较为紧密，这种空间节奏的变化，也反映出作者在创作时的心理变化的状态。通过这些构成使其整体布局显得平正中有跌宕，整齐中有变化，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