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然的首要态度（人类对自然拥有了日益增长的权力）

然后我猛的想起，不管他怎么讲，怎么讨好我，等我到了他家里，他会把我当作奴隶卖掉。[1]

——《天路历程》约翰·班扬[2]

C.S.路易斯（Clive·Staples·Lewis，1898-1963）

在描述应用科学的发展时，“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常用的表达。不久前，有人对我的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打败了自然。”在他们的交谈中，这句话带有一种悲剧性的美，因为说此话的人即将被肺结核夺走生命。“没关系，”他说，“我知道我在这场斗争的死伤者之列。胜利的一方当然会和失败方一样有死有伤，但这不改变他们即将取得胜利这一事实。”我选择从上面这件事说起，是为了表明我并不想贬低如前所述的“人类征服自然”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实质性利益，更不想轻视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真诚奉献和自我牺牲。但是，接下来我必须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这种观念。在何种意义上，人类对自然拥有了日益增长的权力？

让我们来看三个典型的例子：飞机、无线电和避孕用品。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在和平年代，任何人只要负担得起就可以使用这些东西。但严格地讲，当他使用这些东西时，并不能说他就是在行使个体对自然的权力，或者说他本人正在驾驭自然。如果我付钱让你把我背起来，我本人并不因此成为一个强壮的人。对于上述三种东西中的任意一种，总有一些人可能会被另一些人剥夺使用它们的机会。这样做的人可能是出售或批准出售它们的人，拥有生产原料的人，或是生产它们的人。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权力实际上只属于某一些人，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人受益。此外，就飞机和无线电所显示的权力来看，人类不仅是权力的拥有者，也同样程度地扮演了权力的受害者或客体的角色，因为他正是炮弹轰炸和舆论宣传的对象。至于避孕用品，这个问题则颇有几分荒谬的负面意味，因为所有潜在的未来世代都受其影响，都是这种控制的承受者。他们都承受着已经在世的人们对其的影响。在单纯的避孕中，他们会被剥夺存在的机会；而如果避孕被用在优生和选育中，便是未经过他们同意，就将他们塑造成某一个世代出于自己的理由而偏好的样子。从这种观点看，所谓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些人以自然为工具对另一些人行使的权力。

我们抱怨人类一直滥用自然赋予他们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力伤害自己的同类，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老生常谈，而我想谈的也并非这种观点。我要谈的并不是某些通过道德层面的提升便可得到修正的，特定的堕落行径和陋习。我讨论的是所谓的“人类对自然的权力”之必然本质和一贯属性。毫无疑问，通过原材料和工厂的公有化以及对科学研究进行公共控制，情况也许是可以改变的。但除非我们成立一个世界政府，否则这仍将意味着某个国家拥有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即便是在世界政府或国家内部，从原则上讲，这也仍意味着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权力，并会具体体现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而所有在较大时间尺度上行使的权力，特别是在繁衍和抚育上的权力，则必然意味着先前世代对后续世代的权力。

后面这一点并不总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因为那些针对社会问题写作的人还没有学会像物理学家一样把时间也算作一个维度。人类对自然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由此产生的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又意味着什么？为了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设想人类这个物种从诞生之日到灭绝之时的完整过程。每一代人都会对其后的世代行使权力，而每一代人也都在改造前人遗留下来的环境，并对传统进行反抗，以此抵抗和遏制之前世代的权力。这会改变我们之前的设想。在我们本来的设想中，这个过程时常被描述为人类逐渐从传统中获得解放并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控制，也正是这个过程被认为导致了人类权力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如果通过优生学和科学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真的拥有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后代的权力，那么之后的所有人类必将会变成这种权力实施的对象。这些人变得更弱小了，而不是更强大。因为虽然我们给予了他们绝妙的设备，我们同样已经预设了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并且，如果这个对后代拥有了最高权力的时代同时也是（几乎必然是）最大程度地从传统中得到解放的时代，那么，它将像削弱后继世代的权力一样大幅削弱先前世代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世代出现得越晚，就越接近于这个物种的灭绝，它拥有的对后世的权力也会越发有限，因为可以控制的后代将是如此稀少。所以，一个物种不可能获得一种纵贯其历史的、整体上稳定增长的权力。最后一代人类将远非权力的继承者，而是所有人类中最大程度地受制于我们已故的伟大计划者和决定者的人。他们能够对未来行使的权力也最小。

实际情况是，某个时代将会成为主导时代，让我们假定它是公元100世纪。这个主导时代最为成功地抵制了之前的时代，并最为难以抗拒地主导所有后续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是全人类的真正主人。但是，本身作为物种中一个无限小的群体，在这个主导世代的内部，权力仍然会被一个更小的群体所享用。如果一些科学规划者的梦想得以实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将意味着几百个人统治数以十亿计的人类个体。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权力在人类这一边的简单增长。人类获取的每一项新权力同时也驾驭着人类。每一次进步都在使人类更强的同时削弱人类。每一次胜利中，人类既是凯旋的将军，也是跟随在胜利者战车后的俘虏。

我还没有讲到这种矛盾的胜利的总体结果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只是在澄清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这种征服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什么。这一阶段也许并不遥远。当人类通过优生学、产前调控，以及基于对心理学的完美应用的教育和宣传攻势实现了对自己的彻底控制，这个最终阶段就会到来。人性将是自然向人类投降前交出的最后的一个战利品。这场战役终将分出胜负。我们会从克洛托[3]手中接过生命之线，从此便可随心所欲地塑造人类这个物种。确实会有一方在这场战斗中取胜。但是，确切地讲，谁是胜者？

如我们所见，人类随心所欲地塑造自身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塑造另一些人的权力。迄今为止的所有时代中，养育和教导无疑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行使这一权力了。但我们在未来必须面对的情境有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权力会极大地增长。迄今为止，教育学家们的各种计划都落空了。比如，柏拉图曾经如何想要把每一个婴儿都变成“养育所里的混血儿”[4]；埃利奥特[5]如何计划让男孩子在七岁之前不见男人，而七岁之后不见女人[6]；洛克[7]又怎样希望孩子们穿漏水的鞋子，并禁止他们发展诗歌方面的能力。[8，9]事实上，当我们读到这些计划，我们应该庆幸：出于一种有益的痼疾，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和保姆，尤其是真实的孩子们，保住了人类这一种族尚存的理智。但新时代的人类塑造者将会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和无法抗拒的科学技术。最终会出现一群决定者，他们将能够真正随心所欲地塑造后世的人类。

第二个不同之处甚至更为重要。在比较古老的传统中，教育者想要塑造出什么样的人，他们塑造人的动机又是什么，都是由“道”规定的。教师们本身也受“道”这种规范的约束，不能违背。他们不是按照自己选择的样式来塑造人，而是传递自己曾接受的东西。他们将年轻的新人引向人性之谜，这奥秘将笼罩在学生头顶，就像曾凌驾于教育者们头上一样。这曾经就像大鸟教小鸟飞翔。这种情况将会被改变。现在，价值只是自然现象。在学生心中培养价值判断正是塑造的一部分。无论“道”是什么，它将是教育的结果，而非动力。决定者已经不再受其影响。这是人类征服的又一部分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人类活动的终极动力将不再由外界给予。他们已经放弃了——就像电流一样，决定者的功能是控制，而不是服从。他们知道如何创造良知，并且将决定创造何种良知。但他们自己身处其外，或者说，身处其上。我们考虑的是人类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最后阶段。现在最终的胜者已经产生了。人性已经被征服——当然，也是已经征服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

届时决定者将会根据自己的考量选择将何种人造的“道”应用于人类之中。他们将是人类行为的动因，将是动力的创造者。但他们将如何驱动自己？

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被头脑中存留的古老而又“天然”的“道”所驱动。于是，起初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人性的仆从和守护者，并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它向“善”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仅仅是出于一种误解才得以维持了这种状态。他们认识到，正是现在他们能够控制的某些过程导致了“责任”这个概念的产生。他们的胜利完全在于这样一种状态上的转变：从必须遵循那些过程行事，到将其作为工具使用。现在他们将不得不对诸多问题做出决定，其中之一便是，还要不要对其他人进行控制，从而使我们保持对责任的原有理解和一贯反应。责任如何能帮他们做出决定呢？责任本身正站在被告席上，它不可能同时做法官。而“善”的处境也并没有好多少。这些决定者非常了解如何才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出对“善”的诸多不同定义。而问题是，他们应该制造哪种善，如果他们真的要制造的话。没有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在比较的过程中，抱定其中一个对象，并将其作为比较的标准，这样的行为实属荒谬。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决定者所面临的困难根本是被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另一些头脑更简单的批评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假设他们是这样的恶人？”但是，我并不是在假设他们是恶人。确切地说，他们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如果你愿意，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放弃了自己在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献身于“决定今后何为人性”这一事业。“善”和“恶”用在他们身上只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意义恰恰来源于他们的决定。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并非子虚乌有。我们也许会认为如下说法也可以接受：“终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想要的或多或少是相同的东西：食物、水、性交、娱乐、艺术、科学，以及个体和种族尽可能长的寿命。让他们简单地声称这些就是我们凑巧喜欢的东西，并且继续把人类塑造成最可能产生这种喜好的样子吧。有什么不妥吗？”但这并不令人满意。首先，我们确实都喜欢相同的东西这一论述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确实都喜欢相同的东西，究竟什么动力可以驱使决定者无视轻松的解决办法，却奋力工作以便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他们的责任吗？但责任恰恰属于“道”。他们可以决定将这“道”强加给我们，而自己却不受其束缚。如果他们接受“道”，他们将不再是良知的创造者，而仍是它作用的对象，那么他们对于自然的最终征服也就没有真正发生。保护人类这一物种可以作为他们的动力吗？但为什么这一物种应当受到保护？他们面前的问题之一便是这种对后代的感情是否应该延续下去，而他们完全了解这种感情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无论他们回溯多远，或后推多久，他们都不可能找到立足之地。无论他们试图按照何种动机行事，都会犯窃取论题的逻辑谬误。[10]并不是说他们是恶人。他们根本不是人。踏出“道”之外，他们也就踏入了虚无。受他们决定的也未必就是不幸之人。他们根本不再是人，而是人造的产物。人类最终的征服被证明是对人类自身的废除。

但决定者还是会行动。刚才我说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其实，我应该说是除了一种动力之外的所有动力。所有号称有效的动力都无法驱动他们，除非是他们在某一特定时刻所感到的情绪强度。除了“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11]，其他任何的动力都已经被推脱了。然而，不追求客观性的事物是不可能被主观主义毁灭的。有些因素会使我的正义感、荣誉感或对后代的关爱消失，但我痒的时候就有挠痒的冲动，好奇的时候就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不会因为那些因素而消融的。当所有追求“善”的动力都已经被揭穿，剩下的就是“我想要”。它不可能被戳穿或被“看透”，因为它从不掩饰。因此，决定者最终必然落入单纯地被自己的意愿驱使的境地。这里，我并不是在谈权力的腐化作用，也不是在担忧我们的决定者会在这种作用下堕落。单是“腐化”和“堕落”这两个词已经暗示了某种价值准则的存在，所以它们在这个语境下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要说的是，立于一切价值判断之外的人，只能依据自己冲动的强度在几种冲动中进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无可依靠。

我们可能会希望，在已经不存有任何“理性”或“灵性”动力的头脑所产生的冲动中，总有一些冲动是仁慈的。这种愿望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本人非常怀疑，在剥除了“道”灌输给我们的对仁慈冲动的偏好和鼓励之后，在变得仅仅依赖其自身作为心理事件的自然强度和频率之后，这些仁慈的冲动是否真能有多大影响。我非常怀疑，历史上是否曾有任何一个置身传统道德约束之外却获得了权力的人曾以仁慈的方式使用权力。我倾向于认为，决定者会仇视被决定者。虽然他们认为他们在我们这些对象身上制造的人工良知只是一种幻象，他们仍会察觉到，这种人造的良知为我们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生命意义，这使我们的生命优于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命。他们会忌妒我们，就像太监忌妒男人一样。但我并不坚持事情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仅仅是个推测。但如下事实却不仅是推测：连我们获得这种“被塑造出的幸福感”的希望，也寄托于通常所称的“随机事件”上。

在这种随机事件中，仁慈的冲动总体上主导了我们的决定者。因为，在失去了“仁慈是好的”这一价值判断之后——也就是，没有回归于“道”之中——决定者没有任何根据来提倡和维护这种仁慈的冲动（而不是其他的冲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根据逻辑，他们必然只是不加选择地服从冲动，而这冲动是随机产生的。这里，“随机性”便意味着自然。决定者的动力将来自遗传、消化、天气和各种联想。他们那种“看透”一切“理性”动力的极端理性主义使他们变成了一种行为完全非理性的生物。如果你不愿意服从“道”，也不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屈服于冲动（长远来讲，也就是屈服于纯粹的“自然”）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如此这般，我们将发现，恰恰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时刻，整个人类将受制于某些人类个体，而这些人类个体受制于他们纯粹“自然”的非理性冲动。不再受价值标准约束的自然统治着决定者，并通过他们统治人类。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达到顶峰时却变成了自然对人类的征服。我们取得的每个表面上的胜利都一步步带领我们走向这个结局。自然所有表面上的失败都只是战术撤退。我们以为我们正在击退她，而实际上她正在诱敌深入。她举起双手，我们以为是举手投降，但其实是在张开双臂以便将我们永久束缚。在被彻底规划和决定的世界中，“道”仅仅是规划的产物。如果这种世界成为事实，自然将永远摆脱人类这个在几百万年前背叛了她的难缠物种，也再不会被人类关于真理、怜悯、美和幸福的喋喋不休所困扰了。野蛮的征服者反被征服。[12]而且，如果优生学足够有效的话，就不会再有下一次反叛了，所有人只会臣服在决定者脚下，而决定者臣服于自然脚下，直到世界的尽头。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自然”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汇，考虑它的各项反义词是理解它的最好方法。“自然”的反义词项有：“人造”“文明”“人类”和“超自然”。“人造”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义项。但如果我们参照其余的几个反义词项，我想就能大概知道，人们在使用“自然”一词时指的是什么、又将什么与她对立。“自然”这个概念似乎是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同于那些不完全属于这两个维度，或完全不属于这两个维度的概念。看起来，“自然”是一个数量化的世界，而不是质性化的，是物质的而不是意识的，是受束缚的而不是完全或部分自治的，是无所谓价值的，而不是拥有价值观念并感知其存在的，是基于动力因（或者，根据一些当代理论体系，根本无所谓因果关系）的，而不是基于目的因的。[13]我认为，当我们以分析的方式去理解一个事物，并依一己之便支配、控制、利用它时，便是中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忽视它的目的因（如果存在的话），以及对它进行量化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降低到了“自然”的层次。我们对这一事物作出的总体反应中本来会包含某些要素，对于这些要素的压制有时是非常明显，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在解剖室里，在我们能够解剖一个死人或是活体动物之前，总有些东西需要被克服。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强行归入纯粹的“自然”范畴，而它们总会抵抗这种意识活动。同样，在另一些情况中，我们也需要为自己拥有的分析性知识和操纵能力付出一点类似的代价，即使我们已经不再认为这种代价值得重视了。我们将树木雕切成屋梁时，并不将其视作树妖[14]或美丽的物体。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可能曾痛切地感受到这种代价，而维吉尔[15]和斯宾塞[16]诗作中流血的树木也许正是对这种原始亵渎感的遥远回响。随着天文学的发展，星辰丧失了它们的神圣地位。在化学农业中，垂死的神祇[17]失去了立足之地。无疑，对很多人来说，这仅仅是一个逐渐发现的过程：我们逐渐发现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发现旧日那些对伽利略和“偷尸贼”[18]的反对声音仅仅来自于反启蒙主义。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有一种观点认为，剥除了质性特征并被彻底简化为数量概念的事物是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对这种观点全盘接受并最为确信的，并不是最伟大的当代科学家们。几乎没有科学家或科学界以外的其他科学拥护者会这么想。这些伟大的头脑知道得非常清楚，事物在这样被对待时只是一个人造的抽象物，它的一部分现实属性已经丧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对自然的征服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形象。我们把事物还原为仅仅是“自然”，以便“征服”它们。我们总是在征服自然，因为“自然”一词本来就用来指称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征服的事物。而征服的代价就是将一件事物仅仅作为“自然”来处理。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是在扩展其范畴。在我们能够丈量星辰并对其称重之前，星辰并不属于自然。直到我们开始对灵魂进行心理分析[19]，灵魂才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从自然手中夺取权力也就是将事物拱手交给自然。只要这一过程在达到最终阶段之前结束，我们就很可能可以认为人类的收益大于损失。然而一旦我们踏出最后一步，将我们自己的物种降低到纯粹“自然”的层次，整个过程便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此时，将要获利的一方同时也是被牺牲的一方。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坚持执行一个原则直到得出表面上合理的结论会导致彻底的荒谬，这便是其中之一。就像那个著名的爱尔兰人，他发现一种特别的炉子可以使他的燃料花费减半，于是得出结论说，两个这样的炉子便可以使他的房子变暖，而不用任何燃料。这就是那个魔法师的交易：放弃我们的灵魂来换得权力。[20]而一旦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自己，被放弃了，我们由此被授予的权力也不会属于我们。我们实际上将会成为奴隶和傀儡。我们将灵魂交付于何方，谁就是我们的主人。将自己仅仅作为一种“自然之物”来处置，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可供科学操纵随意改变的原材料，这是人类的权力的一部分。在我们对此逐渐习惯之前，这一观点是令人痛苦和震惊的，就像人们初次去解剖室时的感觉一样。但反对这种做法的理由并非基于这种感受。痛苦和震惊至多是一种警示和症状。反对这一做法的真正理由是，如果一个人选择将自己作为原材料来处理，他就会真的成为原材料。他天真地想象这原材料将由他亲自操纵，但事实并非如此。操纵他的将是已然非人化的决定者心中纯粹的欲望，即纯粹的自然。

我们过去一直像李尔王一样，努力想要两者兼顾：既想放弃人类的特权，又想保留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么，我们是永远受制于“道”所规定的绝对价值标准的理性精神，要么，我们就是区区“自然”之物，可以被揉捏切割成新的形状，全凭主人的兴致。而我们的主人，按照前面的假设，除了他们自己的“自然”冲动外并无其他动力。只有“道”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人类行动法则，这种法则以同样的方式凌驾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上。要实现“不同于暴政的统治”或“不同于奴役式的服从”，对客观价值持有绝对的信仰是必要的。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单单就我们当前共同的敌人发表意见，可以说，这些人甚至不是我所考虑的主要对象。如果不受到遏制，之前所讲的这个过程将导致人的废除。它在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中发展迅猛，完全不亚于在法西斯主义者中的发展。他们的方法（起初）可能在残忍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长远看来，我们中有很多目光柔和的、戴夹鼻眼镜的科学家，受欢迎的戏剧家，以及我们当中的许多业余哲学家，他们企图要做的事情与德国纳粹统治者的行径并无不同：传统的价值观念将被“揭穿”，人类将被随意切割成新的形状（这种切割，如我们假设的，必然是出于一种专断的意愿），而执刀者就是掌握了这一技术的某个幸运世代中少数的几个幸运儿。有一种信念已经开始对我们的语言造成影响：相信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意识形态”，相信人类因此可以被作为纯粹的“物质”[21]、标本或配制出的混合试剂来对待。过去我们消灭败坏的人类，现在我们清理不合时宜的因素。美德已变为“顺应”，勤奋已变成“活力”，看起来能够承担任务的男孩子则成了“潜在的军官材料”。最精彩的是，连节俭和克制，甚至是寻常的智能，都成为了“促销抵抗力”。

通过将“人类”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使用，正在发生之事真正重要的意义被掩盖了。“人类”并不必然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只要我们仍然遵循着“道”，我们便能从中找到具体而确定的现实，参与这种现实就等同于作为真正的人类而存在：拥有真实的共同意志和人之理性，活着，并像一棵树一样生长，随环境的变化而伸展，呈现出永恒变化的新生之美与奋斗的尊严。站在“道”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谈论人类对自己的控制，这种控制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类似于个体的自我控制。但一旦我们离开了“道”，并将其看成一种纯粹的主观性产物，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那时，所有人类真正共享的便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一个“最大公约数”，人类对自己的征服也就单纯地意味着决定者对决定对象（人类原材料）的统治，意味着决定者对一个“后人性”世界的统治。而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在，自知或不自知地，奋力建造这个世界。

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阻止有人将这个讲座理解为一次对科学的抨击。我当然否认这一指控，真正的自然哲学家们[22]（确实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在世）会觉察到，当我为价值辩护的时候，在众多价值当中，我也在为知识的价值辩护。一旦知识的价值扎根在“道”中的根茎被切断，同其他价值一样，它也必将枯萎。但是，我可以更进一步。我甚至认为，要解决我们的困境，办法可能将由科学中来。

我已经将这样一个过程描述成了“魔法师的交易”：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将世间万物一件件地交给自然以换取权力，最后终于交出了自己。这句话绝非儿戏。在同一个地方，魔法师失败了，而科学家却成功了。这个事实导致在流行观点中，这两者形象之反差是如此鲜明，以至于连科学诞生的真相也被误解了。你甚至会发现一些人在记述十六世纪时，将魔法描述得如同中世纪的残余，而科学则是将其扫除的新生事物。真正研究过这一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在中世纪是没有什么魔法的，它的黄金时代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严肃的魔法探索和严肃的科学探索是一对双胞胎：一个病死了，一个强壮地活了下来。但他们确实是双胞胎。他们诞生于同一种动力。我承认，在早期的科学家中，有些人（当然并非所有人）是被一种对知识的单纯热爱所驱动的。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那个时代的特征，就能看清我谈到的这一动力的真相。

有些东西既将魔法和应用科学联系在一起，又使它们同更早时代的智慧区别开来。对于旧时代的智者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灵魂顺应现实，解决之道便是知识、自我约束和美德。对于魔法和应用科学，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让现实顺应人的意愿。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某种技术。并且在这种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它们都准备好了去做一些一直以来被认为令人厌恶和亵渎的事情，比如挖出并肢解死者。

如果我们比较“新时代的首席小号手（培根[23]）”和马洛[24]的浮士德，其相似性是令人震惊的。你会在一些评论中读到浮士德心怀对知识的渴望。事实上，他几乎没有提到过知识。他想从魔鬼手中得到的不是真理，而是黄金、枪弹和姑娘。“在安静的两极间活动的一切事物，都将听他指挥”，而且“一个灵验的术士就是伟大的天神”。[25，26]出于同一种精神，培根谴责那些将知识本身作为终极目的的人。这在他看来就像是将知识作为用于寻欢作乐的情妇，而她们本该被作为生养后代的配偶。[27，28]此处真正的目标是要延伸人类的力量，直至万能。他排斥魔法，因为魔法不起作用。[29]但他的最终目标和那个魔法师是一致的。在帕拉塞尔苏斯[30]身上，魔法师和科学家的角色是并存的。毫无疑问，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者通常是爱真理甚于爱权力的人。在形形色色的科学运动中，每一次运动的功效也总来自善的，而非恶的因素。然而，有恶的因素存在并非不会影响这功效的方向。如果说现代科学运动从诞生之日起便被玷污了，可能言过其实。但我认为，如果说它在一个不祥的时辰生在一个有碍健康的环境，倒是不假。它的胜利也许来得太快，而这胜利代价太高。反思，甚至忏悔，可能都是我们需要的。

那么，我们能否想象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我们能否始终意识到分析和抽象所产生的“自然物体”并非客观实在，而只是一种观点，并始终自觉地对抽象过程进行修正呢？我并不十分了解我在要求什么。我听到议论说歌德[31]研究自然问题的方法[32]值得被更充分地考虑，还听说，甚至斯坦纳博士[33]也可能看到了一些正统研究者错过了的东西。我所设想的这种重获新生的科学甚至不会把现代科学企图对人类所做的事情施行于矿石和蔬菜。当它解释，它不会使被解释之物消失。当它谈及部分，它不会遗忘整体。当它研究“他者”，它不会忘记马丁？布伯[34]所称的“你”之情境。对于这种科学来说，将人类之“道”与动物的本能进行类比并不意味着将良知简化到与本能同类，而是利用我们内心真实存在的良知，从新的角度阐释本能这一未知之物。这种科学的追随者将不会随意使用“只是”和“仅仅”这样的词。简而言之，这种新的科学将征服自然，但不会同时被自然征服，它会获取知识，但不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

也许，我是在要求不可能之事。也许，出于事物的本性，分析性的理解必将永远像蛇怪[35]一样杀戮一切所见之物，并只能通过杀戮来认识这个世界。然而，如果科学家们无法在这一过程触及和消灭普遍理性之前亲自将其遏制，那么就必须由别人来遏制它。我最担心得到的反馈是，我“只是又一个”反启蒙主义者，而科学则会安然无恙地通过我所指出的这一障碍，正如它通过之前所有阻止其进步的障碍一样。这种反馈来自当代人想象中灾难性的序列主义倾向——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幅无限的单线进程的图景，这画面持续影响着我们的认识。因为我们必须如此频繁地使用数字，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每一个过程都必然像数字序列一样，其中每一步都与前一步类似，直至永恒。我恳请你们回忆一下那个爱尔兰人和他的两个火炉。有些进程中，其最后一步是自成一类的，无法约减为其他步骤。而在这样的过程中，走到这最后一步意味着抵消之前整个旅程中的努力。将“道”贬低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产物就是这样的一步。在这一步之前，那种将事物“解释掉”的方法也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些收益，虽然我们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你不可能永远使用这种策略，否则你会发现你已经把你的解释本身“解释掉”了。你不可能永远持续“看透”事物。看透某个事物的全部意义在于透过它看到一些东西。窗户透明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后的街景和花园是不透明的。可如果你把花园也看透了呢？看透第一原理[36]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看透了万物，万物将皆归于透明。但一个整体透明的世界是不可见的。看透万物等于全无所见。

本文原系《人之废除》第三章，略去译注

作者：C.S.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