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认识（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信息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理论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底色，包含了解读和破译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密码。“关系”在这里是研究的重点，它是行动者之间交相互动的状态，大量的互动是通过信息连接起来的，因此关系的发生及其存续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具体的信息表明了关系是什么样的，也呈现出关系演变的特性及其内在逻辑。同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在相互获取对方信息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通过特定的信息符号而呈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说，国家与社会是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信息既是两者关系的符号表征，也是理解这种关系的工具。

　　国家捕捉社会事实的信息化

　　国家治理面向社会而进行，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责任，需要掌握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通过信息来安排和协调各种活动。信息是国家治理的神经系统，决定了国家去做什么，要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做得怎么样，尤其是直接影响国家治理应当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比如根据流调的情况来部署和安排防疫措施。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全面地掌握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尽可能搞清楚相关问题的情况，发掘和提炼相关的治理知识。这些信息既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的信息，也包括不同要素交相互动而形成的信息。

　　国家治理，首先，通过获取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比如食品安全的情况，才能识别和界定问题，及时作出恰当的决策。其次，只有掌握具体情境下有关社会事实的情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落实相关的管理和服务。最后，必须把握民情民意民需民求，分析社会和个人动态变化的情况，才能准确评估治理效能，调整和优化治理方案。精准地采集、分析和运用相关信息，将社会事实都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来，不仅使国家治理变得可能和可行，也提高了国家治理的自主性和效能感。

　　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主要是国家视角的社会信息化，包含了鲜明的国家意志。这其中既有国家主动实施的信息活动，比如人口普查或国土调查等，也有国家被动接收的信息输入活动，比如个人提交有关社会问题的信息。其中的具体方式包括普查、调查、座谈、会议和走访以及各种类型的数据库等。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集中体现在通过信息技术来监测、跟踪和捕捉社会及其变化的情况，带来了大量数据治理的工作。相对于社会的分散化计算，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关算法或公式也越来越标准化，信息的总量和流量都非常大。

　　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不过要看到的是，虽然国家已经拥有大量标准化和集中化的信息，但对于繁杂多样的社会要素及其分散化的情形而言，国家所掌握的信息实际上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面临着广泛的信息瓶颈。随着国家治理的拓展，尤其是国家承担的职能范围及其事项门类等的增加，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社会管理、经济调控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国家所掌握的社会事实的信息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多维度，也越来越细致，从而使国家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深入摸清社会情况，提供精准的管理和服务。

　　社会对国家及其治理的监督

　　国家治理穿透社会要素，精细地描画社会地图，其与各种社会元素进行或松散或密切的接触，接触面或联结点越来越多，互动和交流也更加频繁。换句话说，正是国家治理与社会事实有了接触，才可以看得到社会事实，更好地捕捉社会事实，掌握更多确切的信息，形成对于社会的清晰画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治理受到社会中个人和组织的关注。

　　所以，不只是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社会也在监督着国家，获取和利用相关的信息，以搞清楚国家及其治理是什么样的，从而不断地穿透国家的边界，促使国家治理更加开放和透明。其基本逻辑在于：首先，国家权力更多影响到社会主体的权益，而社会主体也对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试图影响国家权力，比如要求对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等。其次，随着国家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大，国家与社会的接触面也越来越大，社会也可以直接看到权力及其作业过程。最后，公民权利意识的发育提升了个人的自主性，也培育了社会的权力监督意识，社会力量向国家施加透明化的压力，迫使国家尽可能公开信息。这些从不同方面建构了社会对国家的凝视，形成了支持或反制国家权力的结果。

　　国家与社会的互见与融合

　　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二者相互靠近，互相“看见”对方，又保持着彼此的距离，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更具有主动性，采用的主要是标准化的算法，通过集中式计算而进行，而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则主要是个体化的认识和判断，具有分布式计算的特点。

　　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交流”，突破了彼此之间的边界，形成了信息的持续交流，使彼此都具有了更高的清晰度，包括各自的权责边界、行动过程和互动交流等，都变得更加明确、清晰和有序。其中，社会的清晰度意味着，国家按照标准化方式捕捉社会，带来了社会的可阅读性、可测量性和可进入性，最终提高了社会的可治理性，包括让模糊的变得清晰，让不可知的变得可知，也使不可治理的变得可以治理。国家的清晰度则意味着，社会力量提出权利主张，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来，审视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运作，使国家变得更加开放、公开和透明，也更具有回应性。此外，治理与监督的过程也推动了信息的扩大再生产，交相互动衍生而形成的信息，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领域。

　　在当今高度数字化的时代，首先，国家与社会相互需要；其次，国家逐步向社会公开某些信息，社会也更多提供信息给国家，形成深度融合的格局；再次，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建构了相互支持的治理场域；最后，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加深了国家与社会的广泛融合。

　　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可观测和可检验的。信息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状况的重要表征，也是建构和运作这种关系的基本工具。国家需要通过信息化方式来摸清社会事实的情况，精准地解读和分析社会，以贯彻国家的意志和要求。社会也积极获取有关国家的信息，对国家及其治理活动进行理解和分析，这既具有约束和监督国家权力的意义，也有利于协调和安排各自的行动。在治理与监督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嵌入，被动或主动地交换信息，也更清楚地看见彼此，最终建构了两者深度交汇融合的形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协商民主的体系化及其程序机制研究”（20AZD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