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深情喊话邓稼先（杨振宁问邓稼先）

有人问参加越南自卫还击战的战士：“攻下一个山头国家给你们多少钱？”战士沉默了片刻说：“如果为了钱，没有人会去攻山头，因为战士的生命是用再多的钱都买不来的。”战士之所以会在战场上奋不顾身，舍身忘死，是因为信仰、责任、荣誉，还有国家利益。这就如同杨振宁有一次邓稼先提出的问题：“你研究出来了原子弹和氢弹，国家给你多少奖金啊？”邓稼先平静地对杨振宁说：“一共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时的杨振宁觉得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可这就是在中国军人超越了金钱和物质的精神追求。

邓稼先

没有哪一个领导者不渴望在自己的企业中，能够多一些像解放军战士，像邓稼先这样的人，他们也在非常努力地营造企业文化，想尽一切办法凝聚企业的团队精神，可是效果却往往不是很理想，或者说始终处于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状态，于是常常也只能临渊羡鱼。

企业文化只有真正成为团队的灵魂，成为员工的信仰，才会出现更多并不仅仅因为薪资待遇而跟着老板苦干苦熬的员工。

那么，为什么很多企业的文化并不能得到员工的认同呢？第一，可能是严重脱离了实际，老板画的大饼太大也太硬，员工不想啃也啃不动。第二，可能是格调太低，老板所描绘的蓝图根本就达不到员工更高层次的需求。

《孙子兵法》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是孙子所认为成事必须的五个基本要素，而首当其冲的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里的“道”，就是旗帜方向，是先进的文化和正确的价值观，它是人们之所以会自觉自愿的一切动因。所以，任何一个优秀的团队，都会有一个足以令人热血沸腾的精神旗帜。比如，梁山好汉有“替天行道”，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让一群流寇激情澎湃，为之奋不顾身；我军一组建，就树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天下穷苦人民谁人不拥护？曾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最牛的统一战线；美国西点军校的“荣誉、责任、国家”，让每一个走出西点军校的学员都会在骨子里、在灵魂深处感受到自己生命的高尚。

企业管理者们都喜欢讲团队精神，那么什么是团队精神呢？团队精神就是让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为依靠他的人和他所在的组织负责，为同一个目标负责；就是把日常的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把企业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理想。在这个团队中，每一位成员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士，同时也一些相对独立的项目上有互为领导者。概念自然很好理解，关键是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这就要求企业领导者从创业之时开始，从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起，就要开始持续培育，努力使他们拥有健康的人格，相同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拥有可信度和责任感；拥有饱满的热情和宽阔的胸怀；拥有热情如一的服务精神。

我在东北工作的时候，专程到吉林靖宇县瞻仰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在刺骨的寒风中领略了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那种勇敢顽强的精神气概。

杨靖宇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极大的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要是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的震撼。据说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当场流下了他鳄鱼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据史料记载，这个屠杀了很多中国人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很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一生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

杨靖宇 剧照

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我们经常讲，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即便是在缺衣少穿的情况下，还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参加革命呢？除了“打土豪分田地”，让自己和家人可以吃饱穿暖，剩下的就是理想和信仰的驱使。信仰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越是看不见摸不着，越容易让人产生向往和痴迷。大脑被反复地灌输一个观点，最后就成了人的信仰。可以说，不能提供信仰的组织，都是失败的组织。

周恩来在西柏坡曾经有过这样精辟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却最终把国民党打败了，归结其主要原因，就是信仰的力量。

佛教讲的“彼岸”就是众教徒心中的向往，谁都没有见过，但又让人趋之若鹜。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将近2000年来，不但没有断续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兴旺发达。直到如今，寺庙的陈设规矩、僧人的着装仪态，基本就没有什么变化，有人开玩笑说，他们连发型都没有变，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怎能不叫人惊叹？

有一年走青藏线，在通往拉萨去的路上，陆续看到有磕等身长头的信徒。随行人员告诉我：能磕得起长头的可都是些有钱人，不是想磕就能磕的。我说，这怎么可能，不是只有可怜人才会央求上天保佑，希望有一天升官发财吗？司机告诉我，他们可不是仅仅去拜佛这么简单，而是要去给佛塑金身的，这笔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有些人甚至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准备，直到攒够钱后，才举家出动，一个人负责磕长头，其他人做后勤保障。由此可见信仰的力量。

磕长头的佛教徒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军人的信仰，把实现共产主义是全体共产党人的最高革命理想，这个革命理想就相当于佛教中的“彼岸”，而共产党人的“彼岸”实际就是“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很多管理者都在研究和效仿军事化管理，实际上军事化管理的核心就是行为管理，而行为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和团队都对所在单位持续发展进步和他们自己的技能和贡献负责。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和弘扬“企业家精神”。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呢？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是拼搏创新，核心是社会责任。但实际上，精神的构建比物质的积累要艰巨得多。一个企业家如果缺乏了这种精神，即便企业家再多再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善终，而且我们已经尝到了缺乏高尚精神和崇高信仰的苦果，包括企业家本身。比如，有段子说，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对化学的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

特别是近两年来，因为新冠疫情久久不能退去，把每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折腾得够呛，可偏偏还有企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制造“假阳性”的方式趁机发国难财，虽说这些公司，包括他们的领导者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这也恰恰说明，高尚的企业家精神在高额的回报之间，依旧是路漫漫兮修远兮。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可以赢得员工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企业，效益可以低一些，但不能缺乏社会责任感，伤害老百姓健康和国家利益，在创业之初，就要把这条规矩牢牢地立下来，这既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也是不能超越的底线。

评价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的标志是其所作所为“于国于民有无长远利益”。如果，我们能够将经济利益之上的单纯想法上升为企业家精神，那么企业的销售额和资产规模就不再是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这个标准则成为“究竟是为害四方，还是造福一方。”

世界上公认衡量企业的标准就包含有“社会责任”一条。一个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应该是“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的企业，这也就是很多成功企业乐于做慈善，做公益事业的原因所在。

任正非

华为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中国通信科技的脊梁，在华为的企业文化中，不仅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更包含着满腔的家国情怀。任正非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创业者，他用“一桶糨糊”使华为凝结成了这个世界上可以抵御任何强大势力的超级航空母舰。也正是因为有了整个华为人的同舟共济，在整个社会，包括国家层面的拼死相救之下，华为和任正非在遇到美国霸权打压的时候，才会显得如此的轻松坦然。

只有员工有信仰，企业才会有希望，团队才会有力量。一个企业是否有未来，关键在于企业领导者是否具备企业家精神，与员工之间是否真的实现了良性互动。而所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不可能在中国企业家阶层没信仰、没担当、没尊严、没实力的状况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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