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的女性主义电影 这部成熟的女性电影

2019年，韩国电影人取得的成绩可谓是硕果累累，不但涌现出了《极限职业》、《恶人传》、《证人》等爆款电影，还凭借神作《寄生虫》实现了国际奖项上的重大突破。各种高分、高票房的韩国电影推荐榜单，多得让人简直刷不过来。

今天要聊的电影，也是各大排行榜中的常客——由罗美兰和李圣经主演的《女警》。

《女警》讲述了优秀刑警朴美英（罗美兰饰），为了照顾家庭转文职后，和小姑子赵智慧（李圣经饰）一起卷入一系列侵害女性刑事案件中的故事。

在影片风格上，《女警》同2019年韩国本土票房冠军《极限职业》颇为相似，二者都跳脱出韩国犯罪电影严肃、写实、惊悚的常见框架，转而用轻松搞笑，甚至有些魔幻的方式，呈现不一样的犯罪片。

由于电影拍摄完成后，正好赶上轰动全韩国的“胜利夜店”丑闻事件，大量偷拍、侵犯女性的社会事件重回公众视野，这也使得《女警》在主题上高度契合时事热点，受到极大关注。

聊《女警》，不能忽视其优秀的喜剧效果。电影的喜剧性来自于人物形象带来的预期与现实境遇的落差。

英勇果敢的精英女警朴美英，为了养活一事无成的丈夫，照顾幼小的孩子，毅然决然放弃大好前途，考入文职，每天要对上司阿谀奉承，和一帮小姑娘勾心斗角。遇到恶性刑事案件，想伸张正义，也只能利用上班摸鱼的时间偷偷调查。

初入刑警队的美女警花赵智慧，对工作抱有满腔热情，立志伸张正义、为民造福。但却总是毛毛躁躁，笨手笨脚，办案中状况百出，让领导头痛不已。被惩戒性调离岗位后，被迫与水火不容的嫂子一同负责枯燥无聊的文职工作。

美丽的电脑骇客梁蔷美，前国情院内勤探员，毕业于科技学院，曾通过无数的考试和严格的训练，普通的网络安全系统对她而言是形同虚设，结果却被分配到调查留言队，专业技能只有在抢购演唱会门票和调查前男友出轨时才派上用场。

窝囊的居家男人赵智哲，婚前就念叨着要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检察官，结果等到孩子都上学了，也依然一事无成、闲赋在家。

就是这样一个横竖看来都不靠谱的“非官方”团队，承担起了和涉嫌贩毒、性侵害的暴力团伙的正面对抗，悬殊的力量对比和蹩脚的协作配合，带来一连串的笑料。

更有趣的是，导演为案件调查中设下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扑朔迷离的案情，也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平凡琐碎的生活。

负责信访工作的“查案三人组”，要一边满足普通市民的咨询求助，一边寻找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要一边同歹徒奋力搏斗，一边应付顶头上司的考勤考评。对她们来说，很多时候，生活比罪恶还要让人焦头烂额。

导演使用这种荒诞、诙谐的表现手法，在倒错中凸显了真实，将日常生活中矫枉过正、是非颠倒的乱象夸张放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喜剧效果。

难得的是，《女警》在自我定位上极其精准，没有加入过多的煽情情节。

两位主人公朴美英和赵智慧，在片中是一对姑嫂。刑警出生的二人性格强势，关系不睦。不论是生活、工作还是探案过程中，总是夹杂着大量的吵闹和争执，这也是影片趣味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但随着案件的深入，二人由水火不容，逐渐演变成了惺惺相惜，携手共进。这是类型片的惯用套路，却没有被导演刻意放大。

导演的目的很明显，喜剧不是非要走向煽情或者悲剧的最终路线才能彰显其内涵，通过取舍，回归博人一笑的初衷，才是喜剧最纯粹的样子。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概括《女警》的电影内核的话，“女权主义”想必是最适合的答案。

近些年来，女性题材电影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不再是简单的依附品，她们拥有越来越独立的情感和生活空间。

《女警》在女权问题上的态度鲜明而直白，对当今社会女性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

我们不难发现，电影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无一不是职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朴美英，办案即便再英勇，也不得不面对照顾家庭的重任，为不争气的老公作出巨大牺牲；赵智慧，不论如何努力，依然被同事用有色眼镜看待，觉得女人不适合刑警工作；梁蔷美，就算通过层层筛选，还是无法进入核心、重点岗位。

这些现象绝非偶然，不论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小白，还是工作经历丰富的老鸟，都无法避开针对女性的职场天花板和各种不公待遇。“结婚、生子、育儿、顾家”，这些本不必然和“女性”划等号的附加属性，俨然成为定义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诸如此类的不公平待遇势必给她们的身体、精神带来巨大伤害，甚至直接影响到女性自我认知的构建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现实中，外界的威胁显然不止于隐性的歧视和不公，来自异性直接的攻击和侵害使得女性的全安始终难以保障。所以当朴美英在面对暴力集团的卑劣行径时，才会出离愤怒，决心将那些人渣一网打尽。

电影中，窝囊的丈夫赵智哲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存在的最大意义好像就是勾连起两位女主人公的姑嫂关系。然而，赵智哲这一人物，却是凸显片中女性独立性的重要一环。

这个吃了多年“软饭”的男人，不但要受妻子的数落，就连妹妹也能对其吆三喝四，这样的设定，是导演对传统男性家长制最直接的颠覆，对支配、压迫、物化女性行为最直白的讽刺。

与赵智哲一样，电影中绝大部分的男性形象都处在女性群体的对立面。其中最典型的，一是偷拍、性侵少女的犯罪集团，二是追求业绩和升迁，无视被害人悲惨遭遇的刑警。

但与此同时，导演显然也明白，要最终实现女性解放，光靠她们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还远远不够，另外的“半边天”绝不可以袖手旁观。所以电影结尾处，被赵智慧一番激昂演讲“唤醒”的男人们，积极地加入到对犯罪分子的追捕之中。如果单从电影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情节难免显得虚假、刻意，与影片前半段的基调充满了剥离感。

但如果跳出电影看问题，“女权”绝不是矫枉过正的“女尊男卑”，也不是将异性踩在脚下的耀武扬威，而是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追求平等、融合、和谐的发展态势。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自然需要男性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协助，这也是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必然要求。

诚然，在电影层面，《女警》存在的问题有很多，但是其在社会化问题上作出的思考和探讨，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