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疫苗之父汤飞凡吗（汤飞凡世界级的疫苗专家）

2004年，在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日本银行发行了最新版的日钞。

已在上一版千元面值钞票上呆了20年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光荣退休，替代他的是日本国宝级生物学家，人称“东方柯赫”的野口英世。这位以分离出梅毒螺旋体而享誉世界的科研巨子得到了日本国最高等级的尊重。

而我国那位几乎与野口同时期，同样以分离、培养出“衣原体”而享誉全球的“东方巴斯德”，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他，在漫天的炮火之下，奋不顾身的重建了中央防疫处，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在抗日战场上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但是他，孤身赴雁北，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扑灭了新中国第一场瘟疫；

很少有人知道

是他，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研制出中国第一批狂犬、牛痘、斑疹伤寒疫苗，几乎以一己之力让中国领先16年消灭天花；

是他，以身试毒，首次分离沙眼衣原体，让中国的名字轰动世界；

是他，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神”、“东方巴斯德”、“衣原体之父”，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但是他，虽救人无数，但终无法拯救自己。

翻烂历史课本可能也不会找到他的踪迹，只有瘟神卷土重来的时候，才会有人把他想起。

为了追寻这位疫苗之神的芳华旧事。

我们不妨把目光回溯到上海解放前夕，

此时百万雄师以越过长江，浩浩荡荡的向“东方巴黎”压去。

而法租界的别墅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们，已如丧家之犬，个个惶惶不得终日。

他们想希望抓住一切机会，赶紧离开这里。

霞飞路的一栋别墅内，

一位小个子的男人也在焦躁的走来走去。

他的手里拿着一封来自美国信件，

这是他的导师从哈佛大学寄来邀请函，希望他赴美协助他完成一项意义重大的科研工作。

随函而来的是他和夫人的机票，2天之后，有一班美军飞机在虹桥恭候。

对很多急欲一走了之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救命的稻草，

别说美军飞机，就连可以远洋的渔船都挤满了人。

但这对这位小个子男人来说，却是实在难以选择的命题。

离开，以他的学识，以他岳父的地位，他肯定会得到一份高薪，拥有一座设施完备的实验室。

以他手上的科研成果，他很可能问鼎诺奖。

而坚守，以他岳父何键的所作所为，他将面对的很可能是暴风骤雨般的清算，很可能是牢狱之灾。最好的结果是艰苦的科研环境和微薄的收入。

但他是炎黄子孙，他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热爱祖国的每一位人民。

正如20年他毅然决然的离开哈佛大学一样，他想让自己的学识服务于这里。

在夫人的温柔如水的注视下，两张奇缺的机票化作漫天飞舞的纸屑。

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祖国。

这位将满腔热血洒在华夏大地的赤子，就是我国防疫医学、公共卫生学、微生物学泰斗，中国生物学界、预防医学界的骄傲，屡次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选择逆行的汤飞凡先生。

////// 潇湘才俊的铁血丹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汤飞凡先生在湖南东部小城醴陵的书香门第之中呱呱坠地。

此时，连年的战争和饥荒，已让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汤家走向没落。到了父亲汤麓泉这一代，一大家子的生活已经十分难以维持。

汤麓泉先生是一位有些酸腐的读书人，耕种、理财、行商对于他几乎是天方夜谭。他只能凭借写得一笔工整的“馆阁体”才在小县城中谋一个小吏的职务。业余时间还要代人写写书信换几个小钱，来勉力度日。

在那个缺乏上升渠道的年代，读书是大部分男孩的唯一出路。

虽然眼看已经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但年仅五岁的汤先生还是被家父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何家私塾，与何家儿郎们一起学习圣贤之言。

父亲的忘年好友何键彼时也在私塾里备考军校。朝夕相处下来，这位仅比汤先生大十岁的世叔非常喜欢这位聪明又刻苦的汤家老三。在闲暇之余，经常把自己在新式小学中学到的那点粗浅的数学、物理讲给汤先生听，汤先生听得也十分入迷。

1905年，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口号已经响彻华夏大地，科举的大门被永远的锁上。

私塾这个传统应试教育的产物瞬间变成为了鸡肋，老汤先生也意识到由八股入仕这个渠道再也不会打开，儿子们需要学习新学。

小汤先生跟着自己的二叔来到了长沙，在城南边的中陆师范附属学校就读，不几天又与二哥一同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

与医学的结缘，正是源自汤先生在工业学校学习机械专业的期间。

行将毕业的他被喷配到萍乡煤矿实习。

在矿上担任见习机械工程师的汤先生有幸与到此为矿工们检查身体的颜福庆先生住进了同一间宿舍。

颜福庆先生是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彼时正在长沙雅礼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在与二人同居的日子里，颜先生经常给汤先生传授一些医学常识，告诉他在西医视界之下的人体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告诉他细胞、组织、器官等等等等。

这让汤先生眼界大开，慢慢的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终日跟随颜先生跑东跑西。

看着汤先生喜欢现代医学，颜先生告诉他可以去考一下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湘雅医专，由湖南育群学会同耶鲁大学雅礼会联合创办，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中国医学院四朵金花之一的“南湘雅”。颜先生就是湘雅的首任校长。

当时，湘雅实行的是七年制教育。从预科开始，教学便全部由美方负责，毕业之后拿得也是耶鲁大学的博士文凭。

因此按照美国的标准，入学考试需要使用英语答题。

这对从小县城中出来的汤先生来说的确是个天大的问题。

好在，颜先生悄悄地指点汤先生，“可以私下里拜访一下美国主考官，试试看能不能暂时豁免英文考试。”

一天午后，汤先生敲开了教务长胡美博士（Dr. H. Hume）办公室的门，在一番促膝长谈之后，那个略带傲娇的美国牧师被这个瘦小的中国学生肩上背负的勇气和执着深深打动，最后同意破格录取汤先生以中文应试，待一年之后再补考英语。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

在湘雅的岁月里，专业书和牛津辞典是他最忠诚的伙伴。

厚厚的大辞典几乎被他翻成一卷烂纸，得到的是一副接近1000度的近视眼镜和可以充当教师的英语水准。

20世纪初，病原体学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柯赫联手揭开了微生物大发现时代的序幕，病菌学一跃成为西方医学的热点。

欧洲、美国、日本的一流医学家纷纷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随着鼠疫杆菌、天花病毒、肺结核杆菌等一个个凶悍的病原体被陆续的发现，流行病病理学研究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瓶颈。

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让汤先生着迷，他迷恋于寻找那些明视野和暗视野中扭动的微生物，迷恋于亲手揭开瘟疫流行的谜团，迷恋于寻找与瘟神战斗的利器。

悠悠七载，就这样在书本和实验室之间匆匆而逝，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触目惊心。

但等他拿到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却发现与他同期入校的30位同学，只剩下了10名。

7年的学习生涯并没让他满足，日本已经有“东方的柯赫”，他只有通过更加的努力才能成为 “东方的巴斯德”。

为了这个目标，这位从没有走出过湖南的小伙子动身北上协和，进入国内细菌学权威、德国人田百禄（Dr. Ten Broeck）先生的实验室里继续深造。

田教授培养年轻人的方式是动手。

“北协和”的光阴，是从洗洗刷刷和培养细菌的工作开始的，这是一项极其枯燥无聊的重复性工作，无聊到以让大部分同学失去了耐心。

几个月之后，大部分与汤先生一同进入实验室的同学们转考了其他专业，有的干脆放弃了学习。而只有坚毅的汤先生成为了田教授唯一的中国籍助教。

在田百禄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汤先生掌握了难度极高的单株菌株分离、培养的技巧。能否掌握这项技术，这在当时几乎就是评判病菌学权威的唯一标志。

三年之后，田教授骄傲的把这位年轻人推荐给了美国细菌学权威，以“抗体一元论”享誉全球的秦斯尔（Dr. Hans.Zinsser）教授。

出国之前，汤先生与何键家的二小姐何琏女士完婚，汤先生比何小姐大了足足九岁，此时的何键还只是湘军的团长。

婚后仅两个月，汤先生便扔下帐中娇娘，孤身一人投入秦斯尔教授位于哈佛大学实验室。

秦教授是一个饱读群书、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培养学生的方式是先把他们扔到图书馆或资料库里进行海量的阅读，然后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让学生们各抒己见。

这简直就是王阳明式教育的美国版。

在读书研论会上，汤先生总是以旁征博引拔得头筹。

秦教授不无骄傲地拍着汤先生的肩膀说，这世界上真正的读书人，我算一个，你也可以算一个。

三年技巧，三年攻书，让汤先生成长为一个即有理论又懂实操的科研新锐。

在美期间，他们的团队用物理法验证了病毒可以自我复制的生物特性，正式让病毒独立出来。

几篇重磅论文发表的同时，各大学的聘书也如约而至。

一封来自中国的信笺也摆到了汤先生案头，

信来自于他最敬爱的师长，已经到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院长的颜福庆先生。信中，颜先生言辞恳切的请求这位刚刚在微生物学界大露锋芒的青年才俊回国效力。

几乎没做任何考虑，汤先生立刻放弃了唾手可得的鲜花和掌声，放弃了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科研环境。

他走到一再劝他留美的秦教授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缓缓的对一脸无奈和不舍的恩师说出回国的理由。

“我的祖国科学事业很落后，微生物科学更落后，一片空白，我热切的希望把祖国微生物科学发展起来。”

这是一位书生的内心独白，也是一位中国学者对全世界的宣言。

我之所学，要留给祖国！！！

1928年，汤飞凡先生携妻子回归祖国，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在教学的同时，他还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科研条件下对沙眼、腮腺炎、流感、肠炎、支原体肺炎等流行病的病原体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于无声处御外辱

37年八月，日寇陈兵沪上。

十里洋场也容不下一张书桌。

已是上海医学院教授的汤飞凡先生走出不再安宁的校园。

带领教师和学生们组成前线医疗队，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

闸北前线近在咫尺，小小急救站里刀光血影。

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汤先生也在急救站中待了足足三个月，没有一天不是枪声、炮声、呻吟声中度过。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日寇第10军在金山登陆，

6个甲种师团强渡苏州河。

惨烈会战以上海的沦陷而结束。

上海之后是南京，

南京之后是武汉。

转瞬之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暂时退回租界的汤先生心中没有一丝苟且和安宁，他每天焦躁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时不时的对夫人何琏抱怨，“研究、研究，当了亡国奴，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

这时，颜福庆先生又来信了，已是卫生署长的颜老师邀请他到尚在敌后的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的重建。

中央防疫处，是我国第一支官方领导的现代卫生防疫机构，它源始于防疫学泰斗伍连德先生领导的东北鼠疫防治运动，乃是当时疫情防范和细菌战防御的国家队。

而此时，这支从京都南渡的防疫国家队已接近分崩离析，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在逃亡旅程中死的死、散的散，科研设备也遗失殆尽，连落脚之地都没有。

等待汤先生的几乎是一盘散沙。

他需要的是，从一位学者先暂时变身为一个创业者。

初到长沙的汤先生不顾舟车劳顿，马上投入了重建工作。四处找地方、寻人、寻设备，事无巨细皆由他一手操办。

好在此时主政潇湘的是他的老岳父，在当局的大力襄助之下，中央防疫处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但好景不长，仅过了一年时间，湖南省也陷入日寇铁蹄的阴影之中。

刚刚回归正轨的防疫处也不得不与其他暂居长沙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起，再次收拾细软，南迁昆明。

为了寻一处落脚，汤先生孤身先期抵达。

他在昆明周围奔走张望，终于靠着岳父的情面，向龙云借来了昆华医院的附属用房先暂时安定下来。

同时，他还在滇池侧畔为防疫处寻得一处荒滩，以建新址。

接下来1年之内，汤先生带领着防疫处上上下下奔走在昆华和滇池之间，一边当着科学家，一边当着建筑工人。

在他们的努力下，防疫处有了附属医院，有了子弟小学，有了净水场、动物饲养场，有了生物制品实验室和生产车间。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玻璃器皿加工厂。

而在夫人何琏的组织下，家属们也成立副食生产队。生产基地养出的禽畜，种出的蔬菜还富裕到能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卖钱。这在物资匮乏的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小幸福。

人们惊喜的称中央防疫处为“科学绿洲”。

尽管科研条件恶劣，尽管科研资金依旧紧张，尽管人才已经大部分流失，但汤先生并没有降低对科学的严谨和对工作的严格。

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却不失干净与整洁生产车间里，生产出了超过1000万支斑疹伤寒、天花、破伤风、白喉疫苗，作为日寇细菌战最有利的防御武器被运往前线。

青霉素，这种可以决定成败的抗生素，是战场上的绝对刚需。单就功勋而言，只有原子弹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当时，青霉素的生产工艺是最高级别的军事秘密。

高产菌株更是被当做无价之宝牢牢地锁在实验室的保险柜里。

对于连培养基材都不齐全的中央防疫所来说，想要生产青霉素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但永不言败的汤飞凡先生却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

在梦想的照耀下，汤先生发动防疫处的所有人四处寻找霉菌样本。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厨师，一看到长满“绿毛”的东西，立马两眼放光，立刻采样，交给实验人员做分离。

在一次又一次的的失败之后，卢锦汉研究员终于从自己的一双发了霉的皮鞋上分离出一株能高产菌种。

也正是这些从皮鞋上分离出的菌株，让防疫处生产出中国第一支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42年，滇缅战场爆发天花疫情，由于太平洋航线已被日本人切断，从美国本土运送牛痘疫苗已经非常不经济。

盟军司令部将目光转向了昆明的“科学绿洲”，在对中央防疫处进行一番详尽考察之后，认定他们所生产的牛痘疫苗完全符合美国标准，盟军全部换用中国制造的牛痘疫苗。

在双方合作之后，中央防疫处也逐步开始为盟军提供其他疫苗和血清。同时，还为盟军解决了困扰已久的“不明发热”，并得到盟军战时最高功勋奖章。

更值得骄傲的是，在汤先生的主持之下，这座小小的防疫处，成为了国内微生物学研究的学术中心。

在之后很长时间里，每当瘟疫袭来总会有贴着汤飞凡标签的勇士们与瘟神展开殊死的搏斗。

写到这里，土鳖君想起当年非典病毒肆虐中国大地之时，一位医学专家曾经流着眼泪不住地叹息，

“汤飞凡若在，何至如此？”

如果本次疫情，汤先生还在，那结果又是如何？

日寇败走之后，汤飞凡先生又领着防疫处的员工们返回北京，第二次白手创业，在已成废墟的旧址上重建新所。

2年的边建边研，防疫所再次交出了优异的答卷，急需的牛痘、卡介苗、丙球蛋白再次从残破的车间中生产出来，奔赴防疫一线。

////// 真的勇士敢于以身试毒

解放后，汤飞凡先生出任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继续为祖国的防疫事业赴汤蹈火。

50年代初，一场鼠疫席卷了察哈尔地区北部，张家口、承德地区的百姓们落入了瘟神的手中。

但从苏联进口的鼠疫减活疫苗却远远满足不了疫区的需求。

汤先生临危受命，带领一支突击小组以苏制疫苗为样本展开了科研攻坚。

仅仅用时2个月，900万毫升国产的疫苗就运往疫区，上千万生灵免遭涂炭。

此时，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的黄热病也在非洲和中美洲的热带地区爆发开来。而身处这些地区的国家几乎都是与新中国密切往来的好朋，许多机构需要派工作人员前往那里。

但黄热病疫苗生产技术几乎被美国垄断，没有疫苗的保护对于外交人员来说，几乎是在疫区中裸奔。

汤先生再次临危受命，他从原中央防疫处的标本库中翻出了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菌株，并利用这些菌株生产出合格的疫苗。

等到了50年代末其，在祖国大地肆虐的瘟疫才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这时，救火队长汤先生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开展一项中断已久的科研。

沙眼，世界上流传时间最长，流行区域最广，感染人群最多的眼部传染性疾病。

沙眼对眼角膜的危害极大，很多感染者的视力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失明。

少为人知的是，沙眼病原体不仅损伤眼睛，它还会侵入人体的下三路，严重的会导致不孕不育。

当时中国的卫生条件差，健康意识不强，约有50%的老百姓受到沙眼的影响。

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这个数字甚至攀升到80%左右。

早在30年代，汤飞凡先生便对沙眼病原体开展了研究，但却因战乱而中断。

当时仅仅进展到，通过实验验证了沙眼病原体是一种，个头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过渡型微生物”。

就是这么个初步成果，却一举打破了野口英世的颗粒杆菌说，将他拉下神坛。

稳定下来的汤先生约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再次着手破解这个各国科学家投入了大量心血的世界级难题。

在经过大量的实验之后，汤先生发现，沙眼病原体在35°C的环境下最为活跃，并且对链霉素有抗药性。

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重大发现。以往的科学家们都是被提纯过程无法杀死伴生的杂菌而被关在成功的门外。

汤先生则掌握了打开门的金钥匙，

很快，他们便利用鸡的胚胎培养出了合格纯品。

如果要证实微生物与病症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就得请出“柯赫法则”——请一位健康的人接种新分离的毒株，如果宿主感染，则说明新分离的微生物确是该病害的病原体。

汤先生让张晓楼教授将沙眼衣原体培养液滴入自己的眼中，让同事们围着这只因炎症刺激而红肿、疼痛的眼睛观察了40多天，直到获得最全的病历资料。

汤飞凡团队的分离出新型微生物终于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最终这株新型微生物以汤先生的姓氏冠名为“TE-8”,在很多科研机构中也被称为“汤氏病毒”。

自此微生物分类中多了一个衣原体目。

汤先生用自己的身躯填补了微生物学的空白，这是近代以后，中国人对现代科技少有的突破性贡献。

结束了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之后，汤先生又把目光投向了脊髓灰质炎和麻疹。

就在已经分离出麻疹M9病毒，马上就要展开全面实验的时候，噩耗却悄然而至。

因为自己那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岳父，汤先生受到了来自同事们的批判。

倔强而自尊的汤先生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那些对自己莫须有的侮辱。

带着困惑与绝望，汤先生选择用自己那双泽被苍生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位一生与死神搏斗的孤胆英雄用最不该用的方式，在刚过花甲的年纪，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

这位在淞沪会战中没有屈服，在疫情中没有退却的顽强战士的故事以悲情的结尾缓缓拉上序幕。

后来，与他同列为57年全球重大科学突破的两项成果已经分别获得了诺奖，我们有理由推论，如果汤先生活着，凭借衣原体的发现，诺奖也离得不会太远。

////// 为了忘却的纪念

在这个新冠疫情将要得到全面控制的时刻，

土鳖君用粗浅的文笔为汤非凡先生做简单地传记。

土鳖君特别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曾有位为国逆行的哈佛高材生竭尽全力精忠报国的风华旧事。

如果您有缘看到这段小文，请在享用汤先生成果的同时，在心中为这位无双国士留一个小小的位置。#新冠肺炎##肺炎疫情##防疫进行时##长沙身边事##我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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