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公务员考试热点（公务员考试40年4代人）

本周日（11月29日），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的日子，此后还有各省地方上的省考。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时间窗口下，“公考热”毫无疑问地又成为今年的社会潮流。

今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57万，是近3年来最高。浙江宁波税务局一个执法员岗位，引来821个人竞争，录取难度比浙江高中生考上清华北大还高。

这一现象或许和疫情有关，但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体制”的迷恋，其实从来没有间断。

同样是在宁波，北宋年间，当地出了一个名为汪洙的神童，据说九岁就会作诗，讽刺当地的官员们读书只为名利，却不肯捐钱修缮一下破败不堪的孔子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超凡脱俗的文学苗子，最终也走上了科举的道路。几十年后，汪洙一把年纪终于“公考”成功。他激动地写下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诗句，表达他对于进入体制的喜悦。后来这几句话，又成了一代代家长们，劝子女们走科举仕途的名言。

不过与历史悠久的科举相比，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却是个新鲜事物。尽管今天公务员考试几乎是无人不知，但它其实只有20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公务员、或者说干部的招录，并非通过公开的考试制度，而是一直有着很高的隐性门槛。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大潮袭来，官员们纷纷“下海”，公务员岗位又一时成为许多人嫌弃的职业。

直到最近几年，内卷与焦虑蔓延，年轻人渴望通过“公考”上岸的现象多了起来。

一个公务员的背后，凝结着理想、奋斗、奉献，也透露出权力、人情、寻租。回看过往40年，公务员地位的沉浮，从60后到90后四代人的仕途记忆，构成了观察社会的极佳样本，值得我们翻开来，细细品味……

时代的幸运儿

198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秋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位官员升迁的消息，震动了全中国。文章的主人公名叫翁永曦，原是中央农村研究所的一名科员，如今升任为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而在三年前，翁永曦刚刚结束上山下乡，被分配到一家报社当记者。

从青年记者到副部级干部，仅仅用了3年时间。这样火箭般的升迁速度，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发现翁永曦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作为一名老革命，杜在党内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他的门生包括王岐山、刘鹤、林毅夫等。正是凭借杜的推荐，翁永曦从报社调到农村研究所，被时人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

（翁永曦与杜润生 图片来源：凤凰财经）

但背后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中央针对文革期间干部队伍断档、老化的问题，提出废除“官员终身制”，开展干部队伍“四化”运动。如果说公务员是一个产业的话，那么1982年，这个产业毫无疑问迎来了它的“风口”。

和翁永曦一样幸运的，还有高考恢复后，70万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们。在他们之前，想要进入体制当干部，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是大中专毕业生接受国家统一分配。但在文革期间，工农兵大学实行推荐入学制。其中的门道，老百姓们心里也清楚。像翁永曦下乡前曾就读于北大，而他的父母则是局级干部。

二是组织调配安置的退伍军人。

三是干部子弟通过“顶替”、“内招”等形式进入体制。

无论哪种途径，都绕不开人情关系，隐性门槛很高，非普通家庭所能获得的际遇。直到高考恢复，“四化”运动如火如荼，这些农民、工人之子们，才真正有了“暮登天子堂”的机会。

根据统计，十八大后全国62名党政一把手中，有1/3是1978届的大学生。这样珍稀的升迁机会，往后也不可能再有。

在变革的80年代，60后干部们除了仕途顺利以外，还迎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财机会。

1982年，为了促进石油企业生产，赚取更多外汇，中央允许超产部分的石油，以更高的国际市场价出售。此举拉开了“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序幕。

在“双规制”体制下，计划与市场间的巨大价差，令所有人倾倒。手中握有特权的干部们，第一批吃了“螃蟹”，民众则称其为“官倒”。坊间比较著名的故事，有冯仑下海南时，用1万台彩电的批文，换取了30万元筹建体改所的经费。还有王石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赚取了房地产事业的第一桶金。

但最著名的“官倒”，莫过于以发展残疾人福利事业为名，筹建起来的“康华公司”。为了拉拢政商关系，康华公司吸纳了一批退居二线的干部和高干子弟，高管名录中不乏部级干部。仅半年时间，康华利用“跑部”拉来了一批重大项目，二级子公司由7个膨胀至60个，盈利上千万元，跻身于中国五大公司之一。

但与此同时，第一次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双规制”下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对“官倒”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康华公司则首当其冲。1988年，国务院宣布对“官倒”进行清理整顿，康华公司也轰然倒塌。

几年后，随着价格两轨并一轨的实现，在体制内外倒卖价差的机会越来越小。官倒不可避免地退化为一个历史名词。但变革的时代永远带来新的机会，当时间走向下一个十年，一个新的名词，将成为所有公务员们的共同记忆。

弃官路漫漫

1992年，针对价格闯关失败后改革步伐放缓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区调研视察，并同时发表了一系列震耳欲聋的讲话，史称“南巡讲话”。如平地惊雷，民众的心开始躁动起来。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领导讲话的鼓舞下，以往似乎是“禁忌”的事情，变得光明正大。在南巡讲话后的5月份，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通过自己摆地摊的方式，呼唤当地的人们下海经商、发展国家经济，被媒体大肆报道。

各地的公务员感到松了绑。曾经早出晚归、勤恳工作的他们，在工作结束后开始张罗起自己的副业，全国很快就陷入一片“下海”的热潮中。

80年代，潘石屹还在国务院的一个部委工作（现在的中石油），较高的收入、没有太多事情需要做的工作，这样安逸而没有新鲜感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击打着刚毕业、心中有满腔热血的潘石屹，他认为自己在“虚度生命”。

然而，一次陪伴新入职员工挑选桌子的经历，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86年的一天下午，潘石屹带着公司新入职的员工挑选她工作使用的桌子，然而，面对挑了一上午还没选好桌椅的新员工，潘石屹变得不耐烦了。

“不就是选一张桌子吗？怎么选的这么慢？别人选嫁妆都选的比你快。”潘石屹忍无可忍地对着新员工抱怨，而这位新员工的回复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潘老师，这张桌子我可得用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地挑选了，不然选错了，以后不就不舒服甚至还要重买吗？”

这一句话让潘石屹好久没能缓过神来：“难道我就要这样虚度光阴一辈子吗？”

南巡讲话时，25岁的潘石屹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并找家里借了点钱，毅然辞职下海经商，开启了一段非凡的旅程。

（潘石屹与他的“万通”伙伴）

相比于激动人心的90年代初，90年代末的第二波“下海潮”，就显得有些无奈和辛酸。

1998年“两会”期间，朱镕基在人大湖南代表团的聚餐上，对家乡代表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指的是，他正在谋划的政府机构的精简方案。

在朱镕基的主持下，国务院一半的机构被裁撤，市、县、乡政府部门需要进行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改制，大量公务员被迫下海。阿里副总裁高红兵、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财新总裁胡舒立等，都是第二波“下海潮”中的典型代表。

弃官下海路漫漫，时代大潮们裹挟着公务员们，从官场向商场走去。

进入新世纪，当浪潮逐渐平息，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个人视角，重新审视公务员这个职位的时候，公务员的历史地位，又将经历一次起伏。

从“幕后”走向“台前”

1996年，有45年历史的大学生干部包分配制度寿终正寝，高考从此与“铁饭碗”不再划等号。与此同时，公务员考试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公考”。

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此后，公务员岗位，得以向全社会公开招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由2002年的6万人暴增至了2010年的140万。

哪里有考试，哪里就有老师，哪里就有市场。

1999年初，李永新即将从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毕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去部委做公务员，这是与他专业对口的一条坦途，另一条路是去冒险创业。受家庭环境与“下海潮”的影响，李永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李永新）

那个时候，同样是北大毕业、做出国留学培训的俞敏洪已经出了名。校友前辈的成功故事，让李永新也萌生了做教育培训的想法。于是他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利用北大的名声，进入教育培训行业。

1999年，李永新成立了新星伟业公司，为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提供补习、考证等全方位服务，许多投资人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便纷纷表示想要合作。

李永新欣喜若狂，答应了很多投资人的合作。然而，初出茅庐的他还是太稚嫩，由于缺乏经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将公司90%的股份分给了投资人，自己创始人团队只留下10%不到的股份。

这就意味着，李永新团队在公司没有任何话语权。

最终，投资人和李永新团队的矛盾频发，公司很快就濒临破产。由于手头太紧，他把自己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在五六块钱，有时候甚至连一块二的煎饼都吃不起。

就这样，李永新毫无目标、误打误撞地创业了三年，一事无成。他的创业经历和失败，被《东方时空》栏目全程记录了下来，李永新也因此遭到了不少嘲笑。

然而，就在李永新山穷水尽的时候，时代为他打开了一扇窗。

2001年左右，很多北大学生找李永新的导师，请教考公务员的问题。但这位导师是研究古代思想史的，因此推荐曾经考过公的李永新，为他们辅导申论。结果，这些学生都顺利通过了考试。

导师建议李永新，既然都是教育培训，为什么不试试公务员考试呢？

导师的建议，让李永新找到了新的方向。2002年，李永新创办了中国公务员考试资讯网，成为“公考”培训的第一批入局者。

李永新入局的时间点，正是“公考热”爆发的前夜。随着公务员招录制度的逐渐完善，以往进入体制的后门、偏门被一一堵上。与此同时，通过正规的“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部门的正门，也被打开。

雷军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公考”的风口成就了李永新和他的中公教育。2019年，中公教育借壳上市，身价达到近千亿的李永新，超越昔日偶像俞敏洪，一举成为教育行业新首富。

不过，相比于因“公考”而家财万贯的李永新，“公考”对于更多年青一代的意义，则在于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

逃避还是追求？

2013年，伴随着新一届领导层上台，国家开启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倡廉运动。无数贪官污吏落马的同时，公务员的各种福利待遇也遭到削减。

2000年后掀起的“公务员热”，一度像当时的茅台股价一般遭到腰斩。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下降，招录比下降近1/3。

不过，茅台股价的下跌并没有持续多久，而“公务员”热的冷却，也是一样。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蜜糖逐渐消耗殆尽。此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被这一轮“大刺激”所形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困扰。

为了应对这一窘境，2016年，以山西、河南、河北等为代表的省份，开启了新一轮的国企裁撤合并，大量国企员工因此被迫下岗。同期，不少江浙地区，依靠出口的民营企业，也开始因为欧美国家的经济不景气，而纷纷降薪裁员。

这时“公务员热”的重燃，几乎是种必然。

陈越就是在这样的浪潮中，加入的公务员队伍。

80年代末出生的他，毕业于一个三本院校。一次在探望病重住院的爷爷时，爷爷向病友介绍他的孙子晚辈。其中有985院校读博的，有在北京事业单位工作的......而到他时，“哦，三本的”。

病友嘴角微微浮现的笑意和轻蔑，给了陈越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参加“公考”，给自己争气。那时的他，单纯地认为公务员工作稳定轻松，在家人面前也有面子，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陈越放弃了原本挣得也不多的工作，2016年成功通过公务员考试“上岸”，回到了家乡太原。

然而随后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陈越的预料。

成为公务员第二年，政府全面开启了脱贫攻坚战，陈越被委派到离太原200公里外的忻州市下属的贫困县，担当驻村扶贫干部。

陈越工作的地方深入吕梁山脉，黄土高坡的贫瘠在那里展露无疑。大风一刮，尘土飞扬。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二十七八度，门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想要开门，需要用电炉子烤好久。

不过，相比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心的冷漠难测，才更令陈越感到棘手。

刚到村子里时，村民们就给了陈越一个“下马威”。陈越联系朋友，好心给村中的妇女送去150套服装。却没想到村中人为此吵了起来。村里的单身汉们，觉得这些女装太时尚，令自己很尴尬。而身材走样的中年妇女们，看到别家姑娘穿着合身，心里也有意见......

在扶贫工作中，陈越经常遇到脱贫意愿不强的农户。陈越只能和他们交心，做思想工作。有些农户自己不愿意脱贫，但看到邻居家通过劳动致富，心里很不服气。有些人喝完酒大闹村委会，让陈越非常头疼。

做扶贫工作，陈越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他动身前往忻州扶贫的时候，儿子才只有三个月。因为和儿子相处太少，现在陈越一回家，儿子就大哭，不认他了。

3028、3998、4080、4422，这是陈越四年公务员生涯的工资变化。虽然工作量的增加远远超过工资，陈越却笑道，这是他“激情燃烧的岁月”。

很多人说，相比于不少60后、70后的“弃官从商”，80后和90后们参加“公考”，更像是一种逃避。但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年轻人而言，随着“下海”时代红利的远去，追求“公考”，又何尝不是一种即安身立命，又为社会服务的选择。更何况，公务员早已不是那个人们印象中，“喝茶看报”的工作了。

潮起潮落

80年代，当求贤似渴的国家开始筹建国家公务员制度时，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首批60后大学生干部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90年代，“南巡讲话”掀起了人们对于金钱的躁动。时代的洪流裹挟着70后的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弃官下海”。这其中，有不少人“因祸得福”一飞冲天，但更多的，则是靠着自己后来的打拼，混得个安享晚年。

2000年之后，更多的人开始拥抱“公考”，有些人看到了这其中的商机，也有些人靠着“公考”实现了逆袭。

在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公务员考试，一度成了许多人“迫不得已”的备胎；但等到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公考”又成了众人追捧的香饽饽。不过，更多的时候，“上岸”的人们揭开锅时才发现，公务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看似稳定、却并不轻松的职业而已。

在过往40年的潮起潮落之中，“公考”，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存在，见证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也见证过不同年代人们的命运起伏。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还将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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