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从来都不由别人定义（有的美来自痛苦）

《塔希提岛之窗或塔希提岛II》 亨利·马蒂斯

《格尔尼卡》 毕加索

《牺牲》 珂勒惠支

基弗作品

《弹鲁特琴的女子》 亨利·马蒂斯

《西班牙战士》 罗伯特·卡帕

◎王建南

法国画家马蒂斯作为中国艺术爱好者所熟知的艺术家，其作品从未在中国内地以个展形式展出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艺术爱好者便开始翘首盼望法国马蒂斯美术馆与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将于2022年3月26日举办的“马蒂斯的马蒂斯”中国内地首次个展。按计划，相关作品将于近期运抵北京。

然而，法广新闻（RFI）的一则消息截图近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刷屏，因种种原因，马蒂斯作品有可能不能来到中国展览。对此，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昨天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有关决定的官方通知，正与法国合作伙伴积极沟通等待进一步消息。

1

人们喜欢马蒂斯的作品，是因为感受到画中明快鲜艳的色彩和洋溢出画面的儿童画一样的天真。马蒂斯与许多经历过战争的艺术家一样，体会过痛苦，但是对于痛苦，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表达。

1869年，马蒂斯出生在法国北部皮卡第大区的勒卡托。他一生中曾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很多画家选择用作品来表现战争所触及的多样性主题，如正义、反抗与悲悯。但浏览马蒂斯作品，我们找不到反映战争的内容。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宁静、欢快、热烈与舒适的基调。他曾把这样的主题称作自己的“责任”。他想让经历过欧洲战火的人们相信，像画面中那样坐在阳光下的舒适生活仍然是可期的，这是他的责任——对于艺术的责任，对于每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责任，亦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他用画笔反复描述人世间的喜悦与欢乐，给受难的法国人带来精神与心灵慰藉。

提到马蒂斯，大多数人立刻会联想到毕加索。的确，在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史上，这两个名字紧密相关。相对于马蒂斯，毕加索不但在作品中表现过战争，而且还深深地震撼了世界。

1937年4月26日，纳粹德国的飞机突然掠过西班牙毕尔巴鄂附近的格尔尼卡小镇，向集市和农舍猛烈扫射。近三个小时的轰炸后，许多平民百姓伤亡，该镇被夷为平地。当时身居巴黎的毕加索正好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作品，他一直在构思主题。这起残暴的轰炸使毕加索极为愤慨，当即决定以此为题创作一件大型油画作品，以表达自己对战争犯罪行为的抗议和对轰炸中死去同胞的哀悼。《格尔尼卡》由此诞生。

这件长达7.76米、高至3.49米的巨型油画，现收藏于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王妃美术馆。毕加索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和单纯的黑、白、灰三色营造出低沉悲凉的氛围，强化了悲剧性色彩，表现了法西斯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格尔尼卡》完成后，有将近20年的时间穿梭于大西洋两岸众多城市的展厅之中，没有机会回西班牙。由于毕加索生前一直痛恨西班牙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曾留下遗言：只有当西班牙建立民主政府时，《格尔尼卡》方可回到祖国。1981年9月，这件漂泊海外的杰作才被隆重接回西班牙。2014年，西班牙导演绍拉拍摄了电影《三十三天》，讲述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整个过程。一件优秀的作品，其影响力是持久的，《格尔尼卡》体现了这一点。

虽然如此，战争题材并非毕加索创作的主体。而出生于1867年的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却将一生的作品与战争紧密相连。作为德国人，她与家人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1914年，她的大儿子在一战的炮火中阵亡。八年后，珂勒惠支把对儿子的深深思念熔铸成一件黑白木刻作品《牺牲》。她以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被伤害者悲哀、呐喊、抗争。她的一系列反战作品起到了唤醒民众、团结斗争的有力作用。

珂勒惠支的同胞、艺术家安塞姆·基弗1945年出生于二战硝烟尚未散去的德国。作为伴随着战后痛苦记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德国人，其作品主题一直沉浸在深深的反思与反省之中。

基弗喜欢借助宗教圣经、北欧早期神话、古老的炼丹术、瓦格纳的音乐等德国及欧洲历史文化，反映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对曾经的纳粹德国的讽刺与鞭笞。他大量运用非传统的绘画材料与媒介，以开创性的非定型艺术形式，将深刻的主题内涵通过暗色的材质、触目的肌理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以达到反思历史的目的，进而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同样，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在艰苦卓绝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战斗中，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其中以李桦在1935年创作的木刻版画《怒吼吧！中国》最广为人知。代表着中华民族集体命运的青年壮士被捆绑在木桩上。虽然眼睛被蒙住，但他张开嘴在怒吼。一只手摸索着伸向地上的一把匕首。一旦拿到，他便会斩断一切束缚的绳索，获得解放，投入到战斗之中。画幅很小，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幅作品如鲁迅先生的《呐喊》一样，表现出鲜明有力的民族生存忧患意识。

2

与绘画相比较，1840年左右诞生的摄影术给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国人亨利·布列松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作为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他提出“决定性瞬间”，认为拍摄者在某一特定时刻，通过抓拍，将形式、设想、构图、光线、事件等所有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极为短暂的几分之一秒的视觉影像就存在于刹那之间，摄影师的使命就是要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象加以综合概括，并用强有力的视觉构图传递出来。抓拍，成为布列松摄影美学理论的核心。

这个概念在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身上得到了最为出色的展现。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卡帕在1954年不顾亲友的劝阻，来到越南战场。第二年，他不幸误踏地雷身亡，时年41岁。卡帕憎恨战争，他的镜头永远对准战场，其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于战争。卡帕曾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它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生。”卡帕的成名作如《西班牙战士》《战场的殉难者》《阵亡的一瞬间》等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

美国作家兼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及《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质疑与批评“镜-像”关系。她告诫沉迷于影像世界的人们：不应该陶醉于那“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之中”，警惕“照片对这个世界的篡改”。她认为摄影“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既是一种假在场，又是不在场的标志”，“遭遇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因此，桑塔格提出：“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

对照她的观点，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下的冲突分分秒秒不正展示着卡帕所要捕捉的战场上的真实情境吗？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同样呈现着形形色色的影像与文字的剧烈对峙局面。究竟哪一条消息是真实可靠的？到底哪一帧图片是值得相信的？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做出评判。

由此可见，艺术与现实既相互依靠，又互为对立。艺术，仿佛是人世间最为奇妙的多棱镜，折射出人情冷暖，人性美丑，人心向背。

3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作家、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首位女性院长巴巴拉·塔奇曼于1962年出版的战争史经典之作《八月炮火》，早已成为欧美战略专家、军事将领、政治人物与意见领袖增进历史智识与战略素养的必备读物。塔奇曼从战争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向全世界讲述欧洲是如何一步步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之中。

1914年6月底，当时欧洲各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金融家与企业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即将爆发的巨大战争危机只有一尺之遥。他们对于各国的政治领袖与军事谋略家加之于欧洲的战争浩劫风险浑然不觉。

《八月炮火》揭示出许多让人深思的波谲云诡。读者通过娓娓道来的文字，仿佛步入了时光隧道，置身于历史风云中的现场，亲眼目睹一批精于玩弄治国之术与权利均衡游戏的各国精英政要如何费尽心机布置连环套嵌的军事盟约的过程，亲身经历达成各式各样政治承诺的场景，而这一切算计最后又是怎样适得其反地转化为冲突升高过程中的重力加速器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谋略与战争准备机制，让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在一次偶发事件后被无法挽回地引爆。读者从中不难发现历史的吊诡与荒谬，从而反思今天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