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郭德纲曾经往事（人物三访郭德纲）

《人物》杂志酷爱郭德纲，在2017年再次采访了他，这次，郭德纲仍然侃侃而谈，不回避，谈过往、谈同行、谈那些离开的徒弟。

不敢掠人之美，这篇文字实在《人物》谢梦遥女士文字基础上修改而成，再次表示感谢。所用图片来自尹夕远和王攀。

郭德纲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一个民间的相声闲散艺人。之所以传统，在于重视规矩，并且尊重规矩，以古老班社形式，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在当下唤醒，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他的传统还体现在，他非常重视传统的师徒传艺形式，但他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死规矩，而是结合当代文化传媒公司形式，对传统的一些陋习进行修改，使传统的规矩能够适合现代的传播习惯，而不至于陷入舆论的漩涡中来。比如，他和于谦、李菁、高峰等拜师金文声时候，是跪拜磕头的，但当他收徒时，他取消了跪拜，只是让徒弟鞠躬致谢。

你在郭德纲的身上能发现很多旧时的传统，也能发现一些当代的新鲜玩意儿，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爱他的人爱得要死，恨他的人要把他弄死。至于到底是爱还是恨，取决于你站的位置，取决于你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但要想正确认识郭德纲，必须看他舞台表现之外的台下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郭德纲，才能说出你爱和恨的原因。舞台上的郭德纲大家看得多，张扬、恣肆、投入、乖张；可是舞台下的郭德纲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透过《人物》记者的描述，你会发现生活中的郭德纲是柔和的，是柔软的：对陌生人随和、客气。

1.学徒-儿徒

这个话题只要提起来，永远都是异样的沉重，甚至一些人不愿在郭德纲面前提起，因为它必然牵扯到一些过往，牵扯到一些伤害，牵扯到一些你死我活的争斗；在郭德纲与“钢丝”心里，有一份“叛徒”名单：昔日的学徒在老师的苦心教导下终于成才，可是，转眼又出卖了老师，伤害了老师。郭德纲似乎不愿称之为“叛徒”，他情愿用“弃徒”二字来称呼这些人。

对于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来说，成长为相声门里的一个“角儿”，是一条漫长、艰难又残酷的过程。因为郭德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有着切肤之痛，有着深刻体验；正因为他经历过这样的痛，所以他对那些于泥淖跟随自己儿徒有着更深的感情，这些儿徒大都是穷苦出身，赵云侠曾是个搓澡工，孔云龙与岳云鹏则是海碗居面馆的门童与递菜员。

当然，2006年之后的徒弟稍稍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德云社已经小有名气了，要想成为德云社科班学员，必须参加考试；既然有考试，就要面临着激烈竞争。

“九字科”第二批学员戴九安回忆，2010年招生时候参加考试的有200多人，而这200多人又是从上千个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通过考试能够留下来的只有60多人。这60多人编班上课，每周上一次课，每个月都有淘汰。“第一次60来个，第二次50多个，第三次40多。”淘汰制有些残酷，减员持续发生，“人越来越少，就又招了第三批、第四批，补充了这么多人，又重新分班。”

郭德纲2002年收的徒弟都是手把手教，但2006年之后随着德云社招生规模的扩大，这些新收的学员并不住家，郭德纲也不再手把手带教了，但德云社会安排最优秀的演员来带班；比如，高峰每周都有授课任务，基本上每周19次课；栾云平也会带班上课，戴九安就是跟着栾云平学习。这个时候学员与德云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松散，学员还不是德云社的人，德云社也不管吃住，也不收学费，收的唯一的一笔钱是1000多元的材料费，印着《报菜名》《夸住宅》等基本的贯口。戴九安说：“就是几张A4纸，不是为了要钱而要钱，而是为了勉励你，你交点钱，你自己就上心了。”

很多学员来自外地，“真是坐着火车来这儿，上俩钟头，坐着火车回东北，坐着火车回河南。”要愿意在北京生存，就自己租房，找个工作，晚上去天桥剧场听活。听完活，要帮剧场打扫卫生，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了，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劝退。帮剧场打扫卫生是惯例，主要是考察一个人的品性，岳云鹏、阎鹤祥等人都在剧场打扫过卫生。如果偷懒，对不起，走人。

2006年德云社公开招生的第一批学员，这个时候郭德纲已声名鹊起。阎鹤祥、刘鹤春都是第一批学员，不同的是阎鹤祥就是北京人，不用坐火车来回跑；刘鹤春当时在山东读大学，嫌两头跑太费劲儿，干脆不怎么回山东了，就在北京找了个保安工作。后来，他还做过夜班客房服务生、电信收费员等兼职。为了收电话费，他跑了很多地儿，“最累的就是收电话费，最远的到顺义，一去一天，给一张公交卡去那儿，收个一两百块钱的电话费又回来了；到处跑。”

住宿也不容易，四处辗转。最初住亲戚家，后来住保安宿舍，再后来租住400块钱一月的地下室。“后来没钱了，不知道怎么过了。师娘说住园子来吧，一句话就把人救了。搬到天桥剧场里边，吃住都管，等于是服务员一样，见天固定下来干活，每个月还给500块钱生活费。”看来能住园子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住剧场比住地下室强多了，但谈不上舒适，睡觉的地方不固定。有时候在后台地板上铺个被窝卷儿，第二天早上卷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放下被窝卷儿；有一年德云社做了很多月饼，堆在剧场二楼，晚上就把箱子铺起来当床。

在德云社有一个规矩，精熟并表演过30段以上相声，才有资格领场份，普遍要耗时两三年；只有精熟50段以上相声，才有登台机会；一般学员鲜有登台机会，即便登台也没有场份（即演出费）。这并不是郭德纲创制的新规，而是沿袭相声科班的老传统：三年学徒两年效力，人为拉长、否定速成的学艺之路，本身也是一种磨练与选择。机会只留给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坚持到最后的人，往往有着不一般的毅力和品质。在郭德纲看来，品质比才能更重要。

按照传统规矩，举行摆知仪式后才算严格意义的拜师；但通过考察的学员就能能获得郭德纲赐艺名，就可以叫郭德纲师父了。初来乍到的学员，不会赐字，只能叫郭德纲为“郭老师”。自2005年郭德纲有了名气之后，事务繁多，所以无论是学员还是徒弟，见“郭老师”一面并不容易。按照相声界的规矩，三节两寿是要拜见师父师娘的，那么郭德纲的生日宴是个见“郭老师”的机会，但名额有限，不是所有的徒弟和学员都可以一窝蜂地谁都能去的。还有，参加师父的生日宴要给师父送礼物，礼物价值大小不重要，关键是心意要表现到。

至于徒弟们的座次，则按照给字的先后顺序来排定。“鹤字科”开班一段日子后，郭德纲给这批学员一起起了艺名；刘鹤春排位第一，因为踏实勤恳，业务出众，获得郭德纲首肯。但他不是这批学员中第一个给字的，第一个给字的是郭鹤鸣。

郭鹤鸣是一个说话瓮声瓮气的退役军人，痴迷于评书，三弦弹得非常好，连德云社元老张文顺老先生也非常器重他。刘鹤春回忆道：“师爷就说叫他郭鹤鸣吧，（师父）第一个给他这个字，所以说他排在我们前面。”2006年郭德纲将金文声老先生接到北京，安排郭鹤鸣去照顾了半年；这是美差，也是重任。

10年过去了，这个被破格赐名的徒弟已经告别德云社两年多了；外界看来是一场和平分手，与曹、何两位徒弟离开德云社所引发的怨恨完全不同。2016年8月底《人物》杂志对郭鹤鸣进行了采访，他说，他依然感恩这段师徒关系，“师父的父是哪个父啊？现在好多媒体不注重这个，写单立人那‘傅’，改修车的了，瞎写。我是他徒弟，那是我父亲。”

想不到的是，在采访郭鹤鸣几天后，德云社家谱公布，提及郭鹤鸣只有短短一句话，观众为之惊愕：“欺师灭祖手段卑劣，革除师门。”

这两年来德云社的徒弟还发生了一些事儿：刘鹤春结束了一年的出家生活，重归德云社；两年前投奔听云轩的赵云侠回归了，并公开斥责与他同去的搭档戴九安为“盗卖信息的内奸”……

尹夕远 摄

家谱

郭德纲说过为什么要公布家谱，就是像一个证书一样，确定某些事情。孔云龙说，师父郭德纲最早念叨着要制作家谱，是在鹤字科刚招生的时候，“挺复杂的，不是说随便拿张纸，出个册子就完事儿了。得调查。”相声重视辈分与传承，西河门、快书门同在曲艺体系之中，各有枝蔓，三者之间有交集，要想修好家谱绝不能马虎；许多圈内的事情，只有圈内才知道，“你要瞎写，到时候人家骂街，你把人家老祖宗给人家。”这就导致筹备期延长；郭德纲借着到各地的演出机会收集相关信息。比如，2012年郭德纲到美国演出，就专门拜访了住在洛杉矶的台湾相声大师吴兆南；老人已近九旬，是侯宝林的徒弟，辈分上是郭德纲师伯。孔云龙说：“上他们家去，听老先生聊过去这些事儿。你（之前）听的，跟老先生传教的，看符不符合。师父去外边问，问完了之后，然后跟高峰他们去沟通。高峰拿笔记下来，再交给刘鹤英。刘鹤英去排版，把这个东西存到资料库里边。这么多年一点点搜集。”

这一搜集，就是十年功夫。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比如，追根溯源的话，郑好辈分要比郭德纲高一辈儿，但对外两人却以同辈相称；这是因为郑好来自东北那一支，其师爷早年间入关，当时相声江湖山头林立，考虑到与同行的相处，郑好的师爷就自降一辈儿。孔云龙解释道：“因为你辈儿太大了，这不是特别露脸的事儿，那没办法，艺人混口饭吃，上那儿去之后你还充大辈儿，人家肯定不同意。”虽然这些有迹可循，弄清楚了，但还是不能贸然写入家谱，还必须跟人本家打声招呼。哈尔滨有德云社分社，郭德纲去演出时就找到郑好的师父说明情况。孔云龙说：“我们就是这么着排下来，降那辈可能就不提了，但是您别挑理。”

还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有人带艺投师，这就牵扯到“跳门”，这可是相声圈大忌，这也要跟之前的师父通报，获得首肯才可以。

一句话：所有的小心翼翼，所有的正本溯源，都是为了尊重传统。当然，相声这行当既然是传统，规矩自然多：儿子不能拜父亲为师；后台严禁外人进入，家属也不例外；上台要穿白袜子；不能带酒（喝酒）上台；看同行演出必须先打招呼；重视辈分，长幼有序……

德云社既然重视传统，这些规矩就明明白白挂在后台，不论是谁，触犯规矩就要受到惩罚。孔云龙曾带队到外地演出，吃饭时一九字科师弟不等师哥入座就先行坐下，说话时也缺少礼仪；孔云龙说：“回北京之后我就给他弄青年队去了，给清走了，一点规矩都不懂。”当然，尊师重道更是亘久不变的规矩，德云社从2004年起，就在天桥总社的后台立起了祖师爷东方朔的牌位，逢初一、十五要上香祭拜；有一次青年队轮到天桥演出，没有及时换神龛前的贡果，郭德纲责令扣除郭麒麟当场演出费。

即便上春晚，郭德纲也按传统来，坚持穿大褂，舞台的桌上摆放绣着银龙的白手绢、扇子与醒木。老活翻新段子，不管往里面加入多少新的笑料与情节，也多冠以传统段子的名字，沿用其框架。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唱”不少唱京剧、评弹、梆子，也不是唱歌曲，是唱古老的太平歌词，可是唱这个的话，又容易冷场，但他总是在表演时唱上一段；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呀。

家谱，也属于传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也要按传统的来。于是，经过十年的准备，在德云社20周年之际，终于面向社会公开了；公开家谱的意义在于将人事奖惩昭告天下。当然，公众对错综交织的传承脉络不大关心，他们最关心的是对不同人物的评定上，特别是对那些离开德云社徒弟的评定上。

家谱显示有五人被逐出门墙，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曹、何二人之外，郭鹤鸣等三人大家都倍感诧异；当然家谱里也没有提及戴九安，因为他尚未摆知，还不是正儿八经的徒弟）。前后脚回归的两人待遇不一样：赵云侠被摘字查看，刘鹤春依然排在鹤字科前列；因为两人离开的原因不一样，刘鹤春是2015年因个人感情纠葛在藏地出家，没有构成大错，回京后马上去师父家拜谢，郭德纲当即决定，在几周后北展剧场的商演，与搭档于谦带上徒弟一起说段《扒马褂》；赵云侠是受蛊惑投奔听云轩，“几进几出颇多反复”。

在郭德纲的思想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按传统规矩来，其实就是个道德寓言。“背信弃义者”终将受到谴责，钉在耻辱柱上；“迷途知返者”会受到宽仁对待。同时，这个家谱三年一修，并不是一成不变；也就是说，现有的评定会根据个人的一贯表现而随时改变。

当然，一切不是尽善尽美，有些东西可以说，可以昭告天下，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辞，不能说，不能提。比如，张德武、谢天顺不在家谱中，然而这两人都曾是德云社的重要演员，张德武已经离世，谢天顺抱病休养中，这都不构成遗漏的理由。当然，可能是为了彰显庄重，为了体现传统，家谱以繁体竖版排制，结果充斥大量因繁简转换而产生的错别字。但这些质疑不足以对家谱权威构成挑战，真正掀起滔天巨浪的是曹金紧随后发布的6000字长文，开撕郭德纲，细数郭德纲七宗罪；这是曹金离开德云社后，首次罗列了大量细节对师徒恩怨的详尽复盘，有辩护，也有控诉。

曹金的举动让所有人意外，包括其大徒弟刘连喜，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即便7月份赵云侠和戴九安两人闹得沸沸扬扬的 “内奸事件”也没令曹金说啥，其实大家都知道赵云侠与戴九安之间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指责的是收留赵、戴二人的听云轩；这是曹金在离开德云社前一年创立的相声班社，这无疑将曹金置于道德的不利地位——跟着师父学得本领，回头来和师父抢生意。戴九安后来对《人物》说： “抹黑的是我，影响的是曹云金。一箭双雕嘛。”

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内奸事件”曝出后反转再反转：戴九安偷录了与赵云侠的电话对话，并在舆论对自己不利时选择公开，表明是赵收取了德云社2万元后对自己进行构陷。赵后来对《人物》辩称，电话里只为安抚戴九安，想不到中了“圈套”，但他承认，所谓“内奸说”，“与创作相声包袱一样，来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还好，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对德云社造成太大影响，毕竟两人都不是相声界大咖。戴九安也感叹：“没有话语权，人微言轻。”当时戴曾劝曹金出来回应，但戴拒绝了：“也没说我，主要说的是你。”戴相当无奈。

郭德纲公布家谱，彻底触怒了曹金，在他看来，这次与过往的含沙射影不同，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严重指控：“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这段话直接将他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让他无法抬起头来。

2006年11月4日，北京德云社演出间隙，郭德纲(右二）与于谦（左一）在后台串词 王攀 摄

2006年11月3日，北京德云社演出后台，何云伟（左）正在为演出间隙的郭德纲更换长衫 王攀 摄

大家长

曹金开撕郭德纲的6000长文大概分四个方面：回忆拜师学艺、央视大赛退赛、拍戏分成及郭德纲和他人的骂战；还原当年“背弃”事件；放郭德纲黑料；解释“云”字来历。对于拜师学艺，曹金讲是交了学费的，在学艺时还遭受种种不公平对待。对于学艺这一段，当时的张云雷接受《人物》采访时补充了这段故事的另一面：2001年，王惠表弟张云雷9岁，他来到郭德纲家，跟着郭德纲学艺。这是一种旧式培养方法，徒弟从小与师父一个屋檐下吃住，是儿徒。后来，郭德纲家里又来了好几个这样的徒弟，以至于接下来的几年，几个差不多一样大小的孩子每天都是大清早起床跟着师父去河边喊嗓子，“回来之后，给他点上一根烟，把茶沏上，然后他就沙发上一坐”，给几个孩子说活儿。当然，也有其他一些杂活儿，比如郭德纲喜欢在家里焚香，点香的工作一般交给最小的徒弟。对这种老派风格张云雷已完全适应并融入了，还留下了痕迹：“人家90后出去都喝饮料，我永远是拎一个茶缸子，茶不离手。”

其实当时郭德纲在北京尚未站住脚跟，自己糊口都艰难，再加上这几个徒弟的生活开支，经济上毫不划算。以至于王惠把自己的夏利车也卖了，来资助郭德纲；2003年郭德纲为了生存，还到安徽参加一个在橱窗展示的节目，为了4000元，他在橱窗里待了整整48个小时。郭德纲对《人物》说：“就是因为太爱相声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得让他认头去学。”郭德纲认定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教出真正的相声艺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他目光长远，他要培养自己日后的德云社班底，培养自己的贴心人。

这几个儿徒每天除了练声外，就是背诵，背诵大段大段的贯口。当然，每个儿徒有所侧重，张云雷专攻太平歌词，郭德纲把每段唱词录在复读机里，徒弟们跟着模仿。实际上张云雷在小曲小调方面很快有了长足进步，以至于后来的学员学习太平歌词时，听的基本都是他的录音带。自然，这帮儿徒也有淘气的时候，孔云龙和烧饼惹了不少祸；张云雷也曾挨过郭德纲的揍。孔云龙说，没见师父生气时打过其他徒弟，反而是开玩笑的时候，会往腿上捶，“来个大麻雷子。特别用力，还不许躲。”“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因为是亲戚嘛，有这方面原因。”但对这帮孩子们来讲，最可怕的时候不是师父动手的时候，而是师父不理人，那种沉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压迫感，让你感到非常害怕；这大概就是郭德纲的方法：威严。多年后郭麒麟说起过，面对父亲，总是不由自主害怕，出虚汗。

2006年郭德纲在大兴租下一个占地四五亩的大院，自己盖房，早期入门的徒弟大都随他住在这里，有孔云龙、岳云鹏、烧饼、杜鹤来、马鹤琪等，管吃管住。郭德纲似乎很喜欢家里有徒弟的热闹感觉，可他本身又是一个好静的人；于是，徒弟们在地下室台球厅打球闹腾，郭德纲在二楼书房看书。当然，郭德纲也有烦的时候；有一天起床后大家发现白球不见了。赵云侠说：“师父给藏起来了，大家都知道，也没敢问，那意思你们就注意点吧，也就一阵儿。”虽然后来郭德纲几经搬迁，徒弟们也大多自觅住处，但有几位一直住在家里，每天最少七八张嘴吃饭。这个时候一直是王惠在照顾着大家，徒弟们自然要帮忙，打扫卫生、烧火喂狗；直至王惠怀了郭汾阳，家里才请保姆。赵云侠在师父家住了6年，直到结婚才搬走；师娘每天下厨，他就打下手,厨房里有个小盒子，师娘把钱摆在里面，买菜就拿去用，从来不用报账。赵云侠已经完全融入了郭家，他笑着向《人物》回忆：“郭麒麟上厕所，老一坐坐半个小时。后来我们老说，那时候还小，十几岁别脱肛啊。”可是这六年的住家生活，并不能让赵云侠坚定跟着郭德纲的想法，他还是几次离开，不过后来还是回来了，估计，郭德纲一次次接纳赵云侠，也和他这六年住家生活有关。

家在外地的徒弟如果春节不回家，一般都是跟着师父一起过年，宴席像流水，能从早上一直开到深夜；人一拨一拨地来，有些人来了又走了，有些人来了就没走，留宿在郭德纲家，反正客房总是常备上下铺。这些徒弟中，帮师娘在厨房干活的一般是赵云侠和李鹤彪，赵云侠和面，李鹤彪炒菜，这三人几乎全天都泡在厨房。赵云侠说：“一到过年的时候可要命了，我们一站都站十几个小时一天。早上十来点钟就起来炸呀、切呀，一直能到夜里敲完钟，人走完之后，我们刷碗，这才算完事。”

郭德纲的生活就是演出、教徒弟、看书，其他的大都是师娘王惠帮着打理；王惠喜欢和徒弟们在一起，有时还会带着一群人出去唱歌，有时还拿着摄像机拍小品玩，这些，郭德纲从不参与。一帮徒弟中王惠最喜欢哪个？孔云龙！孔云龙说：“师娘把我当儿子一样，爱跟我聊天。她老是冲我发火，说骂我就骂我，但是对我特好。我想吃鱼了，我师娘就给我做鱼。我出车祸，嘴里面缝的都是针，师娘顿顿都给我做鸡蛋羹。”其实王惠还总是带着孔云龙逛街，当然，拎包肯定是孔云龙。正是这种家人般的亲情，让孔云龙在郭德纲家就像在自家一样，没钱就找师父要，少则三四千，多则两三万，“1000块钱就值不当的去要了”。至于啥时间还，或者还不还，不重要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徒弟都有这个特权，这几个极为亲近的住家徒弟才有的超高待遇。一个已经离开德云社的徒弟说：“这帮师兄弟，大言不惭地觍着脸找我师父借钱，你们凭什么呀？人家有钱是人家的，凭什么借给你们呀？”这是遭人恨了。

对于徒弟，郭德纲经常说这是儿子，这让很多听众抗拒；像赵云侠、李鹤彪等都出生在70年代，仅比郭德纲小几岁，唤作儿子似乎不大妥当；但对这些徒弟而言，他确实是那个照顾所有人衣食起居的大家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师父的职责。甚至，早期就跟随在身边的徒弟结婚，郭德纲还会包办婚礼。这些已经超越了相声的规矩。郭德纲说：“孩子们都不易啊。你不得对他好一点吗？几乎每一个我都这么管，把他家长都接来，让孩子风风光光的，劝他们好好过日子。”郭德纲包办了啥？从结婚照到戒指，从家用电器、床单被罩到婚宴，从接亲的婚车到化妆师，他能负责的都负责了。李云杰回忆2008年办的婚礼时说：“我结婚的时候是何云伟、曹云金主持，于谦老师证婚人，师父代表我父母，跟我媳妇儿他父母站在台上。” 李云杰父亲早亡，母亲瘫痪，郭德纲就像父亲一样操持了一切。李云杰儿子出生后，郭德纲赠予一个金条；李云杰母亲去世，郭德纲偕德云社全员上门祭拜，一对演员一个大花篮，院里都摆不下了。弟弟李鹤东缺少管教顽劣好斗，郭德纲出主意：“管我叫干爹，上德云社来学相声，我看着他，省得出去打架去。”李鹤东只是一名社会青年，收下他，是看他能伺候瘫痪在床的母亲十年。2007年岳云鹏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郭德纲联系医院不说，还出资十几万元；岳家要建房，郭德纲也出钱。赵云侠说，师父曾多次对他说过，“我要管你一辈子”。可是，赵云侠可是从德云社出走了，就因为与师娘吵架了：2013年大年三十，赵云侠与妻子闹离婚，师娘看不下去，就训斥：“刚结了婚，你怎么说离就离。”于是，生气的赵云侠开车走了；后来他承认自己混账，但也委屈：“有些事情只是当事人心里能明白，又解释不清楚”。

郭德纲就是如此传统，又如此仁义；自然，徒弟结婚生子，孩子起名权就由郭德纲包揽了。孩子的大名郭德纲会列一个单子，10个左右，可以挑选，小名郭德纲直接说了算：栾云平女儿叫“大盆儿”，李云杰儿子叫“大盘儿”，岳云鹏女儿叫“大碗儿”，都属于厨房的家伙儿，照这么说，郭德纲应该是“大锅儿”，一个系列。

哪怕真正父子之间也会有隐私，可是在郭德纲和徒弟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隐私。孙越说：“逮住谁翻谁的手机。密码什么呀？这个照片哪儿照的？谁呀？毛病，可八卦了。”似乎，这就是郭德纲和徒弟相处的模式，坦坦荡荡做人。

2010年1月9日，上海大舞台的后台，郭德纲在演出间隙拍摄写真 王攀 摄

小人物

不少人将赵本山和郭德纲相提并论，说在曲艺江湖，本山集团和德云社是两座大山，这两人徒弟都不少，都算得上宗师级人物。但在郭德纲看来，他和赵本山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在收徒上，就有很大差异：赵本山的徒弟不是业已成名的二人转剧场“台柱子”，就是绝活在身的潜力新人；而郭德纲的徒弟，入门时候大都是一张白纸，然后由郭德纲和德云社几个有资历的人手把手教出来，偶有极少个带艺投师的人，也是籍籍无名之辈。这就是德云社收徒：不看相貌、学历与身材，只看你是否喜爱相声，你的人品怎么样，你在台上的活儿怎么样。至于有没有在相声大赛中拿奖，提都没提。如此说来，把一张白纸一样的人培养成“角儿”，绝对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这正是郭德纲对那些“叛徒”痛心疾首的原因：本来你啥都不是，我把你调教成了角儿，你反过来咬我一口。这是现代的农夫与蛇的故事翻版吗？

当然，“叛徒”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徒弟是知道感恩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对“叛徒”这个词很敏感，这个话题也是采访禁区。张云雷不提曹金名字，其他人即便提了，只用“曹”“何”指代，孔云龙倒是聊了聊曹金，随行的德云社工作人员随即请求不要把这些讲述写进报道里；郭德纲经纪人王海则直接划掉了提前递交的采访提纲中的所有相关问题。

郭德纲谈到多年前的一桩未遂心愿，一个尚未写完的剧本，《济小塘捉妖》。他说：“不是2005年写的，这应该是1999年开始写的。我在最不如意的时候，给人做编剧，其中写了这么一个戏。”这部戏写的是一个小人物，历经落魄，被推到神仙的位置，为天下捉妖。他对《人物》说：“那可能就是我自己。”对于这桩未遂心愿，他决定要继续写下去，做成一季一季的网剧，并让儿子出演。但大家对这部历经多年写了不到10集的剧本能否重新拾起表示怀疑，毕竟郭德纲商演频率越来越高，还主持那么多综艺节目。郭德纲提起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他应该是有现实指涉：突破结界的小人物。毕竟，郭德纲不是出身相声世家，他只是一个片警和一个小学教师的儿子，曾是圈外人，在相声界没有人脉与资源；现在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他吃苦拼搏换来的，所有徒弟吃过的苦他都吃过，所有徒弟遭的罪他都遭过。用郭德纲的话来说：有些人一直想弄死我。他三进京城，最后一次才召集散落民间的同行，包括张文顺、李菁等，成立北京相声大会，2003年时更名德云社；经过10年的磨难，2005年才有起色；当然，2004年侯耀文力排众议收他为徒，对他多有提挈，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才成就了今天的郭德纲。即便这样，他说自己永远是民间相声艺人，一个民间闲散艺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小人物”：“我”字系列中奸懒馋滑但本质不坏的小人物，《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一个为传统沦落痛心疾首却不见容于主流相声界的小人物。有主流说他格局太小，是，他就是以平民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然后把这个世界搬进他的相声段子里，戏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埋藏着他过往的痕迹。

这个世界里，来了初中美术老师张承武，他坐在台下听郭德纲等人说相声，观众不到10位，郭德纲在台上砸挂：“台下的不许跑！ 我们台上有12个人，比你们台下的多，你们打不过我们！”张承武被吸引，就弃教从艺，加入了德云社，也有了艺名张德武。后来张德武又离开了，双方还闹了不愉快。来了又走的人还有王玥波、刘源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大众而言，他们喜欢的是德云社，喜欢的是德云社的郭德纲。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围绕郭德纲和德云社会有风波出现，比如汪洋官司、藏秘排油代言、打记者、反三俗等等，但那只不过是德云社这艘大船出海航行路上的小浪花而已，始终影响不了德云社这艘大船在大海里披荆斩棘。几乎没有例外，所以这些过往，包括所有难堪的、理亏的过往，都变成他砸挂的素材。知乎上有人留言说：“当年一个藏秘排油，班主从315（晚会）砸挂到年底封箱还不算完，来年开箱还不忘记这个梗。能这么理直气壮拿自己的污点砸挂还砸成清白的，估计也就班主了。”

这个“小人物”在实现财务自由后，热衷于穿戴名牌却总是成为时尚潮流的反面教材，热衷于在段子里以小人物的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热衷于怎样让听众开心，他不去说那些歌颂型相声，也不去尝试那些讽刺型相声，他就是寻找小人物的开心，在他的身上有从未离开草莽之气。

郭德纲很少具体讲与徒弟的恩怨，至多将其揉进段子里，要不写几句悲悯的诗词，在云淡风轻中，激发起同仇敌忾的效果。新三大寓言故事是什么？是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郭德纲与他的徒弟们。

有人说这是文化，曹金说这是指桑骂槐。比如，2010年曹金醉酒大闹生日宴，这天晚些时候返场表演时郭德纲唱了《未央宫斩韩信》。他的唱腔如泣如诉，观众叫好连连，可徒弟们却听出他的内心痛，烧饼（朱云峰）在后台就听哭了。后来郭德纲在微博中写道：“那几十句唱词，心头一直在喷血。几年来，从不看这段视频。今得闲，无意中点开。眼望澳洲春雨，耳听昔日唏嘘。一声长叹。莫仁于雨露而靡于草夏枯，莫严于霜雪而松柏冬青。”小人物有着不一样的大愤慨。

郭德纲主动和《人物》记者谈起徒弟：“其实孩子们还是单纯，就是走早了，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你远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厉害。赵云侠回来个10趟，走20趟，我都允许和接受。真实的情况远比你们所了解的要血淋淋得多。”提到郭鹤鸣时他说：“他是隐藏得最好的。没有人知道。外界没人知。”几个爱徒还是离开了，恼怒归愤怒；德云社还要开门迎接听众，还要继续发展，只有更加强大，才能弥合所有的裂痕。希望他们回来吗？郭德纲说，只要他们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回来的路很难走，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郭德纲对《人物》说：“有的人是可以回来的，有的人是不可以回来的。”有多爱，就有多恨，爱与恨是交缠的。对于郭德纲是这样，对于某些”钢丝”而言也是这样：他们有多爱郭德纲，就有多恨那些“敌人”。痛斥“叛徒”已经成了一种互动的粉丝体验，曹金经纪人王晶京告诉《人物》，这种趋势近两年在加剧，每当郭德纲有所影射，曹金的微博就会涌入大量辱骂，删都删不干净。“也不知道是黑粉也不知道是水军，就劈头盖脸地把你骂一顿，好像你所有付出都白做了。”当然，钢丝的情绪一旦被激发，骂的可不只是曹金，就连曹金的徒弟，也被钢丝骂了；戴九安被指为“内奸”，遭到了严重的网络骚扰，他只有取消很多朋友与伙伴的微博关注，他对《人物》称，有人通过给他的微博关注者发下流私信的方式抹黑他。戴九安说：“他们跟我女客户就直接说了，戴总介绍的，多少钱一宿？人家发微信截图给我看了，说你这怎么回事？”

郭德纲总说让那些出走者把字还他，但没有人真的这么做；曹金说他的“云”字是师爷张文顺给的，何伟则把“云”字改为“沄”字，后来又用了“云”字。郭鹤鸣说：“当爹妈的说这孩子我不认了，扭头出去了，我也不认他了，那我就更不能把我这名字改了。我真成不孝顺了。”

事实上，郭德纲早就找到了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把退社者的艺名授予新徒弟。潘云侠走了，“侠”字给了赵云侠；刘云天走了，“天”字给了李云天；张鹤文走了，“文”字给了张鹤雯，不过换成了“雯”。

郭德纲对《人物》解释道：“你不干这个，你就没必要再占一个字了。你炒菜去了，你带我一字走干吗呀？那肯定就留下这字给别人。”

2015年2月17日，岳云鹏、孙越在央视录制2015年羊年春晚相声《我忍不了》的备播带

2017年5月4日，孔云龙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演出《德云社德云三宝专场》

管理

2006年德云社注册成为一个传媒文化公司，可是还是按照一个传统班社模式经营，家长制味道很浓，这就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演员不打招呼就接外活，节目单安排随意，演员之间内讧导致有人出走。2010年八月事件中，何云伟、李菁离开，随后郭德纲开始思考怎样加强管理，这就有了“签合同”一事儿：员工需签订严格的合同，接外活需要报备并按二八与德云社分成；划分多个演出队，给队长极大的权限；成立管委会与艺委会，分管人事与舞台表演。但这种管理上的调整，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演员的收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接私活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一定时期内大多成熟演员的场份仍维持在150元。一位徒弟回忆：“那会儿天桥（剧场）基本上都能拿150的，三里屯（剧场）一多半，湖广（剧场）一小半，张一元（剧场），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愿意去外地分社演出，因为票房、工资是整份，还有两周500元的伙食补助。虽然演员之间严禁谈论收入，但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旧式规矩是不是这样的？一位徒弟对《人物》说：“我见过所有老先生跟我说的都是，后台谁挣多少钱，大伙儿必须都知道。为了刺激演员个人提高艺术水平。过去演出是计时收费，这一笸箩往这儿一放，买竹牌，我今儿想听三段相声，买三个，想听四段，买四个。” 戴九安说：“我那阵儿拿一个月工资，两千四五，两千五六，没超过三千。” 郭鹤鸣说，2012—2013年，他的平均月薪算下来在2800元。“在一个单位干了七到八年左右了，还挣一最低工资，你乐意吗？而且你面临的是成家立业，面临的是买房买车。”他一度在天坛公园找了个祭祀表演的工作，以提高收入，及至2014年底，经多番交涉，郭德纲允许，脱离了德云社。评书剧场收入微薄，但靠着去中小学开快板课、网上售卖评书录音，郭鹤鸣如今在北京买了房。他说：“我要混得特惨的话，他不会恨我的。”

德云社是否引入了职业经理人？没有。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都是郭夫人王惠。岳云鹏的经纪人、郭德纲的小舅子王俣钦说：“郭老师和郭夫人，他们两个人全面都抓。那底下就三四个高管，再底下就是老百姓了。”主要行使管理职权的是一个叫刘鹤英的徒弟，除了副总经理，他还兼任法务部、人事部的经理。刘鹤英现在对外用回本名刘佳，他因为以前在企业里做过管理，比较能干，慢慢被委以重用。王俣钦说：“因为我们这个行有师承关系，所以好多事并不是外面请个白领来，你就能给我管好的。正常的公司你不能越级吧，但是我们这里不行，照样能把你跳过去，直接找师父，因为他是我爹，你根本就拦不了我。”关于这一点，郭德纲的说法是，相声有其自身特点，找一个不懂相声规矩的职业经理人，还不如自己干。

德云社人事制度上也有极为任性草率的一面。2009年孙越成立了一个艺馨社，亏损，从业不易。艺馨社是相声联盟成员单位，他第一次随德云社在郑州商演，晚上与郭氏夫妇、于谦聊天，说到艺馨社难处，郭德纲说：“胖子你也别这么折腾了，你就归到我德云社不就完了。” 孙越说：“哥，我过来没问题，我手里头还十几个师兄弟呢。”郭德纲没有接话，一分钟尴尬地沉默，郭德纲开口了：“这么着吧，你来我全接收得了。”就在这个晚上，艺馨社全员的命运就被定了下来，于是翟国强、刘喆等人就这样加入了德云社，并成为德云社的主力演员；现在看当初郭德纲的决定可能很英明，但放在当时看，绝非审慎。

德云社规模越来越大，有400多人，如何分配利益、让每一个人都开心是一件非常困难事儿。德云社有次组织出国商演，赵云侠办好护照，郭德纲劝他把机会让给谢金，赵云侠答应了：“我师父都得照顾到，别到时候显着好像咱净顾着徒弟。”据王俣钦说，德云社有五六位老先生，如今已无法登台，郭德纲每月给每人发两万元，因为他们曾有恩于德云社，他在报恩。有没有他照顾不到的？有。戴九安说：“我跟我师父这么多年没有说过超过20句话。我敢说九字科、霄字科，很多都是苦孩子，但是没有人去管他们，都是自己去租房。之前三年，不会给你一毛钱，都得是家里支持，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我感觉这像一种融资。”

规模大了，必须有相应的商业支撑；德云社下辖9支演出队，2016年小剧场演出3000余场，5000人以上商演111场。这样的演出规模，使德云社走向更大的成功，相声也逐渐得到复兴；纽约、巴黎、墨尔本、温哥华、悉尼、多伦多等地都留下了德云社的足迹。

明明很挣钱，可是郭德纲更倾向于将德云社表述为一种关系，而非一门生意。他对《人物》说：“我对钱没有概念，所以说有时候一聊天，谁说郭德纲克扣谁谁钱，我说这就是丧尽天良，我还真没拿钱当回事。”

郭德纲出过自传《过得刚好》，这可以看做是一本花式讽刺的微博集锦，充斥着冒犯与被冒犯。封皮上的郭德纲是微笑着的，翻开书里面的文字是幽默的，但在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无所不在的江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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