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步应该迎合消费者期望吗（把美国理想主义还给我）

一，Uber

第一次坐Uber是到旧金山看一位朋友，拜访结束，朋友给我打了辆Uber去机场。

开车的是个ABC美国华裔男生，车内舒适干净，音响是顶配，车门的储物盒里还装满了各种零食。我好奇的东看西看，司机说：“我太太坐车喜欢吃零食，你也不用客气。”知道我在这座城市停留了不到24个小时，他特地给我介绍周围的景观，还有房价。他叫Jason，三十出头，全职工作是Verizon（美国的一家电信公司）的店面经理,手下有4，5名员工。一个星期工作6天，第7天倒休还来开Uber。问他，“不辛苦吗？”他说，和太太结婚买了房子，但是这几年旧金山的房价被网络新贵炒的很高，虽然他和太太都有不错的工作，没有孩子，但每个月还房贷有很大的压力。他太太是一名中级会计，没有拿到会计师证书，他们两个的税前收入应该在10万-15万之间，已经算是这个年纪收入不错的美国白领。

每星期一天当Uber司机带给他一个月1千美金左右的额外收入，对此他还算满意。我问他，如果未来要孩子还会当Uber司机吗？他在机场的送客坪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城市，说：“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搬到一个小镇上。”

我没有想明白整个事情的逻辑：网络公司的新贵们（朋友公司的所在地就是Airbnb和Twitter总部所在的街区）炒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但同时又提供了Uber这样的自由职业者的工作和收入，或许还有一种尊严。

这是一种补偿还是一种因果？

《纽约时报》的一篇“未来你可以会像Uber司机一样接单”的文章中说“你也许没有在近期内成为Uber司机的想法，但是你所选择的职业可能很快就会被Uber化。”像是对Jason的生活状态的解答，文章说，美国工资停滞不前，Uber这种按需求而存在的经济模式可能提供另外一种经济来源。同时，技术会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有弹性，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一个或多个工作，而不是根据工作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这些经济学式的分析远不如我看过的另外一篇杂志报道来得浪漫。报道中的美国Uber司机告诉乘客，他不是一名司机而是一名珠宝设计师，拉开车里的工具箱，是他的珠宝设计样品，乘车的空暇还可以看他的制作精美的珠宝画册。这份自由司机的工作成了一辆行驶的展示台。

这些美国媒体认为，Uber不仅仅是出行工具，它可以卖更多东西，给人们更多自由的选择。

“未来可能会是这样的——一小部分劳动力会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为生：你可以做Uber司机，替Instacart买东西，在Airbnb上租房子以及在Taskrabbit上揽外包”。

二，人民优步

一开始没有在北京用优步, 因为每次都是出差，听说Uber不提供收据，无法报销。但是我劝一个人到中年迷上烤面包的哥哥，去当Uber司机吧，车后箱装一箱刚烤出炉的法棍，多棒。

正式下载UberApps是在“神舟”黑它的时候，感觉自己充满了正义感，而人民优步---多么充满了人文主义、代表着美国的FreeSpirits。

几天后，有一晚在大望路的新光天地。电话里接单的司机问：新光天地在哪儿？我说，大望桥，正北，标志是SPK。对方说，不知道，我按导航找你吧。手机显示的是3分钟路程，7，8分钟后打电话给他，他说“在掉头”。10分钟后打电话，他还说“在掉头。”然后问我，“你到底在大望路哪边呀？”我又解释了几句，发现他还不知道，就打算取消了。对方说：“好”。

刚放下电话没多久，手机短信显示，我被扣了8.80元。

我等了他10多分钟，他依然没有到达指定地点，甚至在标示这么明显的一个路口。我打电话过去理论，司机说：“我已经在掉头了。”外地的口音极为强硬。我准备打电话投诉他，最后发现只能发邮件，这种投诉太不方便，于是作罢。

还有一回是去“繁星剧场”参加一个正式活动。我在打车的时终点输入了繁星剧场，最后选择了“宣武门内大街繁星剧场”。很快一辆宝马5系列把我拉到了国家大剧院东边，我虽然是北京人，但自从北京奥运后就失去了对北京方向感的自信。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对劲，我问：“师傅这是国家大剧院，我不是要去繁星剧场吗？”开车的师傅非常肯定的说，“这就是，下车”。而且把手机上的优步导航拿给我看，导航上标注着我们所在地点就是繁星剧场—中文，明明白白，毫无歧义。我头想了想，对一个软件定位技术的信任完全压倒了一个北京土著对家乡的方位判断。于是我下车，穿过一条很宽的人行道，绕到大水蛋前方，下楼梯……我想说的是，那可是38，9度的气温，加上我穿着一双7寸的高跟。等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购票处，汗如雨下的问工作人员，繁星剧场在里面吗？工作人员看着我像看着刚刚完成一场长跑的阿甘一样。

后来发生类似的事，是司机找不到我的地点，听到过他们抱怨这个导航定位有问题，我总想起那个把我拉到国家大剧院，把手机导航举在我面前的司机。繁星剧院和国家大剧院至少差10分站的车程吧，怎么差出来的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我遇到的优步司机10个里面有8个不是北京人（甚至不是北京郊区人），他们操着外地口音，一天工作10个小时。有的新车也是他们为了当优步司机，借钱买的。

最后一次是我在嘉里中心，司机很快来了，打电话问我：“嘉里中心的什么地方？”我说“嘉里中心的星巴克。”那边传来很大的声音问我：“星巴克是什么？”我说，星巴克咖啡!司机重复着：“什么星巴克咖啡？我看见一个绿色的女人头，是不是？你在附近吗？”

我当时愣在哪里，手握电话，无以应对。我以为自己支持的是一种具有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FreeSpirits”, 但这样东西，和大部分中国优步司机可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我明明在北京繁华的CBD，碰到过认不清大望路和新光天地的司机，还碰到过管“星巴克”叫绿色女人头的司机……他们可能为一款打车软件，和传说的高收入，背井离乡，成为优步北漂。人民的优步，戴上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帽子，和美国城市寻找多元化工作的白领，自由自业者，独立的灵魂，举着火炬的女神只有每接一单的补贴关系。

这完全不是那些优步北漂司机的错，是我们这些打车的人把理想主义强加到了一个供需非常赤裸裸，所有生计全部来自于开优步的人群身上。据说，很多Uber司机其实有两套软件，滴滴和Uber都同时接单。

像很多外企在中国受到本土化的冲击和阻碍一样，不过中国优步和美国的Uber相差太远。这是不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城乡劳动力的素质差距太大，我们解决的不是工资停滞的白领问题而是巨大的劳动市场和失业率问题？还是中国的商业运作到今天为止最好不要和精神强加联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滴滴和优步其实没用什么大的区别呢？

在一款打车软件里，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距，或者全球一体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上演。至少当我听到一个优步司机，用带口音的普通话大声问我：“什么是星巴克，是不是那个绿色女人头？”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幻像破灭的声音。

据说今天是优步进入中国一周年，我不是来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砸理想主义者，和贩卖理想主义者的。

醒醒，把美国理想主义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