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绿帝王绿区别（红配绿太俗那是对它的历史身世了解太少）

谈到色彩界最引人注目的一对CP，当属“红配绿”了。在色相环中，红、绿互为补色，它们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当看到这个难以驾驭的撞色组合，很多人会接上一句“赛狗屁”，“红配绿”也被打上了“俗气”、“土气”的标签。

可是在大自然界，这种色彩搭配很常见，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风景色，随处可见的红花配绿叶，即使色彩饱和度很高也不会感觉刺目，只会显得丰富多彩，十分的和谐，因此有了“红花还需绿叶配”的说法。

那么，自然界生机勃勃的“红配绿”，是如何降到了配色鄙视链底端的呢？这一切，还得从几千年前的先秦时期说起。

1、初识红和绿

《春秋左传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礼仪之邦的华美服饰，为中国赢得了“衣冠王国”的美誉。中国古人对服装色彩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现代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正色”体系，即“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五色的混合被称为“间色”。通常一件服饰，外表用正色，内里用间色；上衣用正色，下裳用间色。

正色概念，源于“五行”，五行与五色相配，“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而有一些间色，也毫不逊色，比如天青、石青、绛紫、黧黑、苍黄、松烟灰、霁色等等。传统服饰的色彩美学，最妙就在于正色和间色的搭配运用。

各个历史时期的颜色搭配，都有自己的讲究，色彩既可以用来体现身份等级，也可以用来区分朝代特征。

周朝时期，推崇青色，天子都是着“青衣”。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古人对于蓝绿色系，区分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因此“青”更像是一种泛指，在各个历史阶段涵盖了绿、蓝、苍、碧、青白、青黑等一系列色彩。因此在古代，绿和蓝都可以用来描述“青”。最早的青绿色，多半是从铜矿中提取的。

在周人眼里，“玄”、“纁”二色最为神圣，分别象征天与地。“玄”比那五种正色还要尊贵，是“天之色彩”，按照现在的颜色标准，就是黑中带着红色。而“纁”是“地之色”，就是赤与黄色的结合。

这样一种对于黑色系列的喜好，延续到了秦代。在秦人眼里，黑色系的尊贵程度更上了一层楼，黑色系不仅展现在服装和头饰上面，也运用在了各种建筑物中间，连皇帝住的地方都是黑色的，完全没有走金碧辉煌的风格路线。

到了汉代，初期传承了以前的黑色喜好，紧接着，是黄色受到皇家的推崇。后来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服饰的颜色逐渐多元化、装饰化，色彩界“新星”辈出。等到独尊儒术时，我们的主角之一，红色，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它与中国人延续千年的奇妙缘分。

横空出世的所谓红色，到底是一种什么颜色呢？要知道，在正色中已经有了“赤”。其实，古人描述的红色是一种间色，是赤与白色的混合。在红色家族里，根据颜色深浅和制作工艺又有不同的区分。

最出名的红色染料是朱砂，由这种矿物质调制的色彩被称为“朱红”。朱红等级最高，被定为正红色。一般着“朱衣”、服“朱绣”的都是皇亲贵族，高昂的原材料成本、难度大的“石染”加工技法，使得朱砂主要在官工场生产使用，民间用量很少。

有一种红色染料来自大自然，叫做茜草，利用茜草调制出的色彩被称为“茜红”。相比朱砂，茜草的使用要广泛得多，美中不足的是，“茜红”的红没有那么“正”，它是一种偏黄色调的红。

另一种植物染料叫做苏木，苏木是一种神奇的染料，通过与其他原材料搭配使用，它不仅可以调制出朱红，还可以染出深红、浅红、桃红等各种红色家族成员。

还有一种叫做红花的植物染料，可以制出大红、水红、莲红、银红等颜色。在萃取红色素之前，需要把它中间的黄色素先去掉，这就导致红花染色的制作工艺复杂，造价很高。

那么“青”呢？在《说文解字》里记载道：“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由此可见，尚青，同样是当时的一种文化。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追求返璞归真、清新自然，“尚白”之风盛行，白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服饰之上。不过这一阶段很短暂，大唐帝国建立以后，红和绿成为了绝对的主角，“红配绿”也是那个朝代的经典配色。

2、红绿唐朝

唐高祖武德年间，颁布了《武德律》，这是唐朝立法的开端。其中规定道：赤黄和太阳的颜色相近，而太阳是皇帝的象征，因此赤黄是皇服的专属色。

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着绯色，六品和七品着绿色，八品和九品着青色。普通老百姓可以使用水红、粉红这种较浅的色系。

当时官员朝服上面的红色，一般都是用苏木染出来的。所谓的“绯色”就是绯红色，穿戴起来十分喜庆，代表着荣誉、身份和地位。有意思的是，着这些服装的官员，他们的夫人相对应会身穿青绿色，红配绿，就像自然界的红花绿叶那样和谐美好、吉祥如意。

此外，皇后在正式场合，会身穿红色服装。除了她能着正红色之外，其他嫔妃是不允许使用正红色作为服饰颜色的。一旦发现有人违规，轻则入刑，重则杀头。

后来，红配绿被大胆运用在了婚服上面，“婿假穿绛色公服”、“妇青色钗钿礼衣”，红色是成功男人的标志之一，青衣黛眉是女子端庄美丽的象征，“红男绿女”的概念就这样开始形成了。

唐人对色彩的理解走在了时尚潮流的前端，已婚女性披帔，未嫁女子着帛窄，她们自信丰腴的身材，配上红裙袍，俨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唐代女子尤其钟爱一种红色“石榴裙”，它是唐诗里经常出现的服装样式，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血色罗裙”便是石榴裙。还有李白诗云“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连武则天也在《如意娘》中说道：“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石榴裙代代流传，便有了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俗语。

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单一色系的服装，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红色加绿色的搭配方式便应运而生。《太平广记》就记载：“一妇人着红衫、绿裙。”而在敦煌人物画里，整体色彩搭配也是大红大绿。

红与绿集中于一身，形成别具一格的色彩碰撞，充分展现出唐人的高级审美观，在唐诗中多有体现，比如岑参《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中的“柳亸莺娇花复殷，红亭绿酒送君还”，杜牧《江南春》里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还有王维《洛阳女儿行》的“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李商隐《赠荷花》的“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等等，红配绿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存在感。

当然，唐代的红配绿并不局限于服装领域，比如在陶瓷工艺上，唐三彩使用了红、绿、白三种颜色。以白为底，红绿搭配形成鲜明色彩差，从而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还有那些大型建筑物，建筑体的柱子采用了红颜色。建筑装饰是一种以赤白为主，青绿为辅的彩画样式，被称为“红绿彩画”。在敦煌壁画里有比较直观的实例，比如莫高窟第217窟北壁壁画《观无量寿经变》，建筑物的梁架就是朱红色。还有铜川唐墓出土的三彩院落，屋顶是青绿色的琉璃瓦，青色的窗户，柱子则是朱红色的。

虽然大唐王朝处处可见红配绿，但是绿色的地位明显没有红色高，它们除了出现在低等级官员的官服上，还有一些特殊的用途，比如《封氏闻见录》里记载着，对于有罪的官员不使用仗刑，而是给他们戴上绿色头巾，如果罪行较轻，头巾戴不了几天；倘若罪行严重，戴头巾的时间就会很长了。渐渐地，戴绿色头巾成为了一种绝佳的羞辱措施。

3、再识红配绿

宋朝延续了唐代“红男绿女”的婚服传统，各种诗文中也不乏红配绿的身影，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有云：“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王安石《清平乐·云垂平野》曰“阒寂幽居实潇洒。是处绿娇红冶”，还有李清照《如梦令》里那句流传千古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同时，另一种重要礼服登场，叫做“霞帔”，类似于现在的披肩。从宋代开始，霞帔被收入到了命妇礼服规制里。这种配饰有“红霞帔”、“紫霞帔”等等。除此以外，舞女会穿着霞帔表演，也被称为“直帔”，它让女性舞动的身体显得更加婀娜多姿。

而“绿帽子”在元代得到了进化，《元典章》就有规定：凡是家中有在外做娼妓的，她们的男性亲属都要戴上青绿色的头巾。

到了明代，霞帔不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了，它被划分成不同的颜色和图饰，代表女性不同的身份等级。这一时期，凤冠与霞帔的组合形成了。明朝人颠覆之前的传统，在婚服里面采用“绿男红女”的概念，状元服搭配上了凤冠霞帔。

新郎的婚服是青绿色的，新娘则是头顶红色盖头，身着红色对襟大袖衫和红罗裙。其中皇亲贵族的霞帔上绣有各种纹样，平民百姓则使用素色。雍容华丽的红色花纹图案，充满了喜庆感，让新娘的肤色显得更加红润有光泽，女性婚服采用红色的形式就此固定了下来。

明朝还进一步拓展了绿色头巾的使用范围，规定只要是从事娱乐工作的伶人们，都要戴上绿色头巾，以示他们属于社会底层行业。

到了清代，无论男女都开始穿着红色婚服，旗装样式，红色从此在中式婚礼中站上了C位，婚礼使用大红喜庆色则变成了默认的习俗。在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化学染料的引进，终于解决了之前红花染制大红色的成本难题。后来随着西方光学知识的普及，红色和绿色得到了更加科学的细分。

也是在晚晴时期，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西方舶来品被定义为“先进的”、“现代感的”，而中国本土的被归类为“落后的”、“乡土气的”，包括红配绿在内的传统审美的地位一落千丈，大红大绿被视为了“大俗”之物。

可是在遥远的欧洲，却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人们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大受追捧。中国元素被运用在了时装设计领域，欧洲人意外发现，这个古老东方国度尤其喜欢红色和绿色。

顺着此种思路，设计师们在创作中国风格服饰和其他作品时，总是离不开红色搭配绿色。只要掌握好比例，就能搭配出层次美感。红配绿，重新焕发出生机。

时至今日，红配绿，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取向， 更是一种心理暗示。不然你看，在国际时尚舞台上，强大起来的中国人，又自信的穿起了大红大绿。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筱弓

参考资料：《织色入史笺》、《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食色里的传统》、《中国染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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