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鲁迅的学校（作为大学教师的鲁迅）

《两地书》是鲁迅与伴侣许广平之间的往来书信集，世人多目为“情书”，但实际上，这本集子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而大多是“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这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平实甚至琐碎。书中最为可观的部分，是鲁迅对许广平披露内心苦闷与郁愤的段落，以及对世事人情的看法，前者见其深度，后者可见其世故。且读者大多忽略的一点是，至少在前期，鲁迅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对作为学生的许广平说话的。《两地书》的第一集在北京的信件，视其为师生之间的通信，似乎也并无不可。而占全书最多篇幅的第二集“广州—厦门”的信件，是鲁迅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任教时写下的。在这一集中，鲁迅可谓满腹牢骚，对厦大多有不满。从《两地书》中，可以窥见一个较为真实的作为教师的鲁迅的形象。

鲁迅一生当过公务员、教师与自由作家，在这三个主要职业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作家的身份。后世虽多尊称其为“鲁迅先生”，然而“先生”这一称呼，也更多是建立在其作家身份所取得的成就之上的。鲁迅当过中学教师也当过大学教师，在绍兴和杭州任中学教师及校长时，资料不算多，在此不提。而他全职的大学教师生涯非常短暂，严格来说只有在厦大及稍后在中大任职这一段时间，前后不足一年，之前在北大及女师大等大学的教职只是兼任，那时他的主业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

鲁迅并不是那类典型的、职业化的大学教师，这在他去厦门之前已有端倪。早在1922年，北大爆发了著名的讲义费风波，校长蔡元培一度与冲入校长办公室的几十名学生对峙。此次事件起因为北大彼时财政紧拙，不得已向学生收取讲义费，犹如今天大学的教材费，按理本属应当，未料却激起了学生的激烈抵抗，以致酿成不小的风波。最终讲义费取消，为首的“捣乱分子”冯省三被开除学籍。“挑事”的学生冯省三自然不会讨蔡元培、胡适这一类师长的喜欢，但与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却不错。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人出于维持学校秩序的角度考虑，自然不会认同冯的做法。而鲁迅当时则针对此事写了篇小短文《即小见大》，里面写道：“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他对冯省三的态度，可见一斑。直到三年后，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鲁迅还提到过这件事情。

到后来更严重的女师大风潮事件中，鲁迅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尽力维护学生，深深地被牵扯其中，不仅和教育总长章士钊打起了官司，还引发了与陈源（西滢）的著名论战。从以上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作为兼任教师的鲁迅，始终游离于体制与教师体系之外，而更多地与学生贴近，对于当时教育界的认识，更有一份旁观者的冷静和清醒，他在给许广平的第一封回信中，就写道：

“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环，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甚至对于“教育”本身，他也持有怀疑：“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

“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一点在今天的教育界也是远远未能达到的目标。不知道各位教育工作者在翻阅《鲁迅全集》读到这一句时，会不会感到汗颜。

以上是鲁迅在作为一个兼任教师时的基本立场。当他成为了全职的教师时，情况又是如何呢？

1926年9月，因女师大事件丢了公务员饭碗的鲁迅应时任厦大国学院院长的友人林语堂之邀，到厦大教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兼任研究教授，薪水是四百银元一个月，合约二年。报酬不可谓不丰厚，想必鲁迅在赴闽初期，虽然难免对当地风土有些不习惯，但大概对厦大的教书生涯还抱有些期待。不过，九月份开学没多久，鲁迅便在信中跟许广平发牢骚：“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即使鲁迅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也逃不过被校方催促“出成果”的命运。我们后人看来，自然觉得可笑，然而这却是大文豪鲁迅在当时面对的真实境况。

鲁迅在厦大的课时只有六个小时，并不算多，不过除上课之外，杂务也是相当繁琐，要看学校和国学院季刊的作文，指导研究员，还要帮忙编辑一套丛书，可谓充实。不过这尚算是职务范围之内，最令鲁迅头疼的乃是人际关系。

众所周知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已水火不容，然而厦大国学院偏偏又聘请了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的顾颉刚（《两地书》作“朱山根”），顾颉刚又引荐了另外的一些人，这批人与鲁迅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互相看不惯的。鲁迅认为这帮人无聊浅薄至极，“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嫌他们吵。另外还有从女师大来的院长襄理（类似行政秘书）黄坚，鲁迅认为此人浮而不实，善于兴风作浪、背后告状，无奈却能得林语堂重用。

厦大当时对于新到的教职员，似乎安置也并不妥当。鲁迅的宿舍要用作陈列物品之用，学校便告知其须搬出，然而要搬到哪里又没有通告，好不容易指派了一间，却又没有任何家具，鲁迅亲自去找黄坚交涉，黄大发一通脾气，方才把家具的问题解决。然而别的问题又出现了。鲁迅房中原有两个电灯泡，电机匠非要取走一个，鲁迅对此的评价是：“此校用钱并不少，也很不撙节，而有许多悭吝举动，却令人难耐。……其实对于一个教员，薪水已经化了这许多了，多点一个电灯或少点一个，又何必如此计较呢。”

此外，鲁迅也看不惯学校里重金钱的风气：“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在谈话中常听见；我们在此，当局者也日日希望我们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想养牛之每日挤牛乳一般。某人每日薪水几元，大约是大家都念念不忘的。”若是普通公司，注重员工效率实行受益最大化也就罢了，但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如此急功近利，投入了就想马上看到产出，却是行不通的。学术发展需要适度宽松与自由的环境，而这种氛围在当时的厦大国学院则难以寻觅：“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

和当时的北大一样，在厦大文科也受到理科的排挤。而国学院内部，各种派系也互相倾轧。一些教师的作风，鲁迅也极为不屑：“有些教授，则惟校长之喜怒是问，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无所不作，妾妇之道也。”除此之外，“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使人想到描写知识分子之丑态的钱钟书的《围城》或沈从文的《八骏图》。所不同者，钱沈的文章是虚构，鲁迅在信中讽刺的这些行状却是其亲眼所见。若鲁迅能写成那部以几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想必会极为精彩。

以上种种，导致鲁迅来了厦门才一个月左右，便已经对厦大的现状极为失望，认为国学院“毫无希望”，而且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厦大：“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厦大虽不至于此，然而这句话里所形容的当时办学的盲目粗疏，在今天的人看来，也许亦心有戚戚然。鲁迅在厦门心境之枯寂，从《坟》的《题记》、《写在〈坟〉后面》和《朝花夕拾》中的后面几篇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极好的抒情文章。

鲁迅当初来厦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北京与“正人君子”打笔仗有些厌烦了，本想是到南边清静清静，但为其盛名所累，倒几乎是一刻都不能清静。平日里与学校那些人打交道已经厌烦至极，学校因他是“名人”，又时常让他作陪应酬，太虚和尚来了，他要作陪，马寅初来了，他要作陪，大银行家来了，他也要作陪，此外还有校长宴客，或者某场合邀请他发表演说之类，而鲁迅虽不喜应酬，却往往也难以推脱，在信中叫苦：“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学校表面上尊敬他，因他是“名作家”，但在实际生活上，却并没有显示多大的尊重，安排给他的厨子，做菜不合其口味“懒而狡猾”；十二月时，庶务科又要让他搬家。鲁迅慨叹：“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尊重。可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学校对教师的做法，还欠缺一点人性化，欠缺人文关怀。对教师尚且如此，校风也可想而知。

待了大约两个月，厦大与鲁迅的矛盾便基本上已不可调和。校长林文庆是个尊孔的华侨（显然与鲁迅理念不合），又“因为花了许多钱，汲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些牛乳一般”，但实际上，校方是否如此看重鲁迅这匹牛所产出的“牛乳”呢？且看十一月的一封信：“国学院也无非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于是他们就从此没有后文。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已有，却并不真准备付印的。”学校究竟是注重学术成果，还是不注重呢？不禁令人十分迷惑。

鲁迅在厦大本已受了一肚子的气，未料在一次“校员恳亲会”上，竟还有人大拍校长的马屁，“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那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般……”极尽恭维之能事，无怪乎鲁迅气得“真要立刻跳起来”。

“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计要走了……”鲁迅遂决定辞职，因为他认为厦大要的人物，是“学者皮而奴才骨”。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鲁迅仅在厦大待了四个月便离开了，不可谓不短暂。如此迅速从厦大辞职，主要的原因既不是因为钱（厦大开给他的薪水在当时是颇高的），亦不是因为学生，而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并没有受到学校应有的尊重，以及与其他教职员的不和，同时亦希望尽早与身在广州的许广平团聚。因此，即使后来中大给出的薪酬远低于厦大，他也并不介意，欣然前往。（在中大因为种种原因又旋即去职，这是后话。）十二月二日给许广平信中的这几句话，大概可视为他当时心理最真实的写照：

“在金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罢了，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万分幸福了。”

即使顶着“名作家”“教授”这些光鲜亮丽的名头的鲁迅，也免不了为生计所驱驰之苦。鲁迅为人有一点“名士气”，到底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因为他作为鲁迅，尚有这个底气与条件，若换作是别的远不如他的小知识分子，被社会排挤得走投无路时，又会如何呢？从他的朋友范爱农的故事，以及他所创作的《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中，大概亦能略知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鲁迅在厦大到处都不如意，但对于他的教师的本职倒还是恪尽本分的，尽管在《两地书》中对这方面提得并不算多。鲁迅的课颇受学生欢迎，常有别的院系的学生来听。对于学生，他也留心观察：“此地之学生似尚佳，清早便运动，晚亦常有；阅报室中也常有人。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我自省自己之懒惰，殊为内愧。”鲁迅热情地帮助厦大的文学社团“泱泱社”和“鼓浪社”，社团的学生要办一份刊物《波艇》，他也一如既往地看稿校稿并帮助其出版（鲁迅在信中，称之为“打杂”）。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他从不会因为他人对自己的认同或追捧而失去冷静。对于学生，他自有其判断：“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比起学生是否喜欢自己，作为教师的鲁迅更看重的，似乎是其中是否有“特出”之人。

鲁迅的辞职，引发了厦大学生要求学校改革的学chao，鲁迅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但也不要认为，此次风潮的起因就因为鲁迅辞职那么简单，实在是因为学校固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早在鲁迅来之前厦大便有过学chao），学生才以此为由头向学校发难。在得知鲁迅辞职之后，有几个学生要追随他一起南下，鲁迅叹道：“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

对于教师的身份，其实鲁迅也曾有过踌躇。“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我们知道，鲁迅最终选择了作家这一身份。这其中自然也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但从鲁迅的个性上来说，作家也比教师更适合他。学者或教授，终不及作家来得自由、痛快。

鲁迅的大学教师生涯，看来是处处碰壁，处处掣肘，并不愉快。今天我们在看这些信中的牢骚时，除了会心一笑，也大概能领会到，民国时的教育界，与今天的教育界相比，其实也并无实质的不同——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了。